萧瑀(577－650)，字时文。隋炀帝时，任绍青光禄大夫、内书侍郎。唐建国后，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萧瑀虽然勤勤恳恳，但性情褊狭，因此常忤帝意。
献计解围计成遭贬
梁武帝萧衍长子萧统信佛能文，世称昭明太子，他就是萧瑀的曾祖父。萧瑀虽然出身高贵，但传到他这一代，后梁政权已经衰微，早已沦为北周王朝的附庸。
杨坚以隋代周后，萧岿未有任何反对之举，这使杨坚十分高兴。开皇二年(582)，杨坚把萧岿之女聘为次子晋王杨广的王妃。开皇三年(583)，9岁的萧瑀被封为新安郡王。
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废太子杨勇，以晋王杨广为太子，萧瑀因此得授太子右千牛(太子宫属)。4年后，杨广继位为帝，即隋炀帝，萧妃成为皇后。作为国舅，年届30的萧瑀也日渐受宠，很快迁升为尚衣奉御，随后又升为检校左翊卫鹰扬郎将，一时权倾朝野，成为萧氏家族的顶梁柱。
因为是皇后之弟，隋炀帝最初对萧瑀非常信任，委以机密要务。但萧瑀在官场上秉性不改，刚硬耿直，常对隋炀帝刚愎自用的行为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这让隋炀帝很是恼火。次数多了，贪图享乐的隋炀帝便逐渐疏远了他。
隋炀帝生性好动，巡游无度，虚耗民力。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又北巡长城，结果在雁门(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始毕可汗率领的骑兵围困，形势万分危急。萧瑀献计说：“听说始毕可汗此次是假称打猎统兵来这里的，始毕可汗行此背逆我隋朝之事，义成公主并不知情。根据突厥人的习俗，可贺敦(可汗的正妻)可以参预国家兵马之事。当年，汉高祖平城之围的解围，就借助了匈奴阏氏的力量。如今，义成公主是以大隋王朝皇帝女儿的身份嫁给始毕可汗为妻的，她在突厥的地位是以我们大隋王朝的强大国力做为支撑的。如果我们派一位使者北使突厥，向义成公主说明事情经过，雁门之围可不战自解。即便不成功，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害。臣又听人们私下议论，说陛下平定了突厥以后，还要发兵征讨高丽，人们对陛下这种做法很是忧虑。正因为陛下如此穷兵黩武，连年争战，才导致了人心不齐，士气低落。请陛下明确下诏颁告将士，不再进攻高丽，全力讨伐突厥。如此一来，百姓心安，将士都是自卫而战，何愁解不了围呢？”隋炀帝觉得此计可行，便立即颁诏执行，并派使者去见义成公主，晓以利害，让她从旁帮助。于是，义成公主遣使告急于始毕可汗，称突厥北方有警。由此，始毕可汗领军驰去，雁门之围遂解。
雁门之围解困之后，隋炀帝不顾君无戏言的大忌，竟自食其言，又要讨伐高丽。因为萧瑀的劝谏，使得炀帝已下诏不征高丽，这使炀帝非常恼火，便怪罪萧，炀帝对群臣说：“突厥狂悖为寇，能有多大能耐？因为我们人少，才遭到了突厥的包围，萧瑀却借机恐吓朕，迫朕下了那道诏书，这是扰乱人心，情不可恕。”恼怒之下就将萧瑀贬出了京师，使其出任河池郡郡守，并急不可耐地打发他当天就出发。不过，这一贬倒使萧瑀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从此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性情褊狭常忤帝意
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攻入长安，不久就派人招抚萧瑀。萧瑀见隋朝大势已去，便率河池郡军民归顺了李渊。萧瑀因此被授予光禄大夫，官拜吏部尚书，封宋国公。武德元年(618)正月，萧瑀随秦王李世民征东都洛阳，任右元帅府司马，参赞军务。同年六月，萧迁为内史令。这样，他又成为唐王朝的大臣，与裴寂、刘文静等开国元勋并为开国宰相。
萧瑀素与高祖李渊有旧，而且因他是前朝独孤皇后的女婿，与唐高祖存在裙带关系。因此，唐高祖待萧非常优厚，也非常信任，把他当作心腹看待，常委以机枢要务，把所有的大事都交其处理。唐高祖每次临轩听政的时候，必定特别恩赐萧瑀坐御榻交谈，并按亲戚身份称其为“萧郎”，而不直呼其名。
