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普泰元年，高欢讨并州刺史尔朱兆。孝武帝永熙元年春，拔邺。尔朱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同会于邺，众二十万，挟洹水而军。欢出顿紫陌，马不满二千，步不满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路。于是将士皆为死志，选精锐步骑从中出，四面击之，大破兆等。
（自《北史·齐本纪上》）
【译文】
北魏节闵帝普泰元年（公元531年），高欢率兵讨伐并州刺史尔朱兆。孝武帝永熙元年（公元532年）春，高欢便攻占了邺城。这时，尔朱光率军自长安出发，尔朱兆率军自晋阳出发，尔朱度律率军自洛阳出发，尔朱仲远率军自东郡出发，企图四路会师于邺城地区围攻高欢军，共有兵力20万人，凭据洹水而扎营。高欢领兵自邺南下进驻紫陌，其部队有骑兵不足2000人、步兵不满3万人，双方兵力相差悬殊。高欢将其部队于韩陵山布列成环形阵地，又把牛驴连缀一起堵塞了自己部队的退路。于是，部队将士都定下了拼死一战的决心。高欢挑选精锐步骑兵从阵地中突然冲出，四面袭击围攻之敌，结果大败尔朱兆等部队。
八四降战
本篇旨在阐述在接受敌人投降时应注意把握的问题。兵不厌诈，以诈降的手段制敌，这在战争史上屡见不鲜。作为战争指导者，在诡诈盛行、褒奖欺骗的战场上，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即便对待已经投降的敌人，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以防其中有诈，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原文】
凡战，若敌人来降，必要察其真伪。远明斥堠①，日夜设备，不可怠忽。严令偏裨②，整兵以待之，则胜，不然则败。法曰：“受降如受敌③。”
【意译】
在战争中，如果敌人前来投降，一定要考察其是真降还是假降。应尽量派出较多的侦察人员，日夜戒备，不可松懈疏忽。要严令部将整顿好部队，严阵以待，这样就可能取胜，否则就可能会失败。《旧唐书》指出：“接受敌人投降，如接受敌人挑战一样。”
【原例】
后汉建安二年，曹操讨张绣于宛，降之。绣既而悔恨复叛，袭击曹操军，杀曹操长子昂、弟子安民，操中流矢，师还舞阴。绣将骑来抄，操击破之。绣奔穰，与刘表合。操谓诸将曰：“吾降绣，失在不便取其质，以致如此。吾知所以败。诸将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
【译文】
东汉献帝建安二年，曹操率军进攻据守宛城的张绣，而收降了他。张绣降后又翻悔而再次举兵反叛。他率军突然袭击曹操军，杀了曹操长子曹昂及其弟子曹安民等，曹操本人也为流矢射伤，被迫率师退到舞阴。张绣率领骑兵前往袭击，曹操挥军迎战而破之。张绣兵败逃往穰城，与刘表所部合为一处。
战后曹操对将领们说：“我收降张绣这件事，失误在于当时没有取其人质相挟制，以致造成此种被动局面。我知道自己所以受挫的原因就在于此。请诸位看吧，从今往后再也不会遭到这种失败了。”
八五天战
本篇旨在阐述发动战争选择有利的战略时机的问题。列举了“天时”的几种情况。孙武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军形篇》）“先为不可胜”，即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保持着部队的战斗力；“以待敌之可胜”，即寻求敌人的空隙，发挥自己的战斗力去取胜。这就明显地展示了己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而且看出己方的条件是内因，是战胜敌人的根据；而敌军有隙、可被我利用的外因，是己方争取胜利的条件。
实践证明，在已经具备实施战争的客观条件下，战略进攻时机的选择是否得当，将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负。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划分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就充分反映出对战略时机选择的正确。本篇能够依据敌情实际着重论述了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时机的问题，摒弃古代在战争问题上的迷信色彩，无疑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原文】
凡欲兴师动众，伐罪吊民，必在天时①，非孤虚向背②也。乃君暗政乱，兵骄民困，放逐贤人，诛杀无辜，旱蝗水雹，敌国有此，举兵攻之，无有不胜。法曰：“顺天时而制征讨③。”
【意译】
凡想兴师动众，为民征伐，必须根据天时即时机，而不是依靠占卜推算出兵作战的时间。敌国国君如果昏庸，政治混乱，军队骄横，百姓饥苦，贤人被放逐，无辜的人遭诛杀，旱、蝗、水、雹等人祸天灾接连不断，如果敌国有这些情况发生，我便乘机发兵进攻它，没有不胜利的。《贞观政要》指出：“顺应天时而进行征讨。”
【原例】
东齐后主纬隆化元年，擢用邪佞，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何洪珍参预机权。各领亲党，升擢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赂成，乱政害人，使旱蝗、水潦、寇盗并起；又猜嫌诸王，皆无罪受损，丞相斛律光及弟荆山公羡，并无罪受诛。渐见伏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帝乘此一举而灭之。
（自《北史·齐本纪下》）
【译文】
