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社区参与基本概念
社区参与早期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及国家的一些政治组织理论而后在1977年Sewell和Coppock提出社区参与具有有哲学与团体两方面的意义从而宣告了社区参与作为政治理论的失败。哲学意义指一种民主理论，即公众在公共事务上拥有被告知与被咨询的权力，由于他们的观点被及时传送给决策层，使得公众能够也成为决策者。而团体意义指由于决策者无法正确了解公众的偏好而导致一些规划的失败，因此规划者与政治家们继后无法得到公众的支持。社区参与成为后工业时代政治动力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向新型公共管理的更长期的运动。由于社区行动的发展，城市居民参与政府决策有了兴趣，同时由于政府自身的需要，居民也要求直接参与发展阶段的决策（Smith，1981）。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发展干预的一种可能性的新流派，社区参与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口袋词（umbrella term）。
社区参与拥有多维度的含义，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对其进行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下面着重讨论一下西方学者对社区参与的认识。
目前大众比较接受的是来自（Dwyer 1989）的定义，“一种来自不同社区的人在确定问题、参与决策、规划或者管理的卫生项目”。Til（1984）提出社区参与指一种个体拥有公民的参与机会与参与职责的志愿的行为。参与机会包括参与自我管理的过程，回应权力机构关于影响到个人生活的决策，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与他人合作（Til，1984）。因此，可以说这种社区参与就是一种社区增权的过程，人们可以与能够帮助他们的机构合作，去进行规划、管理、控制及评估他们的共同行为（Askew，1989）。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参与就是一种理想的形态，包含着权力从传统上主要决策权的部门向原本没有决策权的人们转移的过程（Stone，1989）提出社区参与是设计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过鼓励的方式使假定的受益者主动参与发展阶段，他们利用自身的资源，判断自身的需求，作出如何满足需求的决策。那么可以这样说，社区参与是建立在社区的自身的资源，自身的需求与最终的决策上的（tosun）。社区参与也可被视为一种权力工具，可以用来对社区进行权力与法律等的教育（Low，1991）。
总体而言，社区参与有不同角度的定义方式，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社区参与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利益分配（benefits）与决策参与（decision making）。在本书中所指的社区参与将包含社区参与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由于全世界的社区参与意识的提高，联合国的社区参与项目的推行，社区参与在公共健康、教育、交通等领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政治体制可能是一个社会社会参与发展的前提，然而，传统的社区参与的问题过度的考虑了其政治维度的问题，构成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要素还有经济、文化等要素。因此本书将从草根的角度，从经济文化层面来探讨社区参与的问题。
5.2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概述
5.2.1旅游社区参与概念
由于居住在旅游地社区的居民是受旅游发展影响最大的群体，因此当地社区必须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规划决策。大量的旅游影响的研究以及旅游目的地居民态度的研究倡导了公众的不断参与，尤其是旅游规划中的社区导向模式（Keogh，1990）。Murphy（1985）指出旅游地社区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利用社区作为资源，将其以产品形式销售，在这个过程中社区中每个人的生活自然会受到影响。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积极推行社区参与，有利于旅游业与社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没有普遍的社区参与，就可能使居民虽然为发展旅游付出了环境成本代价，应享有的福利不能得到保障，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在提出社区参与概念近二十年来，发达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的社区参与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还非常缺乏，自上而下的规划与管理模式仍然在我国占据着绝对地位。类似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
Murphy认为，以社区为导向的旅游业发展要求在当地社区与旅游业之间创造更多的可行的合作组织，并且当地的设施不能只为旅游者服务，还必须满足当地社区的需要。Mathieson指出目前公众需要将他们对社区问题的关注转换成社区问题决策的一部分。Timothy认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主要指让当地居民决定他们发展旅游的目的，并且针对他们对旅游业发展的希望与关注的内容与其进行商讨。他认为把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视作允许当地社区在发展到不同阶段的旅游目的地参与旅游发展的决策过程的一种绝对的范例。尽管由于在这个领域“建立一个普通接受的、可通用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Tosun，2003），然而大量的学者都积极主张发展社区参与的模式。
目前在旅游规划中社区参与的文献却相对较少。Murphy提出居民的社区参与应该在决策的早期阶段，即在决策的共识达成之前。一些学者（如Timothy、Fagence等）指出目前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已经成为旅游规划的一种意识形态，与20世纪70年代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参与性规划形态类似。
我国学者保继刚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
5.2.2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阶段
Maywald指出社区参与可以有不同的层次，有些只是简单层次的参与，即在咨询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有些则是可以积极地参与决策阶段，并且可以尽量地发挥力量去影响决策。Arstein提出了社区参与的八层次理论，集依次为不参与、其阶梯层次理论是到目前为止最流行的社区参与学说并且被许多实践者运用到实际操作领域中去。Wilcox重新设计了Arstein的模型并且针对参与的不同方面提出了五阶梯论。而在Pretty的学说中，针对其权力关系将当地居民的社区参与划分为七个层次。Pretty指出在前五个层次，包括被操作的参与、积极参与、咨询、为物质刺激的参与和功能性的参与中，居民无法享受到决策权，而在后两个层次，即互动参与及自动参与层次中；居民享有决策权，因此可以被视作完全参与。Paul指出参与的四个层次依次为信息共享、咨询、决策及开始行动。尽管这些学说已经被普遍认同，但是这些学说都过分重视了权力的控制，而忽略了产出结果。同时由于旅游发展这个领域比较复杂，因此很难有涉足旅游发展领域的层次或阶梯理论的出现。Tosun指出即使是在决策阶段有比较高层次的社区参与模式出现，但只要是由当地的老板或者是外国资本控制着土地或者主要的产业，这种参与则在经济产出上意义甚微，并且会自然地变成被操纵地或者假性参与。Tosun根据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地区的社区参与的出现过程，将社区参与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来自外界的或者内部的压力迫使政府接受、支持并且促进社区参与的实施。第二阶段是从国家上层的政治意愿出发，发展社区参与。第三阶段则主要为从社区参与的管理层面立法，对相应的参与及咨询过程重新建构行政管理体系。
