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坑道保卫战
十九日夜里到二十日凌晨，反击部队付出很大伤亡，再次拿下两个高地。但是，二十日白天，敌人又出动几个营的兵力，在三十架飞机的轰炸和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卷土重来。于是，夜里还在进攻的部队，白天又改为防守。两个高地与敌激战终日，共击退敌人成连、排的攻击四十余次，终因伤亡过大，弹药不济，遂又被迫放弃大部分表面阵地而退入坑道。
至此，四十五师已伤亡三千二百余人，崔建功手里再无兵力可做有效的反击了。所幸军里及时将兵团的部署告知，让崔建功紧张至极的心情稍有安定。兵团决定派十二军的部队参战以形成持久固守的能力。而且，志愿军司令部为配合上甘岭地区作战，已将朝鲜全线对敌人的战术反击攻势延长到十月底，以牵制敌人兵力，减缓对上甘岭地区的压力。十五军首长要求四十五师在两个高地阵地上，暂取坑道斗争手段，制止敌人进一步向北推进，争取时间，做好大反击准备，等待增援部队投入。
但是，坑道到底能不能守住，崔建功心里并没底。作战科科长宋新安也对此忧心忡忡。当崔建功为此征询他的看法时，他只说：“只要我们坑道不丢，敌人就不敢前进”；但对坑道能否守住，他却无法预测。“前一段是我们天天夜里反击，坑道里的人员可以不断更换，敌人顾不上破坏坑道；那么，如果我们连续几天不反击，那坑道里的人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崔建功对此也非常担心。
这天晚上，一直呆在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一连连长王福新被召到师部。虽然在十四号那天他的连队就打光了，但由于他熟悉阵地情况，所以后来不管哪个连队上阵地，他都留下来协助指挥。
王福新冒着炮火封锁赶到师部，一身硝烟气味，满脸的灰土。一进师部的掩蔽部，崔建功就对他说：“先吃饭。”王福新至今都记得那天晚上师长的款待。他说，“师长管了我一顿面条，是师长的炊事员老王擀的面，我一口气吃了四大碗，还想吃，让师长给拦住了，要不是师长拦住，我真可能吃得撑死。”
跟着，八连连长高永祥从五九七点九高地也赶到了师部。又过了一会儿，师里的侦察参谋芦化义也赶来了。几个人都吃了师长招待的面条，也都痛快地回答了师长的询问。
当然，师长的问题并不是面条好吃不好吃，而是坑道能不能守得住。面条让他们吃得很满意，他们的回答让师长更满意。
芦化义说：“守坑道？没问题！咱们四十五师没有孬种。”
高永祥说：“现在的问题是谁怕谁？我看敌人在上面，怕咱们从坑道里出去打他，日夜不安……”
王福新说：“我们在坑道里都很沉着，没什么惊慌情绪，决不会丢了阵地！”
崔建功听后，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徐徐吐出，说：“那，咱们就跟敌人泡蘑菇吧……不过，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我们还是要尽量组织小分队每夜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让敌人以为我们还有反复争夺的能力，以掩护坑道斗争和大反击的准备……”
于是，四十五师残部在两个山头的各个坑道里，开始和敌人“泡蘑菇”。不过，这真是一种有如陷入地狱之难的过程，这度日如年的滋味每分每秒都在煎熬着坑道里的人们，决不像王福新等人在师部回答师长的询问时那么轻松。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所有坑道里的防守部队都不成建制。在一个星期日日夜夜的反复争夺中，有多少个连队上过阵地，那坑道里就有多少个连队的残余兵员和伤员，加上军里派来的人员，师机关的勤杂人员，一个坑道几十个人里分别隶属于若干单位一点也不奇怪。
