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草此篇，虽名为《约法与教育》，我更盼望力图约法以上教育以上的工作，再概括说几句结论。现在时事不靖，无可讳言，但必有所以不靖的原因，多次小革命，终无了局，必须综合作一次心理的大革命，才是社会安宁正轨。这篇拙劣的文字，分为三段。第一段感想，欲谋真正和平，非大家把胸襟扩大不可。第二段解释教育，应崇尚纯正精神，以盐税拨充基本教育经费，不过是一种可能的现成的办法，人生当然离不掉生计，并非以教育为与生计无关，以生计为目的，自有从思想肃清可以达到之路。最后第三段希望，觉得约法以上教育以上的工作，大有可为！我这篇东西，为陈述感想是小事，为教育运动，却是一个主旨，尤其是提创大同，征求大同协会同志，是莫大的愿望。至于大同协会之组织和详细办法，胸中犹有成稿，当再与当世明达君子商榷焉。
（《约法与教育》1930年12月刊于天津）
杭州回忆
（1937年）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白乐天的这两句诗是我居杭十二年的根本原因，学校的兴趣，当时一堂弦歌，所谓得英才而教育，固然很可回味，但只好算过去的余事，西湖是永久可以任我优游而且觉得更可爱的。今年重阳应在杭同学之约，小住数日，集八十余人欢宴，唱碧梧校歌，依然如在明远礼堂中，而且各以公务员着制服，一如当年校服，尤为引起旧感，秋风黄叶，使我依依不能去。翌日晤越风社主编黄萍荪君，很诚恳地嘱我写一篇两级师范学校回忆录，社会的眼光，或以为有若何特闻，涵养于长期的十年教训，写出来实在没有意思，不过“惟斅学半”这句话的确有道理的，至诚可感人，尤其是师弟之间，天然情义，清苦的教育事业，大家所以都愿意干，无非为此，我且率直地随随便便写在下面。
凡事有缘，我于杭州或者可以用得着一个“缘”字，因为两级师范开校那一年，我还在日本高等师范本科一年级并没有毕业，我的先辈许季茀、钱均夫、张燮和是那年恰好毕业，何以不回来呢，监督王孚川先生曾先去聘请他们，据说不愿就教务长。又和我来商量，我当然也不能答应他，他弄得没有办法。后来他向同乡会请求公举一人去当教务长，同乡会专程开了一次会，他们三位不到，我照例去出席，结果竟公举了我回来承其乏。那时同乡会的精神很好，一经决议是不能不服从的。我呢，那时还是一个苦学生，已经自费六年把家里的田产卖了维持，又自己译书，经济非常拮据，正是难以为继的时候，加以同乡的劝勉，就贸然应命了。
正好本科一年级学年终了，于是就向学校休学一年，又承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的允许，并且指导我种种要点，又请他介绍一个图画手工教员吉加江，而王孚川先生已聘定早稻田的一个教授中桐确太郎担任主要的教育。其中我还有一种为难情形，因为嘉纳先生有些不乐意，他说早稻田派的教育不纯正的，无奈聘约已定，我和他们两位日本教员，赶程回国。
两级师范是民国纪元前四年四月十五日开校，我赶到杭州已经是四月十三。到了学校，指定一间房子给我，一只床一张桌，其他一无所有，仅两天的工夫，把锣鼓要敲起来，现在回忆的确有神助的，好在我临行时将日本高师内部办事情形，详细调查带来勉强应付。我那时是一个西装少年，开校那一天，当然就地长官，抚台以下提学使等大家翎顶辉煌，先行谒孔礼，我曾以西装也一同三跪九叩，两位日本教员和我跪在并排，还要低声的笑。十五开校，迟到十八就正式实行上课，糊里糊涂，毫无根据的把课程排了出去。全校教员，都是由什么什么大宪介绍，全不相识，配来配去，终觉得文学教员太多。最可记的一次笑话，某教员是抚台介绍的，他上国文课，不知道从何处选了一篇东西，内中有“绞脑浆”三字，不巧缮写者误写了“咬腊浆”，学生问何解，他说古人勤学，寒冬不暇暖食，将腊浆就是冷的东西，随咬随读就是了。学生大哗，立刻跑到我这里一定要我亲到讲堂去看，我不得已只好去。果然三个字写在黑板上，某教员已经被责问而退了。我一看只是没有办法，顾不得抚台不抚台，即刻向监督要求解聘，某教员就此滚蛋，于是学生一致信仰我的率直，由此起点。
