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钦一生中应他人请求写过不少碑记，现在能查考到的尚有八篇，其中五篇收入于《天一阁集》卷之二十四内：《宁波府重修社稷坛碑》，《定海县重修江南塘碶碑》（此处所称“定海县”即为康熙以后的浙江省镇海县），《宁波府重修江东大石碶碑》，《宁波府推官赵君去思碑》，《宁波府厘复学山碑》；另有一篇，见诸光绪《鄞县志·水利上》，名为《重修梅墟塘记》（实物拓片称《重修梅墟江塘记》）；还有两篇名曰《长山碶碑记》、《升任浙西参将张公生祠碑记》，分别见诸《雍正宁波府志》和《嘉靖观海卫志》。这八篇碑记中，有实物或拓片遗留至今的只有只有《宁波府厘复学山碑》和《重修梅墟江塘记》。
《宁波府厘复学山碑》的原碑实物今存天一阁东园。系明万历十年（1582）原刻的碑石，碑身高262厘米，宽129.5厘米；碑额为110×60厘米。落款“万历十年岁在壬午春正月吉旦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郡人范钦敬撰”，“郡人林迸书丹篆额，姑苏吴应祯镌”；另一方《重修梅墟江塘记》碑石则为清乾隆年间重刻，碑碣之末刻有“大清乾隆七年（1742）岁次壬戌菊月（农历九月）望日（十五日）后学（有多人具名）重镌”等字样。
另一方《重修梅墟江塘记》，据洪可尧先生（天一阁前辈专家）生前面回忆，他曾亲见《重修梅墟江塘记》刻石在20世纪60年代“十年浩劫”之前，尚存梅墟民居处，现已不知去向。该碑刻拓片，天一阁有收藏。据光绪《鄞县志》卷六《水利·上》记载的《重修梅墟塘记》，与碑石拓片文字互相对校，笔者发现志书上所记有多处缺漏或互异，字数近二百。为使读者便于了解数百年前鄞东梅墟江塘的概况和所缺失的文字，特将碑版上镌刻的原文标注誊录如下。凡光绪《鄞县志》未刊的缺字均加框标明之。
重修梅墟江塘记
环鄞东三十里而遥有墟焉，汉南昌尉梅福所栖迟也，因名梅墟。江阔滩横，急流奔涌，万顷无籽粒，庐舍皆为鱼游，又名曰“茅洋”。天顺（明英宗年号，1457—1464）间，先正方伯钱公璡捐资倡议，塘亦稍稍就绪焉。岁久而圮，圮则溃决，其在今也为尤棘。维时万历九年（1581），宪副冯公时雨、大尹杨公芳得、庠生钱子江——方伯钱公之后裔也，偕戚子楠，陈时政，知兹塘为利甚溥也；而否，则其害亦相当也。期获任事而难其人。乃有若邑（主）簿孙公春芳，廉洁士也，盖亦有干力胆智焉，乃下令申毖之。孙公慈忞笃肫，其于抚字天性也，矧关民生利病，若兹塘者乎。乃度土鸠工而叹曰：“惟海宪、惟邑侯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不能事事，何以奏厥功、承乃宠命？”于是称畚锸，程土物，略基址，量日命工，不愆于素，凡阅月而告成焉，其功最巨亦最艰（光绪《鄞县志》作“险”）。嗟乎，秦凿泾渠，关中沃野；漳水既决，安邑称饶。虽利有大小，其于惠民一也。孙公德泽，其在人心乎！凡此三县七乡，相与举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公今去矣，歌咏不忘。佥曰：“犹望孙公也，庶抚我乎！公之功卓哉，其可歌也已。”不宁唯是，恪共守正则贤，明决庶狱则贤，练达事务则贤，平易近民则贤，理繁治剧则贤；而又以仁心自持，不为矫激，清白之操，淬励不易，所谓古之循良者也。区区兴一利、泽一方，曾不足为公重，而且与公余有旧好也，曾知其为人，因述其颠末，书于石，庶永永有垂来世。继轨贤尹周公基，绳引不替，克绥东土。塘之上，结茅为庵，命庵僧圆琮恪共其事，仍拨闲旷涂荡三亩，令其开垦成熟，将所收（《鄞县志》作“入”字）花利，赡其时常补修之费，永垂不朽云尔。遂附其名于此。
大明龙飞万历乙酉（万历十三年，1585）岁孟冬吉旦（范钦卒于是年农历九月，“孟冬吉旦”估计为镌碑完工之日）。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兵部侍郎东明范钦撰。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楚亭杨德政校。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董樾书。
从现存由范钦撰写的六篇碑文来看，首篇为《宁波府重修社稷坛碑》，以农为主题开篇。
社稷坛是古代帝王诸侯祭土神和谷神之场所也。分两层，上层以五色土筑成之。因帝王做出了榜样，各地州府亦纷纷效法，每年都有祭社稷坛的典礼。