守卫五九七点九高地三号阵地的部队转入坑道战后就遇到这个问题：集中在坑道里的八十个人，来自四个不同的单位，其中大部分是来不及转运下去的伤员和部分勤杂人员。真正的战斗员只有九个。一三四团四连指导员和这个团五连的连长杨金钩配合得不错，他们把党员同志集中起来开了个党小组会，然后把能作战的人员组织起来划分了七个战斗小组，使得坑道里散乱的“乌合之众”成为有组织的战斗集体。
而在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一个坑道里，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这个坑道里共有二十四人，却来自十三个连以上单位。由于单位多，没有统一的指挥人员，战斗秩序很乱。幸好一位步谈机员向团指挥所进行了联系，团里才决定派一个干部去组织指挥。
派去的这个干部名叫王在邦，是一个营的参谋长。
王在邦冒着炮火封锁，悄悄潜入这个坑道。他决定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采取措施。于是，王在邦一开始并没有“惊动大家”，只在坑道口“贴着坑壁边站住，侧耳倾听了一会儿”，透过昏暗的煤油灯光，他模模糊糊看见，“有的人在擦枪，有的人半躺半卧着。从漆黑的坑道深处，不时地发出重伤员压抑着的呻吟，还夹杂着些和吵架一样的叫嚷。”
王在邦看见一个又粗又壮的机枪手招呼身旁的冲锋枪手：“走，咱们出去打，这些家伙们都他妈怕死！”
“谁怕死？鬼才怕死！”另一个矮个子战士气呼呼地站起来质问。
这时从中站起一个三十多岁的干部来调解。事后，王在邦才知道这人是一个司务长，是这个坑道里唯一的没有负伤的干部。当时，那个司务长劝解道：“别吵了，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守住阵地，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商量嘛！”
不料想这边刚静下去，里边又嚷开了：“谁跟我冲出去？省得在这儿憋死！”
“冷静点，这是打仗，不是打扑克牌！”
王在邦听了一会儿，知道了大概情况，就摸到坑道中间，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同志们！我是营参谋长，团首长派我来指挥你们作战……”
王在邦记得“组织工作出奇地顺利”，一个营部的文化教员李亚锋主动负责人员登记工作，除了实在不能动弹的重伤员，坑道里的人都被登记组织起来。“全坑道共组织了五个班：三个战斗班、一个轻伤员组成的守备班；另外由于有几个重伤员再三要求参加战斗，所以把他们也编了一个班——后备班。”
登记完毕后，王在邦按照文化教员李亚锋造就的花名册数了数人数，结果是“一共二十四个人，却来自十三个连以上的不同单位”。
但是王在邦所在的这个坑道人员之杂还不算程度最高的，位于五九七点九高地的一号坑道，是一三四团派一位名叫李安德的营教导员去统一组织指挥的，而那个坑道的人员来自十六个连以上的不同单位。
不用说，守卫坑道口的战斗是极其激烈的。战士们既是为了守住坑道，同时也是为了守住使自己赖以生存的最后的空间。当这些经历数天高地的反复争夺战而依然活着的幸存者，看到他们此刻生存的保证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胆怯和犹疑无不让位于愤怒与仇恨。