我国学者郑向敏指出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三个层次分别为：即初级参与层次、积极参与层次与成熟参与层次。初级参与层次具有参与人数少、参与范围窄、对旅游业了解程度低、处于被动状态的特征，积极参与的社区具有参与的主动性较强、注重环境保护、参与意识不够宽广、民主参与意识较弱的特征，成熟参与层次则具有参与意识强、注重可持续发展、完备的社区参与机制、参与范围广及社区开发度高的特征。
5.3我国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现状
（1）社区参与层次的初级化
目前我国旅游景区社区参与大多处于一种自发的、朦胧的状态。社区参与大多体现在下面几种途径：获取土地赔偿、参与销售、参与就业、参与管理。
（2）社区参与的主动性不强
在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作者所调查的社区，在旅游参与过程中处于被决定、被包装、被表达、被展示的状态，很多时候也是被忽略、甚至是失语状态。但处于被动地位社区的强烈抗争，往往导致相对强势的政府和企业一并陷入被动境地。企业在开发之初先从政府那里获得准入，然后进入开发过程。中国农民在社区参与上的被动体现主要有：在观念上，农民被歧视；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没有主动的决定权；在政策上，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在行政管理上，是被管理的对象等。农民的利益诉求看似是主动行为，实质上只是利益受损后的被动反应。但当被动的弱势农民利益诉求愈加强烈时，处于被动状态的就一同把政府和企业包括在内了。由于中国旅游发展时间较短，在旅游观念、旅游意识等方面，无论地方政府、企业还是社区都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经验储备，因此就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动状态。开发之初，农民的存在是被忽略的，后来才发现他们不但存在着，而且还是刚性的存在，容不得任何忽略。农民在缺乏利益诉求的手段和渠道时，会采取反抗行为，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政府和企业就不得不被动应对。各参与方往往陷入这样一种被动连锁反应状态：农民利益诉求受阻→对抗和冲突→政府被动处理问题→提出应对措施→确定某种暂行政策→影响社区旅游发展方向→新的问题出现→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修正社区参与方式和旅游发展方向。农民、政府、企业等各利益相关者的被动状态最终导致的将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被动。
（3）单纯追求经济利益
目前中国旅游发展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导致了社区参与的不足。旅游规划的目标是决定当地社区参与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旅游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发展当地的旅游经济，也即是国家的旅游规划通则中虽然囊括很多方面，但是绝大多数的方面基本不起作用，甚至是千篇一律。因为在政府官员的眼中，一个旅游规划的好坏是由项目、产品，是由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来决定的。而在西方社会，旅游规划的目标首先是考虑当地社区的发展，因此其社区参与有着良好的基础条件。
随着和谐社会的进一步提倡，社区发展肯定会提到旅游规划中来，因此社区参与尽管在当前的中国还有着很多障碍，但是必将会受到政府的重视，推动其一步发展。
5.4不同类型国家社区参与程度差别及其文化背景因素分析
已有许多学者对不同国家社区参与程度差别的形成原因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经济与政治因素是不同国家社区参与程度差别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并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例如发展中国家赞比亚经济非常落后，其社区参与却比较活跃。
不同国家和地区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程度差别形成的原因不仅有经济因素，也有文化原因，例如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和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的社区参与程度应该有较大差别。当然，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涵盖的内容极广，从宗教到社会习俗，从语言到艺术难以穷尽，不可能对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追根溯源的比较与研究。文化对社区参与程度的影响也仅仅是文化的某些方面施加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权威距离、个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等三个文化维度来探讨民族文化对旅游业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影响。文化维度是用以衡量不同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差异的架构。“权威距离”是指组织及社会成员鼓励及奖励权力与更高层权力之间不平衡的分配的程度。“个体主义”是指作为长期的群体或者组织中的成员，希望代表自己的程度，或者选择他们自己的从属关系与决定性行为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社会或组织成员依靠建立社会规则、礼仪及制度来降低未来会对组织或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的不预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且补救这些不可预知事件潜在的副作用。权威距离、个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这三个维度是Hofstede以及House在研究国家文化差异对企业的管理与组织的影响时提出的，Hofstede以及House证明了以上三个文化维度是不同国家企业管理与组织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该研究成果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社区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管理的组织形式，因此，可以认为，不同国家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程度差异的文化影响因素也可用以上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下文将分析三个文化维度与社区参与程度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程度的策略。
5.4.124个国家文化维度评价与比较
本文选用权威距离、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制等三个文化维度。在这三个文化维度中，权威距离与个体主义的数据来源于Hostede对全球IBM公司员工调查的结果，不确定规避的取值来源于House的GLOBE项目中的研究成果与Hostede的数据源的综合）。这两个项目均持续多年，其成果被认为是文化维度研究的经典。
基于各文化圈的文化差别，本文选取英国、美国、加拿大、中国等24个国家（分别代表英美文化圈、拉丁欧洲文化圈、东欧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南美文化圈、非洲文化圈与中东文化圈）作为研究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