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高地
在五圣山以北两公里的德山岘正被浓浓的夜色包围着。一条通往五圣山的公路越岘而过。公路一侧山谷边的悬崖上被开掘出一串坑道，这些坑道口被山谷里茂密的林木掩蔽着。坑道口外，像修栈道一般用树木修起一条路，再扎紧一道长长的栅栏。这里就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的前方指挥所。
三十八岁的师长崔建功披着大衣站在坑道口，有些心神不定地向南眺望。南边不远处的五圣山黑黝黝的。而五圣山再往南两公里有个村子名叫上甘岭。上甘岭村子附近有两个山头在四十五师的作战图上，这两个山头一个被标为五九七点九高地，一个被称为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而在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作战图上，这两个高地又有不同的称谓，他们称五九七点九高地为三角形山，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为狙击兵岭。在中国军队方面，由于这两个高地靠近名为上甘岭的村庄，以后就将那场恶仗称为上甘岭战役。
此刻，崔建功眺望着五圣山方向，的确有些心神不宁。连续一个多星期来，他的师都在按照军里制订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注字洞南山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的阵地组织进攻。师里抽调一三四团担任主攻，为此将几个炮兵营都调到注字洞南山方向，并调运了大批炮弹。按照预定计划，十月十八日，四十五师将攻打注字洞南山。但是，敌人将要发起进攻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攻击的方向很可能是西方山，但也不能排除五圣山方向。特别是十月五日南朝鲜军第二师一个参谋投诚过来，说第二师已经受命，准备配合美军发动攻势。而且自十月十日以后，敌炮火对该师阵地一天天加强了破坏性轰炸……那么，敌人究竟何时进攻？主攻方向在哪里？反击注字洞南山的作战方案能否按时进行？崔建功心里真没有底。
若干年后，崔建功师长回想起上甘岭战役之前自己的心态，稍稍流露出一些懊悔之意。他再三说：“上甘岭开战之前，我们本来想拔敌人注字洞南山的据点，调了很多炮，运上很多弹药，准备很充分，可敌人却先打上甘岭了……你不能说敌人的进攻没有征兆：敌机侦察呀，敌指挥官一次次视察呀，炮火加强呀，兵力调动呀，特别是还过来个投降的，说他们布置好了，要进攻……这时我可以提出建议，放弃进攻准备专搞防御，但我没提，为什么？我一个师指挥员，不能放弃和改变上级交给的既定任务……”
不能说崔建功的做法不对，但他显然为此付出了代价：上甘岭作战第一天，基本上只靠步兵轻武器作战，炮群都调到注字洞南山方向，来不及向上甘岭方向转移。“仓仓皇皇把炮调过来，步兵等着炮火，炮兵却连射击诸元都调整不过来，真他妈活活急死人！”
敌人进攻开始前的那个夜晚，担任防御任务的两个连队最先发现了情况的异常。守卫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是一三五团九连，并配属该团八连一个排。十三日晚上，连长高永祥受命带领四个班到阵地前去侦察，他们刚迈出坑道口，“就感到今晚敌人从南边打过来的探照灯比平日增加了亮度，半个天空映得通亮。”这使高永祥不由得警惕起来。他目送着披着土色大衣的战士一个一个消失在山脚下的黑暗中，然后才带着通信员，猫着腰向敌人阵地方向摸去。
高永祥等人隐蔽在暗处，长时间向敌人阵地观察。“敌人阵地上人声嘈杂，汽车马达声轰响了一夜。”这时他明白了，原来敌人增加探照灯是给汽车照明用的，因为汽车开灯会暴露目标。从前半夜开始，敌人便用密集的炮火封锁着通往前沿的道路，并不断有敌机飞来，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
黎明前，高永祥带着四个班的战士撤离警戒地区，他想回到主阵地了解一下阵地被炮火摧毁的情况，但他们刚刚走到山腰，“就听到东边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我方的机枪响起来了”，高永祥带着人跑回连的最前沿十一号阵地，让二排长把十班留下来，其他几个班由二排长带回主阵地。
十一号阵地由一排驻守着。高永祥走进坑道，从电话上向营长报告情况，得到指示后，他开始向一排长杨振江交代任务。就在这时，“敌炮就向这个山头猛烈轰击了，油灯从箱子上被震得跳起来，翻了一个跟斗掉在地上熄灭了。挂在壁上用木箱做的碗柜，‘嗵’的一声落在地上，小磁碗叮叮当当到处乱滚。从坑道口卷进一阵疾风，把我们几个人的帽子都掀飞了。坑道里变得黑洞洞的，乌烟瘴气。”
在坑道外边担任观察员的战士陈家富跑进来，高永祥急等他报告敌情，却“半天没听他说话”，高永祥急了，喊道：“你他妈是不是吓昏了！连话也不会说了？”陈家富向高永祥跟前跨一大步，放开嗓门儿喊：“我报告完了，连长同志！”这才让高永祥明白，“由于敌人的炮击太猛烈，陈家富刚才的报告我竟没听见。”
陈家富又把报告重述一遍：“发现敌人一个排向我进攻，另一路向七号阵地运动！”
十一号阵地和七号阵地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共编成十一个阵地，而十一号阵地和七号阵地都在最前沿，敌人一进攻，必然首当其冲。
高永祥拿起电话，想向营里报告情况，但一摇电话机，机柄特别轻，电话线被炸断了！这时候，观察员又返回坑道报告敌情：“报告，敌人炮火延伸，步兵已接近到五十公尺。”