北齐后主高纬隆化元年（公元576年），提拔重用了一批邪恶谄媚之徒，让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人操纵天下命运，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等人参掌军国大政。他们拉帮结派各树党羽，提拔官员超越正常次序，官职爵位可用钱财买到，构陷冤狱能用贿赂铸成，紊乱国政残害无辜人民，从而导致旱涝蝗灾、土匪强盗同时发生；他们还猜忌仇恨正派的亲王大臣，结果都无罪而遭到迫害。例如贤明有功的丞相斛律光及其弟弟荆山公斛律羡，都是无罪而同时惨遭杀害的。就在北齐伏弱成衰之象逐渐显露，土崩瓦解之势很快便可看到的时候，北周武帝宇文邕乘此有利时机，亲率大军东征，一举而灭亡了北齐。
八六人战
本篇旨在阐述在战争中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正义而战的问题。提出了“人战”的可贵思想，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揭示了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客观真理。在继承前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明确赋予战争以“顺”与“逆”、“直”与“曲”，即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别，实际就是讲战争性质的问题。就是说，对以顺计逆，以直伐曲的“正义性”战争，都要坚信不疑，不要为“或枭集牙旗，或杯酒变血，或麾杆毁折”等怪异现象所迷惑，动摇为“正义”而战的决心。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认识标准。尽管本篇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待战争性质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局限性，但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环境中的文人学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仍然值得充分肯定。
【原文】
凡战，所谓人者，推人士①而破妖祥②也。行军之际，或枭③集牙旗④，或杯酒变血，或麾杆毁折，惟主将决之。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无所之⑤”。
【意译】所谓“人战”，是指发挥主帅的主观能动作用，即由于当事人能破除各种影响士气、蛊惑军心迷信邪说的问题。出征之际，或遇到猫头鹰聚集在帅旗上，或出现杯中酒变成了血红色，或发生旗杆突然折断等怪异现象，这时只有主将才能作出正确决断。如果是以忠顺讨伐叛逆，以正直对待邪曲，以贤明攻击愚蠢，自己就应该坚定作战决心而不迟疑。《孙子兵法》指出：“禁止邪恶去掉疑惑，至死也不要改变。”
【原例】
唐武德六年，辅公反，诏赵郡王李孝恭等讨之。将发，与将士宴集，命取水，水忽变为血，在座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徐谕之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毋疑，诸君，此杯中血乃公授首之征也。”遂饮而尽之，众为安。先是，贼将拒险邀战，孝恭坚壁不出，以奇兵绝其粮道，贼饥，夜薄李孝恭，孝恭坚卧不动。明日，以羸兵扣贼营挑战，别选骑阵以待。俄而羸兵却，贼追北且嚣，遇祖尚，薄战遂败。赵郡王乘胜破其别阵，辅公穷走，追骑生擒之，江南悉平。
（自《旧唐书·李孝恭传》）
【译文】
唐朝武德六年，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辅公祏据丹阳举兵反唐，高祖李渊诏命赵郡王李孝恭等人率军讨伐他。唐军进发前，孝恭与将吏聚集一堂共进饮筵，当他命人取来一杯水酒欲饮之时，杯中白酒突然变成血红色，在座的诸位将领见此无不惊惧失色，但孝恭举止却坦然自若。他慢慢举起酒杯对大家解释说：“祸福本无门径可入，唯有人们自己召来。大家不要犯疑惑，诸位请看，这杯中的血色正是辅公祏将要被杀头的征兆啊！”说完，一饮而尽，众人仰视，惊惧不安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
两军对阵后，辅公祏军先是企图凭据险要地形诱使唐军来战而截击之，孝恭却令唐军坚守壁垒而不主动出战，但在同时，他暗中派出奇兵切断了辅军的运粮道路，致使其在陷入缺粮挨饿的情况下，又乘夜进迫李孝恭，孝恭仍然安卧营中不动。第二天，李孝恭派出一些老弱残兵前往敌营挑战，另选精锐骑兵由卢祖尚率领列阵以等待敌人来攻。不一会，孝恭所派的老弱残兵退却下来，辅军紧追不舍，气焰异常嚣张，与卢祖尚骑阵相遭遇，被唐军打得大败。这时，李孝恭乘胜挥军攻破辅军其余阵地，公祏穷蹙不支而逃，唐军骑兵尾随追击，活捉了辅公祏，江南完全被平定。
八七难战
本篇旨在阐述指挥员所应具备的思想品格及其表率作用的问题。实质上是讲指挥员修养与部队建设、官兵关系的问题。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古今中外军队建设的经验证明，指挥员的思想品格修养及其自身的表率作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凝聚力的培养和提高，指挥员的表率作用，对部队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篇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
【原文】
凡为将之道，要在甘苦共众。如遇危险之地，不可舍众而自全，不可临难而苟免，护卫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则三军之士，岂忘己哉？法曰：“见危难，毋忘其众①。”
【意译】
