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下村湖人与《论语物语》
《论语物语》是诞生于近代日本文坛的一部以中国古代典籍《论语》为“底本”创作而成的作品。作者下村湖人（1884—1955）用28个小故事将《论语》中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记载，巧妙地进行了整理排列，完成了小说式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论语物语》可以被视为下村湖人为孔子及其弟子们所作的传记，它不仅真实地传达出作者在与现实生活的个体经验对照中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层面的理解，同时也成为考察20世纪日本《论语》传播史的一个重要范本。
一、下村湖人的生命历程
下村湖人1884年出生于日本佐贺县神埼郡千岁村，为家中次子，本名内田虎六郎。下村湖人的祖上原为锅岛藩武士，废藩置县后，因陷于贫匮而家道中落，出生后不久的下村湖人就被寄养到他人之家，后因过继给当地望族下村家而更名为下村虎六郎。下村湖人直到四岁才返回自己家中，不料与生母仅仅共同生活了五年的时间，十岁时便遭遇了丧母之痛。下村湖人母亲原为名门闺秀，知书达理、纤弱娴静，百人一首、古今集等都是其掌中爱读之物，在下村湖人的自传体小说《次郎物语》中，母亲民（お民）就是以其生母为原型塑造的。在主人公次郎眼中：
母亲民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颇有见识的。自孩提时起就无数次地听她讲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让人感慨不已。[1]
失去这样一位母亲，对于下村湖人的成长无疑是一大损失，然而对年少坎坷的下村湖人而言，所幸的是作为武士之子的父亲具有较高的汉学素养，在下村湖人幼年时，就以《论语》为读本，教授其素读汉籍[2]，培养了下村湖人最初的汉学趣味。14岁（1898年）时，下村湖人进入旧制下的佐贺中学，跟随当时的汉学大家吉冈美标学习《论语》。19岁升入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后，又师从野野口胜太郎[3]学习汉文，对其教授的《庄子》课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时期担任英语教师的是厨川白村。作为英国文学研究家，厨川白村曾先后历任第五高等学校和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对当时的青年影响很大。或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下村湖人从以往的研习汉学转而对英文学科发生了兴趣。1906年，22岁的下村湖人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科，专攻英国文学。当时在英文科任教的是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夏目漱石，开设有“18世纪英国文学”及“《奥赛罗》”等课程，下村湖人在此受教，在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的养成方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从东京大学毕业后，迫于生计的下村湖人不得不回到家乡就职。自1911年至1924年，下村湖人先是担任佐贺中学英语教师，其后又历任鹿岛中学、唐津中学等学校的校长。如果说求学期间的下村湖人其学问倾向发生了由东方向西方的转变，那么就职后的下村湖人，其工作重心则因应时局的变化，重又回到与中国相关的场域。1925年6月至1931年9月，下村湖人被派往当时的日本殖民地台湾，六年多的时间里，下村湖人先是担任了台湾总督府立台中第一中学校长，后又转任台北高等学校首席教师并于同年升任该校校长。从台湾返回日本后，二十年间一直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下村湖人辞去教职，转而投身社会教育事业。1932年下村湖人受大日本联合青年团之托，在其开设的青年团指导者养成所负责勤劳青年教育培训工作，翌年出任青年团讲习所所长。1937年下村湖人辞去讲习所所长之职，离开教育领域，开始了后半生的自由演讲以及文学写作生涯。
二、下村湖人的诗歌创作与文学评论
在下村湖人的一生中，不论是求学阶段还是任职教坛期间，都一直没有中断诗歌创作，若以时代而论，其诗歌创作大多集中在求学时期，和歌的创作则以赴任台湾时期为核心。与其大量的诗与歌的创作相比肩的，是下村湖人撰写的诗论及文艺理论文章。