萧瑀办事认真，却爱钻牛角尖，有时还会让宠爱他的唐高祖起误会。按唐制：内史省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发号施令的机构。作为内史令，有起草诏令把关颁行的责任。有一次，高祖李渊觉得有些诏敕内史省没有按时宣行，便对萧瑀责备了几句。萧瑀便以实情相告说：“往昔臣在隋大业年间任内史侍郎，亲眼目睹内史省宣布诏敕，行为草率，有些内容前后矛盾或相违背，各部门在执行时无所适从。现在的诏敕一定要认真地确认，直到它不会前后出现矛盾才宣布，所以，这些诏书、敕令就久留中书省了。因为大唐王朝的基业刚刚建立，凡事都会涉及到国家的安危，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颁宣下去后，就会误大事。”高祖听后大喜，说：“爱卿能如此用心，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随后，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两大集团就皇位继承权展开争斗，萧瑀在其中仍是公正对待二人。武德早年，他随秦王取东都洛阳，对秦王的神武和才干就很佩服。在太子李建成企图谋反事发后，高祖李渊想迁延时日，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回避儿子之间的矛盾。萧瑀就此谏议高祖，要立即做出决断，决定谁能继承大统，还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之语相劝，但高祖不听。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发生了。
面对突发的政变，萧瑀趁机进言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李渊此时也无能为力，只好把皇位让给了李世民。
秦王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对萧给予自己的支持念念不忘。他还特地赋诗赠送萧瑀，其中有“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之句，对萧瑀刚正不阿的品性大加赞赏。
萧瑀脾气不改，每与宰相们参议朝政，便喋喋不休地说长道短，固执己见。房玄龄、魏徵、温彦博等新任宰相也只有同他辩驳一气，说服不了他时，往往说他是老顽固，并且在政务上也与他产生了分歧，这可让萧瑀窝了满肚子火气。正好房玄龄等人有些小过失，萧瑀就痛切弹劾，但却得不到唐太宗的理睬。从此，他怏怏自失，觉得自己在新主面前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太宗曾问萧瑀欲保社稷的长久之计，萧瑀提出了一条逆时代潮流的分封诸侯的主张，说：“汉分子弟，享国四百年。魏晋废之，亡不旋踵。”他的这一建议一度让大家动了心，但在臣议之时因魏徵的坚决反对而作罢。
萧瑀受萧梁家族的影响，崇佛观念很深。然而，唐太宗注重治世，对南北朝以来日益膨胀的佛教势力予以抑制，乃至反对。最初，唐太宗因政局未稳，抑佛之心并不明确，常因势利导，尤其对那些元老重臣们。他知道萧瑀崇佛，曾特赐给他绣佛像一躯，而且在佛像一侧还绣有萧衍的肖像，让其供奉家中。后来又将王褒新书之《大品般若经》送给了萧瑀，同赐一套袈裟，以备讲诵佛经时穿用。但到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唐太宗坚定了抑佛的决心，还颁布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开始以法令形式抑佛，即使是崇信佛教的朝廷命官也不放过。唐太宗经常在朝廷上非难那些崇佛官员。后来，萧瑀见朝廷上不能信佛，便请求出家，太宗虽不高兴却故意允准了，说“朕甚知萧公素爱桑门，今天我怎会违逆你的志愿呢？”谁知萧瑀想了想，又不出家了，上疏说：“臣思量再三，窃以为不能出家。”
太宗对萧瑀这次出尔反尔的举动很反感，回想起他迂执的为人，更是气不过，于是下诏夺了他的爵位，下放为商州刺史。贞观二十一年(650)，萧瑀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复封宋国公。不久，他跟随太宗来到玉华宫，死于宫所，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