光阴很快，一年的休学期已满了，大家以为我教务长做得滋滋有味，一定不再去求学了，也有暗中讥笑的排斥的，我听了实在可笑，如期毅然告辞，终算承提学使的原意，给我正式官费一名。可是到了日本，销了休学的假，翻开书来，实在有些荒疏了。我本是物理化学科，在一年级的时候，实验化学，突不可当，要想改科，只准可改数学物理科。数学比化学更难，考虑的结果，下了决心，改入数学物理科，倒也勉强毕业。不过这两年中，完全为拍拉司马合诺司闹得我不能兼顾其他主要的教育等科。
老实说一般理科的学生本不十分注意的，但是我特别对于吉田静致先生所授的伦理觉得有相当兴趣，所以不但他所讲的，还有他所着的伦理学全部都买来参考，这是我一生最值得自慰的一件事。我离开杭州忽忽二年中，两级师范换了六个教务长，第六个走的时候，监督是徐班侯先生，找不到人，学生中竟还有记得经先生可以毕业回来了。
徐老先生即刻打电报给我，那时我毕业试验恰好完了，毕业式还没有行，文凭还没有到手，我想不管他，回去再说。所以我的文凭领来手续特别讲究，是由监督申提学使由提学使转日本公使向该校校长取了寄来的。重到杭州，相见甚欢，一位日本教员中桐确太郎还在，我和他论友谊是还好，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他以为我在日本不过一个学生，回国来居然当教务长，有些看不起我。而且他口头常有侮辱中国的话，我当然不让他的。第二次回来相见，态度不同，我想你还在，分配教课，因为伦理课有人担任，我不愿意由国文教员担任讲一套毫无意义的伦理，所以请他讲。他竟嘲笑地说：“伦理可以请外国人教吗！”我恨极了，我说我请你教世界伦理史，不是请你讲日本伦理。结果，仍改请最有名的某国文先生担任。看看他的讲义，无非极尽小学和字类统编的能事。转瞬暑假，又恰巧杭州教育厅要办一个暑期讲习科，也要求我讲伦理，因为理科和文科一道鸿沟不容易打通的，终觉得不敢尝试。后来无可推却，就把吉田先生的书一起搬出来，温习了好几天，编了讲义，自问可以试试看，兴味甚佳。所以暑假后校内的伦理一科就大胆地在担任教员姓字的地方，举笔写了一个“经”
字，揭示出去。学生奇怪之至，教务长也能讲伦理吗？也敢讲某先生讲过的伦理吗？我大踏步地去上课了，讲了一点钟，开场是伦理学的定义，学生竟有些识别力，恍然密语，才知道某先生所讲的不是伦理学。我自此接着后来第一师范以及法政学校等，居然做了七八年杭州的伦理教员，我的思想根源，就是从这里来的，什么过激，什么德莫克拉西，在后在后，也可说二十世纪思潮的大变更，过激等等口号，不过自然生长出来的枝叶，不足为奇，最简单的说个理由，两句话就可以明白：
（一）道德不是千古不变的；
（二）道德判断没有客观的标准。
这两句话的伟大，可以把一切伪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无遗。道德是有机的，是随时代演进的，决不是未有人类以前，那一个上帝预先制定的，又不是既有人类以后那一个圣人任意假造的。“自由”是所谓新道德的一种，而他的精神完全是尚纪律，一方面看去是自由，一方面看去是纪律，不可以如何下一个永久的定义。道德判断孰是孰非，也决没有客观的标准。譬如今天气候，你说冷我说暖，可以看寒暑表就解决，善恶表无人发明。