将帅率兵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能和部众同甘共苦。如果处在危险境地时，不要丢掉部众而只顾保全自己，不能面临危难而苟且偷生；要保护部下与敌周旋，与官兵同生共死。如果能这样，全军将士，又怎么能忘记自己呢？《司马法》指出：“遇到危难，不要忘记部众。”
【原例】
魏曹操征孙权还，使张辽、乐进、李典将七千余人屯合肥。操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书，题其函曰：“敌至乃发。”俄而，权帅众围合肥，乃发此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护军勿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此，破我必矣。是以指教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胜负之机，在此一举，诸君何疑？”李典意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享士，明日大战。平旦，辽披甲出战，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击突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以，走登高冢。权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兵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解，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呼号曰：“将军岂舍我耶？”辽复还入围，拔出余众，权军无敢当者。自旦至日中，吴人夺气，辽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悦服。权守合肥旬日，城不得拔，乃退。辽率诸将追击，几复获权。
（自《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译文】
东汉末，魏公曹操率军攻打孙权回来，派遣大将张辽、乐进和李典等率兵7000多人驻守在合肥。其后，曹操出征张鲁时，他给驻守合肥的护军薛悌写了封信，封面题写道：“敌人来到时方可拆看。”不久，孙权率领大军前来围攻合肥，薛悌与张辽等将这件书面指示打开，上面写道：“如果孙权领兵来进攻，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护军薛悌不要参战。”诸多将领对此指示都感到迷惑不解。但张辽却心领神会地说：“曹公亲率大军远征在外，等到救兵来到这里时，敌军势必已经把我们打败了。所以曹公指示我们，乘敌军对我尚未形成合围态势之前而出城迎击它，挫败敌人的嚣张气焰，以安定我们的军心士气，然后才可以守住此城。今日成败的关键就取决于这一战了。诸位还有什么疑惑的呢？”李典意见与张辽的看法相同。于是，张辽当夜就召募了800名敢死之士，杀牛犒劳他们，准备在第二天出城大战孙权军。次日黎明时分，张辽身披铠甲率兵出战，他率先冲破敌阵，杀死数十名敌人，击斩二名敌将，大声呼喊自己姓名，猛打猛冲，突然冲到孙权指挥旗下。孙权大吃一惊，众将不知所措，慌忙跑上一座高土丘。孙权用长戟护卫自身，张辽大声喝叱要孙权走下高丘决战，孙权却不敢移动一步。后来当他望见张辽所率部众不多时，才调集大军将张辽所部重重包围。张辽挥军左突右冲，奋力向前迅猛冲杀，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带领数十名勇士冲出包围圈。其余尚未冲出包围圈的部众大声呼喊道：“将军要把我们丢弃吗？”张辽听到呼喊声，立即回身再次冲入包围圈，将受困的余众全部救出来，孙权部队竟然没有敢于阻挡的。这一天从黎明交战直到中午，吴军士气已经衰落。张辽得胜返回合肥营地，加修守备工事，自此军心更加稳定，诸将对张辽更加心悦诚服。孙权率军围攻合肥10多天，城池没有攻克，不得不撤围退军。张辽乘机率军追击，几乎把孙权活捉了。
八八易战
本篇旨在阐述对进攻目标选择的问题，提出了“从易者始”，即拣弱敌先打的重要作战原则。对于进攻目标的选择，特别是首攻目标的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作战的胜负。
把首攻的目标选在敌人的弱点上，容易达成突破一点而及其余的作战目的。强和弱是矛盾的统一体，任何防御部署，都是由强点（主要防御方向）和弱点（次要防御方向）有机地结合而构成的。先打击弱点，不仅容易奏效，而且也使强点因失去弱点的支持，也转化成为了势单力孤的弱点了。因此，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作战原则，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当然，也有反其道而行，并取得胜利的，例如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粟裕就是指挥部队先打的敌军实力最强的整编第74师。
【原文】
凡攻战之法，从易者始。敌若屯备数处，必有强弱众寡。我可远其强而攻其弱，避其众而击其寡，则无不胜。法曰：“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①。”
【意译】
进攻作战的法则，应从攻打最容易取胜的地方开始。敌人如果分兵防守几处，必然有力量强弱、兵力多少之分。因此，我军应避开强大之敌，而攻打弱小之敌，避开兵力众多之处，而袭击兵力较少之处，就没有不打胜仗的。《孙子兵法》指出：“善于作战的人，都是首先战胜容易战胜的敌人。”
【原例】
周武帝将伐齐之河阳，谋及臣下，宇文弱进策曰：“今之用兵，须择其地。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武帝不纳，师竟无功。建德五年，大举伐齐，卒用弱计。后终于平齐。
（自《北史·宇文弱传》，又见《隋书·宇文弱传》）
【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