1901年下村湖人以诗歌创作初登文坛，这一年他只有17岁，还只是佐贺中学的三年级学生。在当时堪称一流的《新声》《文库》《明星》等核心杂志上，人们读到了下村湖人以笔名内田夕闇发表的诗歌，它们与尾上柴舟、蒲原有明等大家的诗作一起被刊载，[4]使人们对这位年轻有为的诗人倍加关注，下村湖人因此而被佐贺中学校友会选为会刊《荣城》的编辑委员。19岁时，作为第五高等学校的文科生，下村湖人因其诗作《近所之虹》发表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帝国文学》上而一举成名，自此以后下村湖人的诗歌创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很多作品相继在多种文学杂志上发表。如《新声》刊登的《石佛之歌》《海之慰》《圣僧》《薄光》；《文库》刊登的《白昼》《云柱》；《龙南》刊登的《梦之香》《诗园》《圣徒之歌》《天门破坏之歌》《灵木》《沙漠》《致悲伤的人》；《帝国文学》刊登的《送迎圣诗》《乡谣》《复活》；《明星》刊出的《孤独》等等，其中著名的《石佛之歌》一诗，得到了大正时代名重一时的新浪漫派诗人北原白秋的高度称赞。
诗歌创作的同时，下村湖人也写下了一些和歌，在初出诗坛时期，以笔名内田夕闇创作的和歌也偶有发表，如《龙南》刊出过他的《秋之曲》（1904）、《春去》（1905）等短歌。大学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下村湖人的诗、歌创作都渐渐低落，直到赴任台湾时期，其创作欲望被再度唤醒。初在台中第一中学任校长时，下村湖人通过女儿的医生樋诘正治，接触到当时台北的一个叫作“璞社”的短歌会，并应邀成为其会员。下村湖人的创作歌风因之而大为改观，从原来的精巧繁复、刻板拘谨转而变得平明晓畅、闲适快意。转任台北高等学校后，由于空间距离的缩短，下村湖人与“璞社”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不唯如此，在当时的台北高等学校里，还有一个名为“台北短歌会”的和歌社团，成员多为学生，作为校长的下村湖人很快就加入其中了。这是一个歌风更加丰富多样的歌会，万叶风、自由律、俳句等等，不一而足、应有尽有，下村湖人的歌人生活以此为基盘得以无拘无束地绽放。对下村湖人而言，“台湾时代可谓自由歌咏的时代”[5]。当然也因为不属于任何一个歌坛，下村湖人的歌作一直无从出版。直至1932年，在友人田泽义铺的新政社支持下，出版了歌集《冬青叶》，这部以“湖人”笔名问世的《冬青叶》是下村湖人留下的唯一的歌集。
值得注意的是，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下村湖人还十分留意于创作理论的考量，他撰写的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阐述了其一以贯之的文学观。最初的一篇是1903年发表于第五高等学校校友会刊《龙南》上的《诗的努力与道德的努力》，主要探讨的是诗与道德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所发挥的各自的功效问题。下村湖人认为，诗是富于感情色彩的，具有一举抓住人心的力量，对于社会的更新与进步，诗歌可以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道德则是理性的产物，难以在瞬间掌控人心，但却可以用来长期地规制社会，以求稳健地治理社会。因此，将诗与道德有机地统合在一起是最为理想的境界。诗人、作家着眼于文学的立场，描摹现实、歌咏爱情，这固然是可行的，但若为人类之发达计，则须于作品之中加入道德的概念；反之亦然，社会的指导者、道德家们仅仅立足于道德的立场或许亦无可厚非，但若欲感化人心，则必须于道德根基上加之以文学与激情。热烈的诗歌创作与严谨的道德教化二者应达于调和统一。[6]继这篇论文之后，下村湖人还发表了若干有关诗论的文章，如《生命与胜利》（1904）、《追想大八洲国诗的时代及现代文艺》（1905）等，讴歌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礼赞、指斥“无思想的所谓修养”之愚不可及；主张高调发扬诗歌的精神。这些文字集中表达了作为诗人的下村湖人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思考，不仅批判了狭隘的、“无思想的”道德观，也开始将审视的目光指向当时主宰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
20世纪初，正值日本近代史上明治与大正相交汇的时期，也是近代日本文坛异常活跃的时期，其中自然主义流派于明治末年达于全盛，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作品及作品论，如站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最前沿的田山花袋创作的《蒲团》（1907）、《生》（1908）；被夏目漱石盛赞为“明治时代最像样小说”的岛崎藤村的《破戒》（1906）；倡言自然主义文学论、为自然主义作家创作提供理论基石的岛村抱月、岩野泡鸣等等。同样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以各自独特的文学观与自然主义相抗拒的文学流派。