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House 和Hofstede的研究，我们对这24个国家的三个文化维度的指标值进行了排名，结果见表5.1。权威距离排名越靠前，说明其权威距离指数越高，在这种文化中，人们越服从与崇拜权威；个体主义排名越靠前，说明个体主义分值越高，在这种文化中，人们越倾向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认识；不确定规避排名越靠前，说明其分值越高，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倾向于通过制定详尽的法律规章制度避免各种负面的不确定性。
5.4.224个典型国家社区参与程度评价
本文用社区参与积极性与社区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完备度衡量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程度。选取24个典型国家（根据国家间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差异性和资料的易获得性选取）为样本，分析4个文化维度与社区参与积极性与社区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完备度的相关性。
（1）旅游发展社区参与积极性评价
可以认为，一个国家关于社区参与的报道越多，则表明社区参与积极性越高，当然应排除因为网民人数的差异而出现数量的差别。本文基于Google搜索引擎，以“社区”、“本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均以各国的官方语言为搜索语言，仅搜索位于该国国内的网页），将出现的词条数除以本国的网民数进行排名，以此来确定各种社会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排名（见表5—2）。本次测量并未输入“旅游”字样是为了排除旅游发达地区在词条上的干扰。可以发现 ，该排名与文献中提到的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是基本吻合的。如菲律宾、哥伦比亚等国缺乏社区参与的意识与积极性经常被研究者谈到。
（2）旅游发展社区参与法律法规完备度评价
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必须依靠法律法规来保障。通过法律的建立，可以保障居民在区域发展中社区参与中的基本权利。例如印度宪法修正案的73号与74号中都提出了保障居民社区参与的权力，印度尼西亚、西班牙、俄罗斯、希腊、土耳其都对区域发展中社区参与进行了立法
当然仅在法律条款中出现保障居民社区参与的权利字眼是不够的。例如印度尼西亚，即使有了相应的法律条款保障，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依然不高。由于政府没有提供确保社区参与正常进行的保障条件或法律执行力度不高，社区参与仍然无法真正实行。或即便能够参与，也只能参与初级阶段，而非决策阶段。
因此，一个详细而明确的指导手册来指导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来执行区域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方式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南非的《公园管理组合条例》中对公众参与咨询的方式进行了详细地规定。加拿大公园管理会已经颁布了针对当地原著民参与咨询的指导手册《加拿大公园与组织2006b》，并且加拿大各省也都有针对社区居民如何参与咨询的指导方针及政策。在美国，各州的遗产生态委员会都对规划中如何保障社区的参与有具体的指导手册，例如得克萨斯州历史委员会颁布的遗产旅游指导手册。这种详尽的指导手册也可以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例如澳大利亚的1973年的《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法》的第六部分即为当地人民参与咨询条款，其中详细规定了具体的社区参与中的参与人群、参与方式与参与组织。
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对各国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进行赋值。将在法律文献中没有出现保障社区参与的文字定为三级（3）；在法律文献有保障社区的参与的文字定为二级（2）；不仅有法律文献，还有明确的指导手册来规范社区参与定为一级（1）。
5.4.3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程度与三文化维度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1）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的与三个文化维度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第一，权威距离与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呈负相关关系
运用SPSS对权威距离与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排名进行Pearson相关检验，其结果如下：r=—0.701，p<0.001，表明权威距离作为居民的文化价值观，与其社区参与积极性负相关。高权威距离的社会被称为垂直社会，在垂直型社会（高权威距离）中，居民对社区发展问题参与不积极；在水平型社会，居民对社区发展的参与则表现积极。
参照表5—1与表5—2可以发现，菲律宾、墨西哥、中国、印度尼西亚、纳米比亚等垂直型社会居民对社区参与的积极性都不高，而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水平型社会居民对社区参与态度积极。
实际上，Hofstede（1980）的研究已经表明：垂直型社会的居民倾向于等待政府的行动，不积极参与社区发展的决策。因为垂直型社会的居民不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社区的未来发展，不习惯对社区发展进行决策。因此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们认为只有政府或者专家才能做出最终决策，居民对社区重大问题的决策热情较低。