一三四团八连在十九日反击五九七点九高地主峰时，全连有一百三十八人参战，但经过两天厮杀后，仅余二十多人进入一号阵地的坑道。这天，敌人向他们的坑道发起围攻。当敌人先头班进至距坑道口二十米时，八连一班长和一位名叫李正龙的战士向敌突然开火，击退了敌人。但不一会儿，敌人又以两个班冲上来，一班长中弹牺牲了，李正龙打急了眼，端着冲锋枪跳出坑道口扫射敌人，将敌人击退，自己也负了重伤。敌人第三次向坑道的冲击动用了一个排的兵力，代理副连长带头冲出坑道口外，用机枪扫射敌人，打死敌人二十多个，自己也牺牲了。第四次敌人又用一个班兵力冲击，二班长刘开华跃出坑道口，手端轻机枪扫射敌人，身上两处中弹仍坚持战斗……此次，参加保卫坑道口战斗的计有十七名勇士，“十七勇士血战坑道口”，使敌人在坑道口遗尸一百二十八具。
敌人看到强攻不成，改为用重炮轰击坑道口。真要炸塌坑道口，那坑道里面的人岂不等于被活埋？八连长李保成记得“那一排排炮弹轰在坑道口，震得地上忽闪忽闪地像坐轿子，觉得坑道马上就会塌掉，硝烟、尘土一个劲儿朝坑道里灌……”不一会儿，洞口就被炸塌了，只剩下一个碗大的窟窿了。“二排长魏学进喊了声‘咱不能坐着等死！’带头挖土，我也立刻动员大家刨土，手都磨出血了……”李保成想起那危急时刻，历历如在目前，他说：“敌人不断炮击，我们一边挖，一边不断有人伤亡，后来到底把洞口挖开了，却伤亡了三十多个人，代价虽然大，但总比都捂死在里头强呵……”
一三四团四连指导员赵毛臣所在的坑道被破坏得更严重。敌人天天用无后坐力炮和火焰喷射器封锁坑道口，还用“斗大的炸药包炸洞口”。据赵毛臣回忆，“有一天把坑道口炸塌了，塌了四五米长的一截。”他解释说，“我们那个坑道有两个口，一上一下，上边口有八个人守，我带人在下边坑道口。那天中午，敌人用炸药包把上边的坑道口炸塌了，把一个班的人都埋里边了，我就赶紧组织人扒，好长时间才扒出来，一看，四个人重伤，还有四个人没气了……当时气氛紧张起来了，谁不担心啦，要是敌人再多放炸药，把下边坑道口再炸塌怎么办？那不全给包肉馅饺子了？”
果然，敌人又开始搞下边的坑道口了。“在坑道口投毒气弹和汽油桶，用燃烧弹打着，坑道口烈火熊熊，黑烟滚滚，毒气顺风涌入坑道里。开始感到头晕呕吐，后来连呼吸也困难了。”有一个伤员拉着赵毛臣，一定要出去和敌人拼。“那个伤员叫吴永龙，他拽着我的衣裳不松手，非要我同意他出去跟敌人拼命。我当然不能让他蛮干。他是想拼死几个敌人，自个儿也痛快点死了算了，那时候谁也没想着能活着回去，成天不断有战友牺牲，啥时候轮到自己是个早晚的问题……”
赵毛臣心里明白，打仗不是拼命。他那时很镇定。“我果断地让大伙儿拿毛巾，把干毛巾尿湿，捂住嘴和鼻子，防止中毒。”然后，赵毛臣让一个叫李凤斌的战士“用爆破筒灭火”。李凤斌二话没说，把两根爆破筒捆在一起，一拉导火索，照准洞口外扔出去，轰——轰——两声巨响，洞口的烈火被爆炸的气浪和掀起的泥土压灭了……
一三三团九连在防守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一个坑道时，遇到敌人持久的轮番冲锋，机枪手牟孝玉在坑道口向敌人射击，“子弹像泼水一样压向敌人”，打退敌人四次冲锋后，牟孝玉的机枪已经打出了一万多发子弹，“枪筒烧得滚热，两手烫的满是血泡。”那时候，牟孝玉便让弹药手王照岐和王仕佑一边向敌投弹，一边轮替着往机枪筒上撒尿，给枪筒降温。王仕佑记得，“很难把小便解出来，更难准确地把尿滋到枪筒上，反正尽量瞄准地方尿，一边尿着，牟孝玉的机枪一边响着，尿点哗哗溅到牟孝玉的脸上，他也顾不上擦。”就这样，他们打死打伤一百多个敌人，守住了坑道口。
副排长方永平所在的坑道口，遭遇到敌人的火烧。敌人是从坑道顶上向坑道口扔了很多柴草，接着又扔燃烧弹，把堆集在坑道口的柴草烧着了。方永平眼睁睁地看着“火焰熊熊升起，一丈多高的火苗噼叭噼叭直爆火花，坑道里被映照得通红”，几个战士沉不住气了，拿着枪，掂着手榴弹，想向外冲，被方永平拦住了。可是火势越来越大，“北风吹着火，烟和呛人的炸药味一股一股地流进坑道。坑道里的同志们，脸被烤得红赤赤的，眼睛直流泪。大家拉下帽檐遮挡眼睛。后来，连坑道口的横木架也着火了……我们坑道里的人就这么被活活熏烤着，完全有可能像鸭子一样被烤熟。”