《帝国文学》作为当时文坛及论坛上都堪称一流的刊物，坚定地举起批判自然主义的大旗。明治末期的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下村湖人担任了《帝国文学》的编辑，这为他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展开文学评论提供了舞台。这一时期下村湖人也在该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与当时的自然主义文学旗首岩野泡鸣激烈论战[7]。1909年《帝国文学》刊载了下村湖人题为《全自然文学论》的长文。在这篇论文中，下村湖人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浅薄的写实主张予以批判，他进一步申明了自己的立场，强调应建立体系性的、哲学化的文艺理论，谋求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明确指出“文艺的最终目的，无外乎在于达成全体宇宙人生的综合统括”。[8]此篇论文一经刊出，随即引起强烈反响，长于文艺评论写作的宗教学家，在东京大学首创宗教学讲座的姊崎正治（嘲风）博士立刻著文予以高度评价，称“《全自然文学论》道尽吾等之所欲言，吾愿为其呐喊助阵”。[9]下村湖人从诗歌理论出发形成的文学观不仅直接影响到其诗歌创作的基调，也规定了其日后文学创作的整体指向。
三、《论语物语》——围绕《论语》的创作
《论语物语》的问世是在1938年讲谈社月刊《现代》上的连载。同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之后许多出版社相继刊行。[10]在下村湖人的创作生涯中，与《论语物语》相关的作品，按照时间的先后，其前发表的是《凡人道》与《论语物语》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凡人道》是下村湖人的处女作，初次刊行是在其50岁的1934年。说到这部作品的萌芽，应该始于青年下村湖人在第五高等学校读书时刊载在《帝国文学》上的《凡夫》一文，文中下村湖人用非诗化的语言，朴实无华地宣讲他的“凡人之道”：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饱尝人间的欢喜与伤悲，但我们都怀抱着对于人生更高的追求，不放弃希望、不懈怠努力，这就是我们最高的道德。即令我们缺乏圣贤的资质，但只要努力就可以成为善良的社会人。作善良的社会一分子，这就是我们的使命。[11]
20年后刊出的《凡人道》表明，二十年间下村湖人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的“平凡之道”，所以题名为《凡人道》，就是试图教导普通百姓如何尽心竭力经营平凡的日常生活而实现对道的追求。在他辞世前的绝命诗里，下村湖人还写下这样的诗句：“大道行于世，于今且未消”。在下村湖人看来，“平凡道”也好，“大道”也罢，都是在践行对于人类至高之“道”的追求，即使我辈绝非圣贤，甚至很难达成圣贤，但决不可放弃希望、放弃努力。《凡人道》所展示的这种求道的热忱，在下村湖人稍后创作的《论语物语》中再次得到体现。
下村湖人自己谓之倾心而作的《论语物语》是在其54岁前后、事业处于鼎盛时期完成的作品。正如他本人所宣称的那样，“《论语物语》不是孔子的《论语》，而是湖人的《论语》”。[12]下村湖人坚信这绝不是对《论语》的亵渎，他在“序文”里作了这样的告白：
……在这部“物语”当中，与其说我是把孔子的门人当作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如说是更把他们当作能在我们周围出现的普通人来描写。为此，他们作为历史人物的性格或许会受到歪曲和伤害，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向这些过去的求道者们致以深深的、深深的歉意。[13]
根据下村湖人的理解，《论语》既是“苍天之书”又是“大地之书”。孔子一面孜孜不倦地行走于大地之上，一面又在讲述着“宇宙之语”，其所论却既不神秘也无关奇迹。可以说孔子是一个用大地的声音传播宇宙之声的人。因此下村湖人对于孔子人格特质的最基本的认知便是——孔子是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脚踏实地地实践着对于“天道”的追索的“求道者”。从中我们似乎又一次看到了下村湖人在《凡人道》里所倡言的那种“平凡的人生之路，要不平凡地走过去”的人生“大道”。在下村湖人的意识范畴内，孔子所言及的就是这样的“道”，其孜孜不倦追寻的“天”，就是那实实在在的终极之所。同时作为创作者的下村湖人，也表达了其柔软却又坚定的写作理念——要超越历史、穿越时空，以心灵的触摸去感知《论语》，以心与心的交融走进孔子的世界。正是怀抱着这样的信念与渴望，下村湖人感同身受地品读着《论语》，从而以精巧的构想、全新的阐释，使《论语》走出历史，活在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