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2日，部军贸开发领导小组书面报告姜燮生、何文治、王昂副部长，报告在分析了当前形势以后，提出：①积极支持与波音合作；②如果巴方只选中格鲁门一家，应准备如何与之合作的方案；③争取与普·惠公司合作搞PW1216发动机。姜副部长等批示同意。
8月5日，波音军用飞机公司以丁·拉尔夫副总裁为首一行4人，赴巴谈判后来向我方通报。我方孙肇卿、江同、毛德华局长等出席会议，成飞派陈金琰赴北京参加会议。拉尔夫是美国退役少将。曾在西点军校和普林斯顿大学航空系学习，现在波音军用飞机公司主管项目开发。
拉尔夫首先通报这个项目是高层次决策、是波音总公司要求搞的，情况要向总公司报告，7月11日向巴方的投标建议书也是7月9日由总公司批准的。原来军用飞机公司并不想干这件事，总公司则要求要保证搞出来的飞机有世界一流的质量，要使波音和中航技都感到骄傲。
之后，波音公司自他们公司召来3名专家（气动方面、结构方面、系统方面）连同李湘渝、彭运高等5人，8月13日由牛新棠陪同赴成都。因为15日前波音要答复巴方，成飞所有的资料能否使用。巴方才会考虑波音是否可以成为竞争者之一。所谓能否使用，指的是全不全、深度够不够，在美方使用时，概念和习惯上是否相容，因为技术体系不一样。
14日他们进厂，我和杨宝树、陈金琰、黎茂杰等接待了他们。双方一谈，因为坦率敞开，所以马上就理解了。波音事先声明，这10个方面的资料，现在只要看一看，不要求带回，也不作记录，只是要判断一下可不可以用，是否可输入电脑进行工作。他们又说过去波音有挫败的经验，原因是得不到合适的资料，失败有3次，一次是改DC-9为货运机；一次是改L-1011为货运机；一次是为F-4改电子设备，虽用尽了力量去竞争，但后来都放弃了，原因都是得不到合适的飞机数据，也包括公司间技术工作的差别、不相容。
这一下，我们就放手拿出资料来让他们看，包括全套出口飞机的英文资料，以及我们吹风的资料、强度计算报告等；显示了我们飞机设计资料上的实力。通过回答问题更显示了我们的设计技术和水平。一天的看和问答下来，波音公司方5人心里完全有底了，当晚立即向公司总工程师发出了汇报电传，大意是：在成飞所看到的大量设计资料相当完整，十分有价值，与美国习惯差别不大，可以按此立即开始可行性研究工作；中国同行以他们引人入胜的专业知识和理解能力，回答了我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整个来访小组为成飞主人的慷慨、合作和支持态度所感动，等等。电传之外，李湘渝晚上还直接与其总工程师蒙图里通了电话，蒙图里已收看了电传，十分高兴，告诉小组，剩下唯一担心的问题，是与我方如何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即语言障碍如何解决。
第二天进一步交换意见后，波音客人带回了充分的信心。他们返美途经北京时.部里和中航技宴请了他们，他们一再表示，此次访问成飞收获很大，相信今后一定能合作好。
这一步可惜走得太晚了。
我们的C型机研制继续在吹风，协调打样也已开始。
1986年9月初，巴方仍未决定。据说他们内部对仅由格鲁门一家搞可行性研究还是交由波音和格鲁门两家搞，有分歧，又涉及增加费用的问题，现矛盾上交报给总理了，总理还来不及批。又有消息说，格鲁门在加紧活动，希望巴方劝波音退出竞争，或由美国政府向波音施加压力。从形势分析，由格鲁门一家做可行性研究的可能性非常大。
巴的底牌就这样了，我们一方面争取两家做，一方面要准备只有格鲁门一家做。针对这种形势，莫部长内部指示，在与格鲁门一家合作时，我们的王牌不能丢。
为了防止不丢，我提出的对策主要有两大条，一是抓紧我们自主发展歼7C型飞机，先走一步，必要时先搞出来推入国际市场；二是努力在与美、巴合作中保有我方关键设计资料，不落入美方手中，要有顶住美、巴压力的决心，宁可做不成“佩刀”Ⅱ项目，也不能提供我方的关键设计资料。
紧接着，莫部长带领一个工作组来成都蹲点，落实大上民品的方针。到厂不久，9月11日莫部长亲自到设计所看歼7C型机和歼7Ⅱ改的设计工作进展情况。莫部长又当场和陪同的谢明、侯建武及我谈了一旦只和格鲁门合作，我们的王牌不能丢，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争取与波音的合作。
波音军用飞机公司总裁古懋萱先生一行于9月16日到成都，事先莫部长指示，要充分让他看，并将当面与他探讨“佩刀”Ⅱ的合作问题。