宁波府的社稷坛，在唐代就有了；到了唐末五代之际，明州刺史黄晟拓展城墙，把原在治地西面的社坛迁移于城西南；到了元代，更迁移到了南门外现址（社坛巷之名由此而来）。府治的社稷坛看来只有单层，没有皇城里那样的气派。根据碑文记载，“坛广五丈，高三尺，四出阶各三级。上树石，主北向，外设四门，缭以周垣，视昔盖严且备”。可见坛的规模不是很大的。
古代对祭祀社稷之神是非常重视的。“社”是土神，“稷”乃谷神，“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古时以农业经济为根本，对土地与粮食特别重视。“社稷”两字，以后也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嘉靖年间，南昌张正和莅甬为守，重修社坛，“芟其芜翳，品其阶列，坛（音wéi与坛字同义）式崇，松柏罗植，周垣四门，扃钥惟谨；西又构庐斋五十余楹，门并庖湢（“湢”，音bì，浴室也），错陈胪列。始事丙辰冬十一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2月），至明年二月（1557年3月）僝工（僝，音chán，具备或完工之意）”。果然在这一年的秋天，稻谷丰收，都说社稷坛土神、谷神有灵，于是鄞县令夏君儒打算刻石立碑，恳请范钦撰写碑文，以纪其祥瑞并谢神。
这方碑刻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如社稷坛问题，我们过去可能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修订本《辞海》的解释也不过寥寥的十余字：“古代帝王、诸侯所祭土神和谷神也。”读了范钦所撰《宁波府重修社稷坛碑》后，就知道社稷坛的构筑范式，以及其在敬农、劝农、利农和重农的主要涵义；社稷坛不设神像，只有两块石条或两条木柱，北向而立，象征着土神和谷神（“社”左“稷”右）。所谓“其土视方，其木视宜，其表以树，其主以石，其服（音chī，细葛布也）冕，其玉两圭，有邸，其牲太牢或少牢，其币黑，其日用戊或申，其礼三献……”，不仅把祭祀内容和过程表述得清清楚楚，还具体讲明为了接待春秋两次祭祀参祭人员的需要，建有邸屋五十间，包括了厨房和浴室等生活设施，从中可以了解到祭祀的规模和隆重程度。
接着两篇碑记为《江南塘碶碑》和《江东大石碶碑》，亦是紧紧围绕农业这个主题。水利乃农业之命脉，看来古人同样有此认知。这两方塘碶碑，再加上《重修梅墟江塘记》，三碑可视为一组，均属水利专题，就此不难看出明州东乡水利设施的若干情况。
明州江河水系，主要有奉化江、姚江和甬江三大水流：奉化江由南而来，姚江自北而至，在宁波城区汇合成甬江，然后流入东海；其汇合之处称为“三江口”。梅墟系鄞东古镇，地处甬江中段岙澎江口，它西接宁波市江东区，东界今之宁波经济开发区，北靠甬江南岸，南连宁穿公路，而另一条新筑通往开发区和北仑区的江南公路则横贯全镇。人口近两万。甬江的岙澎江段，江流突然来了一个大角度的转弯，水势湍急，江面亦较阔，是一个航运容易出事的水域。可能在四百多年前，这里的江面更为开阔，《重修梅墟江塘记》中形容它为“江阔滩横，急流奔涌，万顷田无籽粒，庐舍皆为鱼游”。在这里修筑江塘，对于保障沿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利于灌溉和航运都是十分迫切需要的。
江南塘碶是原镇海县甬江以南地区（今为宁波市北仑区）的一组重要水利设施。明代时，镇海县甬江以南地区，“其所领六乡，负海挹江。江以南，灵岩、太丘二乡，实当水冲土，故沉泻占田可十数万亩……时设塘四十余里，名曰‘千丈中列碶’（共）五：曰长山大碶，曰小山碶，曰杨家碶，曰贝家碶，曰通山碶。外捍内潴，应时宣泄……”可见江南塘碶是一组很重要的水利系列组合设施。
江东大石碶是调节鄞东东钱湖的一个闸门。《江东大石碶碑》云：“宁波故泽国也。鄞为附邑，惟东乡稍称沃饶，河环东钱湖而衍，南受金峨、白杜、横溪诸水，东受阿育王、天童、太白诸水，所潴七十二溪又贯输其中，溉田数十万顷。然湖注于河，河复注江，势若建瓴，往往设碶以司蓄泄。”属于东钱湖为中心的鄞东水系，东有五乡碶，南有云龙碶，而西则有江东大石碶也。大石碶在郡城灵桥门外，东濒大江（奉化江），置闸曰浦口，上覆以桥大石。去东南里许，亦置闸蜿蜒如游龙，启闭以时，民大便利矣。
关于《宁波府厘复学山碑》，记叙的是宁波地方办学的事。“宁波府为东南壮郡（意为经济实力较强的州府），与属邑鄞县俱置学有山：起自四明，磅礴东下，横纵一万三千七百余亩，上产竹树，艺（种植的意思）菽麦诸物。天禧间（宋真宗年号），大给土地赡‘二学’（指府学和县学），而此山故在给中。佃以普禅寺僧，岁课租三百缗（千文钱为一缗）。久之，彰圣寺僧掩为己有，衅拘迭兴，卒莫能定，而学固无山也。于是诸生楼灿、朱勋辈，陈状于督学沁水（今山西省沁县）刘公东星、巡海长洲（县名，属苏州）冯公时雨……嘱邑令杨侯芳复核，以确议上，遂请于都御史成安吴公善言，欣然嘉允。刘、冯二公复以归田征贮，俵支钩稽，诸法（，音xǐ，原意为束发之帛。文章长而有编次，曰“洋洋”）有绪如来指。会新守获鹿高君自新至，董成之雅，足垂久远矣”！