第二，个体主义与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正相关
在对个体主义与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排名进行Pearson相关检验中发现：r=0.753，p<0.001，表明个体主义价值观与社区参与积极性高度正相关。在旅游发展与管理中，高个体主义社会居民对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表现积极，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而在低个体主义社会中，居民对社区发展问题参与不积极，如哥伦比亚、纳米比亚等。
低个体主义型社会的居民一般会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少数利益应该服从多数利益，而忽略自身的需要；正由于忽略了自身的需要，因此会对社区参与比较淡漠，因为社区参与更多是个体的一种主动行为。
第三，不确定性规避与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
对未来定向与居民积极性排名进行Pearson相关检验，其结果如下：r=0.509，p=0.016，证明不确定性规避与居民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在高不确定规避文化中，居民对社区参与态度较积极，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在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居民对社区参与态度较消极，如菲律宾、中国等。
不确定性规避排名靠前国家的居民，往往希望通过现在的种种措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害居民利益的事件进行规避，其社区参与积极性相对就高，因为只有社区居民广泛的参与，才可能避免旅游发展朝不利的方向变化。
（2）社区参与法律法规完备度与三个文化维度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第一，权威距离与社区参与法律法规完备度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对权威距离与法律法规完备度的Pearson相关检验（r=—0.648，p=0.01（p<0.05）），证明权威距离与法律法规完备度负相关。这说明权威距离越大，社区参与的法律法规完备度越低；权威距离越小，其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备度越高。
例如英国、澳大利亚等低权威距离文化的国家，其法律法规完备度也高；而菲律宾、墨西哥、中国等高权威距离文化的国家，其法律法规的完备度相对较低。
第二，个体主义与社区参与法律法规完备度呈正相关关系
在对个体主义与法律法规完备度进行Pearson相关检验，其结果如下：r=0.780，p<0.001，证明个体主义与法律法规完备度正相关。即个体主义越强的国家，社区参与的法律法规完备度越高；在低个体主义文化中，其法律法规完备度越低。
例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高个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其法律法规完备度也高，而牙买加、泰国、哥伦比亚等低个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在社区参与的法律法规建设上也相对滞后。相对来讲，高个体主义文化更主张个性的发挥，个人意愿的表达，而个体意愿的自由，只有在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才能得到保障。因此，越是强调个体的自由，就越强调法律法规的完善。
第三，不确定性规避与社区参与法律法规完备度呈正相关关系
苯二酚对不确定性规避排名与法律法规完备度排名进行Pearson相关检验（r=0.598，p=0.03），证明不确定性规避与居民社区参与法律法规完备性呈正相关关系。在旅游发展与管理中，不确定规避排名靠前的国家在保障居民社区参与的法律法规建设上更积极；不确定规避排名靠后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例如不确定性规避排名靠前的南非、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都对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进行了立法，并有详尽的指导手册来保障社区参与的进行。而不确定性规避排名靠后的国家如菲律宾、中国、牙买加等关于社区参与的法律规范仍然欠缺。
5.4.4不同类型国家社区参与程度差别及其文化背景因素分析结论
权威距离、个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三种文化维度与社区参与程度相关，其表明了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不同国家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虽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文化原因，常常导致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不够，并且这种现象改变的难度很大。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积淀的产物，相比于经济、政治，其影响更加深远和长久。因为政治和经济相对来说不像文化那么稳定，其变化可以非常快，因此其影响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很剧烈，但是不会像文化一样形成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影响。
在中国，提高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程度的难度很大，这是由于中国的权威距离较高、个人主义较低、不确定性规避较低，其导致了民众缺乏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政府缺乏提高社区参与积极性的自觉性。
