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分析了形势后，认为为了贯彻部党组“保军转民争出口”的方针，一定要千方百计拿到“佩刀”Ⅱ项目。为此，要多做巴方的工作，使巴方在一切重大行动上，先与我商量；我们要主动掌握巴、美动向，分析哪个美国公司对我有利，就支持他夺标，最终要达到研制原型机机体由我方负责的结果。为了做好这项复杂的国际合作项目，据姜燮生副部长指示，部内成立军贸开发领导小组，由计划司厉司长，军机办张主任，外事局孙、刘局长4人组成，孙、张二人担任组长。另外，报告还建议成立由毛德华担任主任，李泽蕃、朱荣章担任副主任的型号办公室；请谢明同志任研制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经与谢明、侯建武、屠基达同志商量推荐成飞副总工程师陈金琰任总设计师；“佩刀”Ⅱ项目作为中航技的经营项目，由中航技与成飞商定如何进行经济管理。
这个报告经莫文祥部长和姜燮生、王昂副部长分别批示同意，并要求抓紧落实。事后，现场总指挥没有正式任命，陈金琰任总设计师的任命于1986年5月6日正式由部文件下达。关于总设计师的问题，1985年10月北京CP方案汇报会后，一直在酝酿，部里有关领导希望我能担任，故1985年11月部下发成立飞机设计顾问组文件时，就把我的名字从顾问组名单上划去了。从我的能力、资历和精力看，总设计师是可以干的，但是从发展来看，我向有关征求我意见的同志说，培养年轻一些如陈金琰那样的同志来担任比较好，我可以全力帮助的。另外，事情主要由厂里来办，我现在不在厂的领导班子里，隔了一层，有些事也不好办。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部里又发文增补我为飞机设计顾问组副组长。但因我正任成都飞机发展中心副主任，故我分管“佩刀”Ⅱ等出口机型也未受影响，只是在技术上我不签署。
美国承包商的竞争
一提起波音公司，大家的印象就是大型民航客机，其实是因为波音公司在西雅图的民用飞机公司在中国活动比较多，民航机用得多，补偿贸易工作也多，印象比较深的缘故。
波音军用飞机公司参加“佩刀”Ⅱ项目竞争后，1985年1月21日在政府批准后派出技术部主任拉尔夫和国际项目主任李湘渝来成飞访问，李泽蕃、朱荣章、牛新棠陪同。拉尔夫尚未形成正式的改型意见，只是口头讲了一讲，我们也在口头上向他们介绍了CP方案，请他们看了歼7M飞机和CP型全尺寸金属样机，之后，他们即赴巴基斯坦活动。
4月初，中航技通过波音驻京办事处向他们传达了巴方对他们比较粗浅且不改机体的方案和可行性研究周期太长都很不满意的消息后，波音公司立即派出李湘渝并带气动力、航电及发动机专家共4人到北京，并与其驻北京首席代表彭运高等二人一共6人于4月17日到成都。第二次来访仍由李、朱、牛三人陪同，我和王寅恭、陈金琰等接待。
波音小组感激我方对他们的支持，所以向我们介绍他们国内的背景情况时以及与我们谈方案都比较敞开和大方。他们一来，就拿出一份准备好的“佩刀”Ⅱ概念性方案给我们，有100页之多。我们看后，感到他们在1月来谈之后短时间内在缺少歼7资料的情况下，写出这个方案，快速反应的能力是较强的。
这次波音的书面建议，飞机改为两侧进气，进气道是不可调的，翼尖挂弹，有7个外挂，结构设计要达到4000小时总寿命。
航电有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大量用F-16的航电设备，并采用F-16C/D的座舱仪表布局。两个方案都采用APG-67雷达，火控系统都可发射“麻雀”中程导弹。
发动机建议从M88、PW1216、RB．199及F404/RM12中选。在论述分析后，波音倾向于用F404/RM12，它的可靠性高，推力也较大，视情维护；寿命：热部件2000小时，冷部件4000小时。波音已经和GE公司接上关系，GE公司要求共同做发动机与进气道的匹配试验以保证质量。安装方式波音建议用后机身下部大开口的形式。此外采用类似F/A-18和F-20的AMAD（发动机配套的飞机附件机匣）。有空中加油，用美国空军的标准。
为了达到高可靠性，波音建议大量采用货架产品和成熟的经过验证的技术。
原型机研制，波音建议两年内完成两架原型机的制造和试飞，飞机首飞成功即决策投产。为了快速研制原型机，波音公司建议采用洛克希德臭鼬工厂那种的非常规试制的办法。