所幸方永平没有失去理智。他在坑道口向空中打出了白、红、绿三发信号弹，要求炮火支援。很快，主峰阵地上的迫击炮哐哐地砸向坑道顶上放火的敌人。方永平又让“张志忠、罗建福和庞子君几个人向洞口的火堆投手榴弹。投了一阵手榴弹，火势渐渐弱了，敌人却又扔下几百斤木柴，又用燃烧弹打着了。我就命令张志忠用爆破筒炸火堆，张志忠“嗞啦”一声拉出爆破筒上的导火索，把爆破筒投进火堆，嗬，一声巨响，像火山喷发一样，火花四处崩散，就听见坑道顶上的敌人哇哇乱叫，我想肯定是崩溅的火烧着了他们……”
侦察科副科长芦化义所在的坑道，没有用信号弹联络炮火，而是用步话机。遇到的问题是，在坑道里，无法把步话机的天线架出去，因而联系很困难。不过，“步话机员刘理贵想了个办法，他把天线的一头拴在手榴弹的铁环上，叫朱良贵贴着胸墙从洞口扔出去，他趁着手榴弹的爆炸，很快联络上了炮火。”当炮弹在坑道口周围爆炸时，战士们在坑道里高兴地跳起来，“一边还急急忙忙地脱下衣服，挥舞起来，驱赶洞里的硝烟，活像一群忽扇翅膀的老鹰。”
一三四团五连连长杨金钩在一天半夜里，正迷迷糊糊在坑道里打盹儿。哨兵来向他报告：敌人在坑道顶上掏洞了。杨金钩和哨兵来到坑道正中间，这里靠近山顶，只听见“头上一个劲咯咯响，砂子一堆堆往下落……”杨金钩为防万一，叫醒了机枪班两个战士，让他们架好重机枪，对准敌人挖洞的地方，只要敌人一挖透就向外射击，不让敌人接近。
杨金钩自己爬到坑道口外边，想查看一下敌人的动静。“坑道口外边白扑扑的，周围没什么响动。”不过，杨金钩知道四周的寂静完全是一种假象，“只要你咳嗽一声，子弹就会从四面八方像泼水一样打过来。”杨金钩屏住呼吸四处观察：一架夜航机在天上像只蚊子一样嗡嗡直哼，隔一会儿投下一颗照明弹；悬崖边敌人火力点里面站着两个哨兵，“美国兵个子大，影子遮黑了下面山沟，像个大狗熊，照明弹一灭他就往地下蹲，好像很胆怯的样子。”
杨金钩回到坑道里，黑乎乎啥也看不见。“刚说想迷糊一会儿吧，就听见洞里边机枪响了。”坑道里的人都被惊醒了，有的直咳嗽，有的在忙着找衣服，也有的提起枪向外面乱摸。
杨金钩扶着坑道壁磕磕碰碰地跑过去，看见坑道顶上果然被敌人挖穿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冷气嗖嗖直往洞里灌，听见美国兵在上面叽哩哇啦乱叫，洋镐碰得石头叮当响。洞里机枪一响，敌人就没动静了。“可是也不能让机枪老打呀，打不着敌人，浪费不少子弹。”于是杨金钧让机枪手停止了射击，靠坑道里边点垒起一段短墙。
短墙刚垒好，就听见扑通扑通——敌人从洞口向坑道里扔下来手榴弹和炸药包，轰隆轰隆，坑道里顿时硝烟弥漫。
爆炸过后，听见山顶上传来一阵阵美国兵的狂笑声，夹杂着叽哩哇啦的吼叫。机枪手正在上子弹带，杨金钩觉得机枪打不着敌人，就没让机枪手再射击，而是对一位名叫石建生的战士说：“石建生同志，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你上去把洞口的敌人炸死！”
“那会儿的战士绝对执行命令，你让他冲他决不说半个不字。”杨金钩回忆说，“石建生听到我的命令，只答了一个字：是！”
石建生抄起一根爆破筒，又上来两个兵把他抬起来，石建生慢慢把爆破筒从洞口伸到外面。这时，上面的美国兵直叫：“OK！OK！”石建生拉了导火索，喊声：“好！”那两个抬他的人就立马把他放下来，随即，外面“吭啷”一声巨响，听见美国兵吱哇乱喊，跟着一堆泥土塌下来，又把洞口堵死了……
二穴居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