古先生到北京时，先由何文治副部长、张金波主任等与他谈了一次。古的谈话很坦率和诚恳。他说：
①由巴方给波音50万美元作可行性研究，是不平等的，波音不能干，如果巴方的200万美元平分给格鲁门和波音，可以干，如果两家各给50万美元，也可以干（何副部长说，中方总的支持波音干，如巴方把150万美元给格鲁门，只给波音50万美元，那由中方另给波音100万美元，行不行？）这也不行，一是美国政府不会批，第二巴方干不干？
②何以波音打算搞“佩刀”Ⅱ项目？原因是可以和中航技合作，波音干这个项目油水不大，飞机机体是中国的，发动机航电是美国其他公司的，波音只管了接口工作。
③如果巴方与格鲁门合作，X-29的前机身一定很贵，这点巴方不知道，要设法让巴方知道。
④要提高机体的寿命，难度比较大，可以由中方设计，波音帮助并搞寿命试验。
他们来成都后，17日进厂，这一天正好是厂休日。他们到了以后立即与我们谈“佩刀”Ⅱ的技术性问题。看来古懋萱完全是一位总设计师出身的公司总裁，他从机体疲劳寿命、机体材料和载荷谱谈起，一直谈到颤振、外挂影响、发动机选型、进气道匹配、雷达选型、雷达罩上的空速管、风洞试验、武器选择、仪表板布置等，不断地提问和发表意见。
下午，莫部长在厂里接见了古总裁一行，我们几个人参加了，除“佩刀”Ⅱ外，还谈了歼8Ⅱ改装航电的事。晚上由莫部长和蒋民宽省长出面宴请了他们。宴请前蒋省长找莫部长谈了成飞与国外合作生产小型民机的问题，第二天波音客人参观了生产线并安排在成都附近观光。
中航技李泽蕃同志再次赴巴活动后，9月下旬返京。10月下旬，美国爱默森公司来人谈APG-69雷达的问题。
波音公司在美国内积极活动，此时已经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可以参加“佩刀”Ⅱ的可行性研究（原先只批准格鲁门一家），而且摸清了政府不反对两家的公平竞争。现在出现了机头研制的地点限制，波音被迫更改分工方案，这样一来，方案与格鲁门的雷同，巴方国防部感到竞争已无意义了。
孙肇卿局长乘陪同斯里兰卡空军司令访问成飞的机会，亲自带着穆斯塔法的来信与我们商量，经过与谢、侯等一起认真分析，最后以厂名义给部党组上报了一个正式书面意见，大意是：
①只有格鲁门一家合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努力促成“佩刀”Ⅱ项目，对我们仍是利大于弊的。
②今后的“佩刀”Ⅱ，我们将无自主出口权，故我们仍应及早研制出自己的两侧进气歼7出口后继机，以便宜取胜。
③今后与格鲁门的合作中，我们应保证机头的机体资料和歼7的全机性资料，不向格鲁门提供，防止格鲁门把我方甩掉。
书面意见报到部里后，莫、姜、王等部长都同意我们的报告。剩下的问题是今后如何与格鲁门既合作又斗争了。
美国政府的这个变化的原因，后来弄清了。本来美国政府对“佩刀”Ⅱ只限制三条：一是空中加油不能给巴方，二是发动机性能数据不能给中国，三是航电设备不能到中国，也不能给性能数据。后来格鲁门出了一招，对政府说中国人要把“佩刀”Ⅱ机头数据拿去改歼8Ⅱ，于是美国防部权威人士口头限制说，机头只能在美国研制。由此可见，格鲁门是十分令人讨厌的。
1986年12月7日，巴国防部国务秘书穆斯塔法亲自带巴空军“佩刀”Ⅱ主管萨里姆上校访华，希望直接同莫部长会晤，以求消除误会，求得谅解，穆斯塔法认为这比书信往来或通过别人转达要好。
当天晚上穆斯塔法单独和李泽蕃交换了意见，8日上午穆斯塔法带着萨里姆及其驻华武官司正式和刘国民、毛德华、李泽蕃、陈金琰、牛新棠会谈。下午，莫部长会见了穆斯塔法等一行。
会议中，穆斯塔法最后表示，他认为由两个美国公司搞可行性研究不被一家公司制约，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两家公司争夺下去，拖延下去，会起新变化，会使“佩刀”Ⅱ项目夭折。这样，从目前看，使项目生存下来更重要，只要项目生存下来，有些具体问题，包括学到技术的问题总有机会处理好。
莫部长对穆斯塔法强调说：
要干下去，三方的关系一定要先弄清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要平等相待，对我们来讲，不能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美国政府有政策限制，中国政府也有政策，这政策不是刘国民先生和我本人能定的，因为这资料不是仅给你巴方而是给美国的，我们能无约束地给美方资料吗？而美方想得到我们的资料，仅是为造“佩刀”Ⅱ飞机吗？莫部长的这些话说得是很透彻了。