20日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按照公平竞争原则，我们给波音的数据资料与给格鲁门的相当。当然口述的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次谈判达到了我们原定的目的，灌输了我们的改型设计概念，增强了他们推出方案的实力，也鼓舞了他们的竞争斗志，让波音进一步认识到改型中的机体工作必须以中方为主。
此后，1986年5月12日，外事局副局长兼中航技副总裁江同，在美国访问了维其达波音军用飞机公司。该公司古懋萱总裁亲自接待宴请他，由拉尔夫、李湘渝共同与之洽谈。总的情况双方思路比较接近。
古总裁说，波音参加“佩刀”Ⅱ项目，与格鲁门不同。波音不是为了得到多少利润，主要是美国政府要求波音干，目的是加强巴基斯坦的力量，以便支持阿富汗反苏，是从政治上着眼的。这个项目如能办成，得益者主要是巴、中以及美国的发动机、机载设备公司。波音在完成飞机研制后，生产阶段没有多少工作，得不到什么效益，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推动，波音是要争取的。
波音问江同，有无可能让巴方在卡姆拉生产一部分机体？江回答，只要巴方要求，我们可以帮助他生产。波音公司原来担心中方不愿意拿出一部分机体工作让巴方干，江同一说，波音就放心了。
古总裁最后建议尽早促成中、巴、美三方一起直接会谈。
通过这次会谈，江副局长感到，波音的长处是在理清三方关系如何实施工程项目上思路清楚，弱点是技术上、方案上研究得不深。格鲁门则正相反：在技术上较深，而如何组织这种工程，则想得有点天真。因此，江副局长自维其达来信向国内建议，我们今后对波音多从技术方案上帮他准备，而对格鲁门则不要在技术上和盘托出了。还建议中航技主管这项目的李泽蕃同志能主动赴美，与波音直接会谈。
1985年10月，格鲁门公司来华谈判时，我们已经给了一些基本数据和资料，如飞机和机体结构的重量重心、打算与新机头对接的11框12框外形、飞机改型前后的切面面积分布图、发动机舱空间图等。这些作为提出竞标方案的依据已够了，但要进行实质性的“佩刀”Ⅱ可行性研究当然是不足的。
我们把“自成商品”的飞机叫C型，也指仅是中国自己的，以区别于与巴合作的CP型。部里决定立即研究“自成商品”，谢明主任、侯建武厂长亲自召集我们一起开会，听取汇报研究方案。并于1986年4月9日，一行8人立即飞赴北京。8人中，谢、侯、我以外还有陈金琰、邱普达等。
航空工业部军贸开发领导小组紧急召我们赴北京研究对策。1986年6月9日我们一行8人飞到北京后，下午就在小经厂招待所开会。部军机办张金波、毛德华、朱荣章，外事局孙肇卿、李泽蕃、牛新棠，计划司徐仲奎等同志都来了。这是一个座谈性质的会，首先是传达信息，然后是研究对策。
法鲁克自成都返回北京后，谈得还可以，姜燮生副部长出面请他吃饭。法鲁克说，“佩刀”Ⅱ这个项目，巴政府的意图是要把它搞成的，否则他就不来了。总的预算，巴政府打算花15亿美元，12亿美元用于150架飞机，3亿美元用于建卡姆拉基地，达到能生产机头及飞机总装试飞的水平。这就不仅是巴空军的事了，齐亚哈克总统也支持。这个信息的确表明了巴方下的决心。
另外，格鲁门公司的王承栋在北京活动，来中航技谈过，李泽蕃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了我们对格鲁门无合作诚意、对我们封锁消息、企图绕开的抱怨。王承栋做了一些勉强的解释后提出希望安排6月23日格鲁门的人再次来华谈判。
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对外，如何落实部长关于“佩刀”Ⅱ的合作方针；对内，为了防止“佩刀”Ⅱ久拖不决或最后吹了，即使成了，我们也没有自主的推销权，受制于美国和巴方，所以在对付国外合作的同时，我们自己应该独立干，自成商品，而这应是什么样的方案。
会议讨论了一天半。成飞抛出了“自成商品”的C型机方案，作为中航技和成飞合作的经营项目。整个工程分两步走，第一步不装最终航电的飞机，可以飞行试验，主要改机头及进气道，预计要花3000万元研究费。
6月11日，谢、侯、我与部机关张、孙、朱、徐一起去莫部长那里汇报，12日又向姜副部长汇报。然后在军机办具体研究起草座谈会纪要，以便由部正式批发。
会后，谢、侯和我等赴长春第一汽车厂等为我厂上汽车模具项目进行考察活动。
1986年6月30日，部以航军函（1986）536号文批转歼7改型出口座谈会纪要。纪要的主要精神是：