高永祥与营里断了联络，只得独立作战。他命令二班进入阵地，命令七班准备增援。很快，冲锋枪和手榴弹以及美军的卡宾枪和手雷的射击声、爆炸声便乱响成一团，“战斗从一开始就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到早晨六点钟，一排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这时，高永祥为了查明情况，走出了坑道。阵地上烟雾很浓，太阳只显出一个暗黄色的轮廓。“阵地被打得糟糟的。刚才还是一人多深的交通沟，现在连膝盖都遮不住了。所有的掘开式工事都被炮火摧平。”高永祥看见卫生员在忙着包扎伤员，由于止不住血，司号员也上去帮助包扎。一些战士隐蔽在弹坑里，也有几个在搬动牺牲战友的遗体。再向阵地前方望去，他看见“山前像赶庙会一样，到处是美国兵的钢盔在晃荡，看样子敌人足有三个营。”高永祥让通信员用信号枪给后方指挥所发信号，要求炮火轰击敌人。但信号弹打出去后，“等了半天，也不见我们打过一颗炮弹来”，后来高永祥才醒悟了，“硝烟浓雾笼罩了阵地，后边根本看不到我们发出的信号。”
敌人开始轮番不断地持续进攻。“真像羊群一样，美国人端着机枪连腰都不弯，边走边打着冲上来。子弹吱吱叫着钻进松土里，手榴弹在地上爆炸，掀起一簇簇的烟尘，却听不到响声。”战斗白热化了，一排长杨振江摔掉棉衣，一颗紧接一颗向敌人扔手榴弹，“炸开一堵人墙，但一眨眼又被后边上来的敌人堵上了。”七班长袁在福（绰号愣头青）连衬衣也扒掉，露出一身棕褐色的肌肉，从战壕里探出半截身子朝敌人射击。陈家富打光了子弹，“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端起刺刀迎上去，在敌群里和敌人拼开了刺刀。”这样，司号员带着手雷抢先占据了他的战斗位置，而陈家富就再没能回来，“他刺死了两个敌人，又被敌人刺死”，成为上甘岭战役中第一批牺牲的人当中的一个。
到后来，爆破筒和手雷都用完了，战士们已牺牲大半，负伤达到百分之百，只好转入坑道。这时候，高永祥看了看迂回包抄上来的敌人，又向主峰阵地眺望，盼望能得到火力支援，但浓厚的烟雾遮住了视线，使他看不到主阵地的情况。
其实主峰上十号阵地和九号阵地的情况比高永祥那边更糟。副指导员秦庚武在十号阵地上指挥八班战斗，击退敌人七次冲击后，八班仅剩下一个人；又把七班调上来增援，打退敌人三次冲击后，七班又差不多报销了，弹药也消耗几尽。没办法，秦庚武把文书、通信员和电话员组织起来收集弹药上阵地。直到后来团长张信元派七连副连长汪云田带一个排上来增援，才一直守到下午四点多。
距五九七点九高地东边一公里左右的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被敌人从凌晨四点半开始的炮击“打得像开了锅”。守卫在这个山头的是一三五团一连，连长名叫王福新。王福新这个名字他用了不长时间。一年以前他的正式名字是王二。这个河南林县的贫苦农民在家排行第二，一九四六年入伍的时候便在花名册上添了王二这两个很容易书写的字。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次战役后，他来参加师里召集的连长集训，师长崔建功对他说：“王二，都当连长了，还没个像样的名字？改改吧。”王二说：“师长，那你就给我起个名字吧，我又没文化。”崔建功想了一会儿，说：“咱们当兵打仗，为的是建立一个幸福的新中国。一个福字，一个新字，就叫王福新，你看可好？”于是，王二便成了王福新。
十三日夜晚，王福新与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的连长高永祥一样也是一夜没合眼。各个阵地上的警戒班不断报告异常情况，使王福新觉得激战已然临近。十四日凌晨，阵地上飘浮着一层浓重的雾气。从四点半钟，敌人各种火炮猛轰阵地。王福新记得，他“从坑道口向外看，到处是曳光弹的弹道，到处是轰隆轰隆的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迎面扑到你脸上，像有人狠狠地扇你耳光一样。”爆炸声过于强烈，震动也极大。“炮声大得就跟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一样”，不少人被震聋了耳朵，“从耳朵眼儿向外流血”，一些战士被震得上下牙像老虎钳一样不由自主地合到一起，却咬破了自己的舌头。“七号坑道里，有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小卫生员，靠着坑道壁上死了，身上没有伤，是活活给震死的。”他应该算是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上的第一个牺牲者。
太阳露头以后，敌人开始进攻，兵力分为四路。敌人的阵地距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很近，最近的只有五十多米。因此，从敌人阵地上响起的广播声“就像喇叭安在坑道口”。“伪二师找了一个会说汉话的人，在广播喇叭里嚷嚷，说，为什么要进攻？因为这是狙击兵岭，因为你们的狙击手杀死我们很多人，我们一定要拿下狙击兵岭……”敌人广播的倒是事实。王福新记得，他的连队是从那年四月十六号进入阵地，到上甘岭战斗开始时正好够半年。他们连是接的二十六军一个连的阵地，刚上阵地时，敌人很嚣张，“敢在阵地上跳舞、晒太阳。你开枪打他，他不知要还你多少炮弹。”后来，上级指示要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在长期的阵地对峙中这是消耗对方有生力量的一个好办法。王福新指挥他的连队在这方面干得很出色。“敌人在下雨后，要出来晒太阳，他一出来，我们狙击手的枪就响了。不管白天黑夜都打，黑夜里听声音打，用六○炮和八二炮打冷炮。有一回，夜里，从六号阵地前边，敌人从工事里出来一个班。听见响动，我们给他拍了三发六○炮。天亮后，看见敌人用绳子往回拽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