相传古时有一种角兽能识别人的善恶，名曰解廌，形似鹿，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所以古写法字，加了一个廌为灋，取平之如水，不直者去之之义，那是“廌”的东西可以做道德判断客观的标准了。一切罪疑可令其一触便分晓，科学上那里可以允许呢。我想一定当时法官的黑幕，如江湖上鸟衔牌，此兽或因某臭气某颜色必触，贿重者大可设法使之不触，而触他方，古人愚即俯服，何以现在找不到这种动物，我想把世界上两大汹潮请他触一触。道德既没有客观的标准，善恶共存，所以，我说天下乌乎定，定于二！可说天下永不定，不定于二！
我在杭时期，两级师范仅二年，第一师范较长，不在于学校降格，兴趣更好，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两级师范内容复杂，凡是有两种程度的学生合在一起一定办不好的，所以我本此经验，现制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绝对不主张合办，无论同一名义，也应办在两处。我平时对学生，并无何种特别手段，而且决不主宽是极主严的，所谓主严，不但对学生，自己办事上首先要主严。第一关键是入学试验，招进来的新学生基本好不好，和学习成绩好不好大有关系，第一师范以后的学生，个个是我亲手招进来的，招生人数与学额差不多要一与二十之比，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夏丏尊、李叔同、储申甫、范允兹、胡公冕、姜敬庐等以一贯的精神，决不计较劳苦，自动的课外工作很多很多，这是现在各校教员所少见的。
李叔同就是由第一师范出去直接做和尚的弘一法师，当时南京的高等师范重金来聘他不去，一半也是抛不得杭州，结果仍受天竺灵隐的影响而出家，他的人格，感动学生很大，所以当时第一师范内学生的精神，我惟恐大流于汹极，后来何以闹出什么赤化，非孝，轰动一时的所谓“浙潮第一声”来呢，现在调查起来的确以共产党招牌而惨死的历历有十余人之多。当时校内有力的国文教员称为四大金刚的陈、夏、刘、李，陈是陈望道、夏是夏丏尊、刘是刘大白、李是李次九。“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第一师范当时堂堂皇皇的态度，学生中不能说没有急进分子，但是我所知道后来惨死的人，都是因为第一师范风潮失败以后愤而到上海才加入共产党的，岂不是当时官厅压迫的措置要负其责吗？我于民国7年偕杭州教育界多人赴日本考察，在神田书店中才发现一本过激派的书，买来细细一看，思想的根源仍不出我所熟读的吉田先生的伦理讲义，我回到杭州就对学生彻底训话，师范生以教育为天职，逐渐使社会思想改造，都是毕业以后应当做的事。无如当时的官厅，终以为蛛丝马迹，简捷的办法，是把我免职，即刻移交渡江。后来风潮愈闹愈大，如何收拾，我又以省教育会会长的资格，返杭调停而歇！
第一师范而外，我还有不能不回忆的就是省教育会，我任会长也有七年之久，现在平海桥畔教育厅作为办公的一所房子，终算是我在职期中向各方捐募而来建筑成功的。离杭以后曾两次重游西湖，过其门不觉耿耿，社会上自己集资的公共建筑，不能保持社会上自己享用，将来社会事业很难希望发达。原来省教育会到现在已是无声无息，究不应省教育会可以不必，而把他的建筑充公，改为别种社会事业，难道用不着吗，而且我以为省教育会或改为文化教育馆，有努力进行之必要，翘首之江，热心教育者不乏其人，盍利用此现成之基础，正式提出请求，或可复兴。企予望之！
（原载《越风》第2卷第1期）
校友会成立大会开会辞
（19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