那么，在此背景下，应如何提高我国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程度呢？本文建议采用以下策略：
以专家的前瞻性和权威，促进政府提高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自觉性，在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下，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提高我国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程度。因为中国是高权威距离社会，所以专家与政府的权威的作用非常巨大。虽然如前文分析，权威距离高，这社区参与积极性差。但是，因为专家的专业知识与前瞻性，专家往往可以具备很强的社区参与积极性。由专家推动政府，使政府具备的提高社区参与程度的自觉性，再通过政府的权威和力量，推动居民的社区参与，这样的方式可将我国权威距离高的劣势转变为优势。
充分借鉴国外特别是一些不确定性规避高的国家关于社区参与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详尽的我国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法规、规章、条例和实施方法。因为对不确定性规避主要表现为通过建立相应的社会规范、制度等来减小未来不可预知事件发生的副作用。在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中，国家倾向于积极避免对未来不可预知不利事件的发生，因此往往会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与详尽的指导手册来保障社区参与的进行。
通过增强居民个体的维护其自身权利意识，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个体主义弱的社会中居民会对侵犯自身的利益表现出相当的容忍度。正是这样，社区参与的紧迫性很难被政府及学者们认知，而不易推动社区参与的发展。只有当居民个体权利意识普遍增强，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才会具有持久的动力。
延伸阅读
社区参与的案例
南彭布鲁克旅游发展规划
南彭布鲁克位于威尔士西南半岛上，是一个由大约40个村庄和城镇组成的农村地区，面积400km2。那里地形复杂多样，海岸和三角洲地区属于彭布鲁克海岸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农村和河谷一直延伸到北边的普瑞塞利山脚下。由于11世纪时诺曼底人的入侵，将这个地区分成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区：北部，威尔士文化和语言占主导；而南部地区是英格兰文化和英语。
旅游发展规划说明
1992年，南彭布鲁克与农村社区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后简称SPARC）受到欧盟的资助，在整个南彭布鲁克落后的农村地区进行一项旅游规划，目的是通过这个规划来提高当地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同时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
旅游发展规划的具体实施
SPARC规划的中心是鼓励社区最大限度的参与到规划的各个发展阶段：包括规划初始阶段、推进阶段和监督阶段。首先是参加SPARC规划的37个村子对自己村子目前遇到的难题和机会进行评估，做出一个基于评估的行动规划。大多数地区的行动规划都把农村旅游作为潜在的经济增长点。他们希望一种“非侵入式的，基于当地的自然资源、景色、遗产和文化”的旅游开发方式。反映在SPARC规划那里就是对环境敏感的农村地区进行旅游发展规划。与SPARC规划同等重要的是各种各样“合伙人”的支持：当地教育组织和专家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和评估指标，社区公众和私人组织提供技术和财力的支持。SPARC、社区政府和合伙人共同为农村旅游规划的“开发定位”是：“边界上的宝礁”。
这个主题不仅对南彭布鲁克地区从历史上进行了解释，而且尊重了社区的文化多样性。随着旅游规划的推进，社区公民、“合伙人”和SPARC在诸多方面加强了合作。村子和城镇里的人在“专家伙伴”的帮助和鼓励下，制作了关于社区遗产信息的小册子。农村地区建立或者改善了娱乐中心，在社区中心提供停车和解说服务，并且标明土路的通行性。可能的话还指定到历史性景点的通道，并且在通过不同社区时提供相同的服务。步行、骑自行车和钓鱼手册也用几种语言开发出来。当地人把具有特殊意义的基础设施作为农村旅游经历的一部分。SPARC与私人投资者一起为游客提供过夜住宿，给个人和集团相同的商业发展机遇，并且提供小额款项用来训练小的业主。最后，当地人和“边界上的宝礁”组织在旅游协会一起工作。
1994年，SPARC建立了社区旅游发展规划委员会来组织、提升和经营这一地区。分别用威尔士语和英语建立了吸引人的信息小册子，包括有地图和推荐行程表、能折叠的解说小册子；还有南彭布鲁克各种各样的适于游客游乐的项目：步行、骑自行车、钓鱼、观鸟、骑马，对当地历史和历史名胜探奇。社区旅游规划有许多目的，包括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南彭布鲁克；提升人们对威尔士遗产的认识、重修遗迹；改善当地经济，训练当地建筑工人具有遗迹修复技术，使遗迹可以向游客展示等。这个委员会也提供为游客寻找住宿地的服务。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利益“漏出”南彭布鲁克地区。住宿地包括饭店客房、农户、自助小屋、静止的拖车。另外围绕步行、骑自行车、钓鱼和绘画而特别设计了旅行社。社区旅游开发规划委员会提供的最后一项服务是关于绿色通道问题。这个计划与威尔士农村委员会一起设计开发另外的步行和自行车游线，并且以最少的汽车流量保护社区环境。SPARC在提供的材料中鼓励采用“步行和骑马”方式，并且阐明少用汽车对环境的好处以及减少拥挤和噪声对人类的益处。并且在不同的小册子上都标有“步行和骑马”路线、公路骑车路线、非公路骑车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