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筹备摄制影片《上甘岭》的时候，曾经通过总政治部，要求上甘岭参战部队选派一名军事顾问。后来，这项工作交给了十五军一三四团二营副教导员赵毛臣。在上甘岭作战时，赵毛臣是一三四团四连的指导员，他的连队伤亡很大：“全连二百多人，剩四个人下来，其他都是死的死、伤的伤。”赵毛臣便是那完整存活的四个人中的一个。刚刚从残酷的朝鲜战场回国，赵毛臣没有想到幸存下来的他会和拍电影有什么关系。“当时，师里来电话，说总政通知我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我问去干什么？回答说，不知道，反正是执行任务，去了就知道了。”
于是，赵毛臣坐火车，从部队驻地赶到长春，一路打听，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却被看大门的拦住了——
“看门的问我，你找谁？我说我也不知道找谁，是组织上叫我来执行任务的。他说，你不知道找谁，我不能放你进去呀！我说，你不让我进去我就走吧！他说，你既来了，就住招待所等一等，我给你问一问。我就在招待所随便住下了，等着他问的结果。第二天，导演沙蒙才知道我来了，听说他把摄制组的剧务狠批了一顿，让剧务弄车把我接到长影小白楼住。”
导演沙蒙在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曾经去朝鲜战场，在十五军四十五师生活、采访过一段时间，和特等功臣赵毛臣交谈过不止一次。熟人见面，分外亲热。
沙蒙问赵毛臣：知道让你来干什么吗？
赵毛臣说：不知道。
沙蒙说：叫你来拍电影。
赵毛臣说：我没文化怎么拍电影？
沙蒙说：没文化可以学。
赵毛臣说：我正在学文化，上速成中学。你们要我来多长时间？
沙蒙说：得一年。
赵毛臣说：有一年我速成中学都毕业了。
沙蒙说：那你在这儿学，我给你找个教员教你。
果然，沙蒙导演吩咐一个搞服装的姓曹的人，每天给赵毛臣上两个小时的文化课。于是，赵毛臣就跟着摄制组到朝鲜拍电影，来来回回搞了八个月。
赵毛臣作为上甘岭战役的亲身参加者，又是影片的军事顾问，在影片《上甘岭》的拍摄中，自然要提出一些问题。比如电影里，在上甘岭的坑道里有个女卫生员，叫王兰，赵毛臣提意见，说坑道里根本没有女的，女同志不让上第一线。沙蒙问他，团部有女卫生员吗？赵毛臣说，团里有。沙蒙说，那就对了，女同志代表志愿军一个方面，电影里安排团卫生队派王兰到坑道检查卫生，正赶上敌人向上甘岭突然发起进攻，她走不了，敌人炮火封锁呀！就这么留下的。赵毛臣一想，导演说得也有理，反正是拍电影，总要有个女角色嘛！
“拍电影和打仗是两回事”，显然，赵毛臣是用这个简单的道理说服了自己的。“你一看他们拍的那个就不行，没把上甘岭战斗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离我们坑道的实际情况差得太远了。电影里有个情节，战士们在坑道里捉了一只松鼠玩儿，这个事儿倒是真有，一三五团七连连长张计法，就真捉了一只，但一弄到电影里就显得假。”
对此，沙蒙导演不断耐心地开导赵毛臣，说得赵毛臣心服口服。“沙导演告诉我，这拍电影是要教育人的，不能把实事都搬到电影上，那么干才是错误的。坑道里苦是事实，可以适当反映一点，但不能把渴得喝尿的事都搬上银幕，不然老百姓看了，谁还让儿子去当兵？再说了，全国人民都支援抗美援朝，不点灯，省油省电，小孩都不吃糖，省下钱来支援志愿军，可一看电影，志愿军死那么多人，还喝尿，那我们捐的钱都弄哪儿去了？”
沙蒙导演的话对吗？
电影《上甘岭》和那个时代产生的一大批描写抗美援朝的作品一样，充分起到了对人民的宣传、教育、鼓舞的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由此来看，沙蒙导演的话是确有其道理的。
但是，有道理的不一定都对。
就像那首唱了几十年的歌一样：“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了几只美国枪，嗐！”打仗像这么痛快得如同吃冰激凌一样的时候不是没有，但这远远不是战争的全部。
电影《上甘岭》当年上映的时候，曾经指挥过这场战役的原志愿军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将军也去看了影片，但是看了不到一半就泪流满面，中途退场了。影片勾起了他对自己生平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的回忆。毫无疑问，上甘岭是一座丰碑。但是，上甘岭又是一座坟墓，它是一座埋葬着数万人骨血的巨大的坟墓。这样的坟墓压在王近山将军的心头，他能承受得了吗？
因此，他中途退场了。
因此，他长叹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枯！
因此，他告诉别人，《上甘岭》电影里反映的，连战场真实的百分之一都不够！
如今，上甘岭战役已过去六十多年了，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满足于让人民只知道那百分之一吗？人民的神经真的是那么脆弱得经不起残酷的事实真相吗？
拿起笔来，写下这迟到六十年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