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羽中
北大学生的狂是出名的。大家从前都是威震一方的“腕儿”，现在自然也互不服气，一争论起来就没个完，有时候为了什么学术观点甚至可以打一架——反正伙食好有力气，打完了还是不服气。可有一种人大家都不得不服，那就是怪人。我宿舍里便有一位。这位老兄来自中国的苦寒之地，但是一年中倒有9个月都见他穿个拖鞋“啪啪啪”地满世界跑——自称最后一个“拖派”，也不怕冷。北大宿舍的条件非常糟糕，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床奇小，对北方大汉而言翻身都觉困难，但“拖哥”偏偏书多得没地儿放，堆了半床，结果晚上睡觉常常被倒下来的书给砸醒了，还以为闹了地震，当然久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了。
“拖哥”的“怪”自然不止是生活上的不拘小节，他主要的造诣在西洋近世哲学。只要见他抱着一大卷卫生纸急匆匆地冲出门去，腋下夹着的就必是康德的“三批”一类的书。良久，他才慢悠悠地踱着方步回来，脸上总是欣欣然有喜色，也不知是不是又到了什么“境界”。
文史哲三系的怪人最多，这3个系的空气似乎也更养人，哪怕貌不惊人的小女生也多半有一些足以入小说的“佳话”。我认识的一个历史系的哥儿们，长得黑黑胖胖，胡子留得很长，而且喜穿长袍，搞得不伦不类，但是招摇过市，从来都自我感觉良好，也从来没有老师或是什么政工干部去过问。他学问也很好，大二已经发了四五篇论文，自称“可以评讲师了”。最近据说在搞唐代的职官制度，而且有阎步克先生指点，想来一定能闹出点名堂吧——我简直要由羡生妒了。
学生“怪”也就罢了，年轻人，放旷一点是自然的，偏偏老师里边的怪人也特多。比如汪丁丁，他写的书多得很，文章也漫天飞，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大叫看不懂（包括他的同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海闻），因为他不光是喜欢讲经济学，而且哲学书读得多了点，文章写不了几行就奔康德、黑格尔去了。有一次我跑去听他的课，讲着讲着开始来“玄”的了，只见他一个人在讲台上激动得大汗淋漓，拼命在黑板上写呀画的，突然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讲错了，然后走上去就指着黑板教训他。他听了一会儿，说，好，你是对的，现在请你来讲。说完就到第一排规规矩矩地坐好——当时所有人都呆了。
课堂上“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自由风气从老北大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我的老师王联先生，以前做过全国闻名的“九二国政班”的班主任，被评过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照理说应该“纪律严明”了。但是王先生上课决不点名。有一次他说：“点名是不可能的，那是破坏形象的事。”学生们大笑，他却一本正经——因为这确实是真话。在北大，老师，哪怕最年轻的小讲师，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名士的派头，靠点名来约束学生只能说明自己没有魅力，当然也就会“破坏形象”了。
如果读过张中行老先生的《负暄琐话》，那一定会对那些拒绝批阅试卷的老先生仰慕得不得了，其实北大现在还有这样的遗风。某学院1998级的班主任曾经要求学生把自己希望得到的分数写在试卷上，开始大家不知所云，只好随便写了一个数字，结果这真的成了他们最后的分数。或疑为天方夜谭，但我保证：童叟无欺！
随便举几个亲见亲闻的例子也就足够了。这起码说明了几点：北大的老师是尊重学生、信任学生、爱护学生的；北大里边“分数”是个次要的东西，学生有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可以选择自己爱听的课，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北大是培养生气勃勃的“人”而不是什么死木头的（哪怕是“材”）。这种“怪”，恰恰正是北大的精神魅力所在。
（任羽中，男，北大中外政治制度硕士生，二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