9日中午，张爱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接见并宴请了穆斯塔法，他说：“莫部长的意见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意见。”
10日，穆斯塔法一行在李泽蕃、牛新棠陪同下飞抵成都，12月11日进厂，我和杨总，王、陈二位副总等接待了他们，尽量让他们看我们在CP型飞机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当场由计算机画出两侧进气的飞机图、全尺寸的金属样机，吹风用的飞机模型，又看了飞机生产线、定寿的全机疲劳试验等。
在北京谈了之后，穆斯塔法感到这个项目比较难了。到成都一看，接触了实际东西，有了感性知识，他知道了中方的态度和对项目的诚意，看到了中方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可以依靠的；知道了必须合作研究设计方案和交换必要的资料数据，是符合实际的，因此是合理的，中方的意见是完全有道理的。在交谈中，他表示回去后要继续做工作。离京前，刘国民去机场送行，并交给他一封莫部长的书面信件，再次表明我方态度时，并鼓励他不要轻易使项目吹掉。
年底，我驻美官员约见美国防部人士，美方说，因项目未定，对中方谈不上有什么限制。关于F404发动机，因中方未正式申请要引进，要未必不给。话都很活。
可见，有些问题是格鲁门从中捣鬼，当然，也有美国政府人士有意含糊的地方。
中巴美三方艰苦谈判
1987年是超7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
元旦过后，1月5日，李泽蕃同志自北京给我打电话说，格鲁门公司的王承栋1月7日到北京，佩莱哈克等3人9日到北京，巴基斯坦国防部少将等3人15日到北京，要求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佩刀”Ⅱ的发展到了决定性的关键环节。我带陈金琰、邱普达、王月新、刘明树等四人立即飞往北京。
12月22日格鲁门公司董事长比尔沃思向我方莫文祥部长发出了公函。在中航技刘国民副总裁于1987年1月2日在巴基斯坦会见穆斯塔法后，穆斯塔法也于1月3日向莫部长发出了公函。两封公函都表达了格鲁门公司对中美合作的态度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格鲁门公司表示欢迎中方在美政府限制之内参加可行性研究，中方工程师可以到纽约去参加“佩刀”Ⅱ项目评审，同意双方相互长驻联络工程师，同意向中方提供美政府限制许可的前机身有关数据，即使在美政府限制之外但中方需要的，格鲁门也将努力申请美政府批准发放，等等。
穆斯塔法并向刘国民建议中、巴、美三方可于1月中旬在北京会晤，因格鲁门急切希望消除与中方的误会，格鲁门已经意识到没有中国方面毫无保留的支持，他单方面不可能顺利地进行“佩刀”Ⅱ的可行性研究，而要获得中方支持除非也以诚相待。穆斯塔法希望通过三方会晤，让格鲁门有机会说明自己的立场，如三方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则即可签订协议开始工作，并对格鲁门有所制约。
关于波音公司方面穆斯塔法再次明确表示，已确定由格鲁门一家做可行性研究，但考虑到中方的建议，已确定1月邀请波音公司访巴，待可行性研究完成后，欢迎波音公司参加样机研制的投标。
三方在北京的会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迅速展开的，明确排除了波音参加竞争，格鲁门合作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变。
在做了准备工作之后，前后长达14天的北京中、巴、美三方“佩刀”Ⅱ谈判正式开始了。
1987年1月10日在航空工业部谈判间里，先开始了我们与美国格鲁门公司的谈判。美国格鲁门公司，其中译名是约定俗成的，正式听他们发音，觉得应译成“格拉曼”，为了从俗就不改了。
美方出席谈判的有佩莱哈克、贝林、罗默、王承栋；我方出席的有中航技孙肇卿、李泽蕃、牛新棠，军机司马承麟、朱荣章，成飞公司的我、陈金琰、邱普达、王月新、刘明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