巴空军对“佩刀”Ⅱ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是一个有希望、有发展潜力的军贸项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对进一步打开军贸市场促进航空工业产品开发、稳定军品生产线和航空科技队伍，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即使我们在技术上、经济上承担一定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纪要接着分析了风险：我方在“佩刀”Ⅱ中只能是13框后机体的子承包商；我们向美方提供大量歼7M型资料，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我方得不到美方有价值的发动机、雷达、机头和进气道等的资料，“佩刀”Ⅱ项目巴方要分三阶段进行，预计历时6年，很可能因种种原因中途夭折。
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支持巴方建立自己航空工业的政策，促进“佩刀”Ⅱ项目；在与巴、美合作中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以斗争求联合；在技术资料上坚持有来有往的原则，防止美方利用我方资料后把我甩掉；以合同条款保障我方的经济利益和主权。
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主要的对策是在进行“佩刀”Ⅱ项目的同时，积极开发我们自己的歼7改型出口机（歼7C型），以便我们今后独立向第三国出口，歼7改型出口机拟分两期进行，一期所需研制费3000万元，由中航技和成飞联合经营，各投资1500万元。
这样，根据部座谈会的精神，成飞歼7C型的设计工作大步前进，并准备迎接航空工业部的9月方案评审。
6月23日格鲁门的人没有来，改为7月底才来。
此后，波音的投标书按期于7月15日送给巴空军。
6月，部决定“自成商品”的方针后，进一步形成了内部、外部两线作战的局面。
歼7C型的研制工作，成飞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设计方案的细节正在总设计师陈金琰的主持下逐个落实；迎接预定在9月召开的评审会，厂总工程师杨宝树主持研究了评审准备措施，并且组织了定期检查；建立了行政指挥系统和总设计师系统以及新机型号办；力争C型和一期工程能于一年后上天的研制一级网络理出主干线和关键；试制总方案也开始制订；设计性系统试验开始筹备；进一步吹风的模型正在制造。为了寻求发动机的出路，除国内涡喷13改进型、14号机外，也设想在美国以外寻找，故向罗·罗公司索要RB．199发动机的资料和数据。
格鲁门公司那里，直接信息什么也没有，但是他们在积极活动。
7月17日，格鲁门公司董事长比尔沃思致函我国防部长张爱萍，希望我国支持格鲁门承担中、巴、美三国歼7改装（“佩刀”Ⅱ）和歼8改装工作。
与此同时，在贾玛尔上将陪同巴总理居内久访美之机，格鲁门董事长等直接找了贾玛尔，贾玛尔向格鲁门方表示，已选定格鲁门为美方承包商。
“佩刀”Ⅱ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巴空军已内定格鲁门公司，我们实际上倾向于与波音军用飞机公司合作，因为两家与我合作的态度大不一样。目前看，与格鲁门合作会令我吃亏，而与波音合作，则因波音方案实际上以我歼7CP为基础，对我极为有利。分工上，机体改型由我方负责，波音除负责采购外，并负责航电综合、总装试飞等。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则对我全面掌握飞机改型设计技术，争得更多工作份额，以及研制自己的后继机都极为有利。
但这决定权在买主巴方那里，因此我们主张由两家公司同时做可行性研究。进行公平竞争。我们呢？谁与我合作好就给谁以更多的支持，必然可使波音方案中选。但巴方强调申请做可行性研究的预算只有一家研究的费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钱由两家做。除非波音压价。按波音开始做投标书时是一个小改的方案，后来经过我方的帮助启发逐步认识，故其向巴方索要的费用由50万美元、100万美元上升至150万美元。
7月底，波音驻北京办事处透露，即使巴方不给钱，波音也要做可行性研究。波音已预定7月29日赴巴，8月初自巴返美时，途经北京向我通报，8月16日再派组访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