这篇《宁波府厘复学山碑》共有千余字，总而言之，其大意是，从宋代开始，宁波府学和县学均置有学山，占有山田万亩以上，交给僧人承包耕种。后来因年代久远，被僧人逐渐蚕食据为己有，而且多次酿成纠纷。到了明代中叶，亦即范钦那个年代，在学的生员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要求收回学山，一劳永逸地解决办学的经费问题。经过上司批准，由邑令杨芳具体办理。为防止再次出现被人侵占和产权归属不明等问题，杨县令请求范钦撰文，勒石永志，并且将“佃人租额，并诸条格，具列碑阴”。
还有一篇碑记为《宁波府推官赵君去思碑》（以下简称《去思碑》）。赵君名奋，字友石，福建闽县人。当赵奋奉调升官离甬之际，甬上士民对他的离去恋恋不舍，公推范钦写一篇碑记以志纪念。《去思碑》中说他是“甲科高等”，但未讲明是进士第几名。《鄞县通志》记载，称他在隆庆二年（1568）进士，由温州教谕调任宁波府推官（掌勘问刑狱之官，亦称“司理”），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每讯狱必反复穷诘，惟求得其实情，即以所宜者罪之，未尝轻加一笞。有赴愬上官者，争欲得行下赵府君为幸。尝摄鄞县令，事鄞之民，亲之逾于父母。士大夫莫有以私谒者；胥吏下人无敢贾法入苞苴于橐。内宽外明，贤声甚茂，以征去”。他升任了都察院的科道御史。
范钦在另一篇《赠郡理赵侯应召序》（载《天一阁集》卷之二十）中对赵奋亦作了很高评价，谓：“圣天子握符御宇，寤寐中兴，期得纯白毅敏之士，布列台谏，用以培化原，定国是，纠官邪而纾民隐也。……吏部以外僚名上，盖十五人，而吾宁司理赵君首被征。……百姓闻君之征也，相顾愕然叹曰：‘胡夺我君之遽耶！’……上之所以征君者台谏也，君之所以自献者亦台谏也。”可见赵奋是深得人民爱戴的。
关于政治方面，范钦一贯重视和褒荐廉洁奉公、操守自持、以身作则、勤勉爱民的循吏能员。如《去思碑》中表彰的赵奋，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把当地群众拥戴赵奋出于内心的言词，以及赵奋升官送别时群众与他依依难舍的惜别场景，刻画得栩栩如生。当然，这样的“清官”在封建社会里并不多见。从这里可以看出，范钦在政治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观点十分鲜明。
上述数篇碑记（包括另两篇尚未解读的《长山碶碑记》、《升任浙西参将张公生祠碑记》），其文物价值和史学价值很值得我们重视，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启迪：
——目前仍保存在天一阁的碑石和拓片（《宁波府厘复学山碑》和《重修梅墟江塘记》），迄今已有四百多年和近三百年历史，其间经过长时期自然剥蚀，更经历了多次兵燹和人祸的劫难，碑文虽有漫漶，但它们是难得遗留下来的历史实物见证，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它们提供的史料，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对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者而言，这样详尽而具体的史料尤其难得。
——就研究地方水利工作者来说，三篇有关水利内容的碑记，把鄞县、镇海“一湖、三江、十七碶”的河渠和主闸等情况叙述得犹如亲历其境。古今对照，更可探知其变迁沿革与历史渊源。
——范钦对府、县的教育事业也是十分重视的。古代地方上有庠序之教，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供生员或童生入学，这是与私塾有别的公办教育事业。其经费何来？主要靠学山、学田来保障。这些田租收入，不但要维持府、县学的经常开支，还要接济贫困学子——定额定期给予补助，颇类今之奖学金制度。以上种种，均是当时培育人才的具体措施，亦是研究我国古代教育史的有用资料。
这几篇碑记，大多数是范钦致仕回里以后撰写的。可见其对家乡的政教和农田水利事业之投入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