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因为将一个地区控制在自己影响范围内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个中心点而非四面出击。在此，我们发现几个强国的利益斗争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不过，这不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自由行动的联盟或者明确反对某个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行动上的自由无限放大，但我们的言语常常会有这种倾向，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还想继续行事，合作就是必要的了。这种情况下，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是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和我们在东方有关系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相同之处。因此，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无处不在的选择自由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保证行动上的独立，而无条件的条约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求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作保证。
为了确保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不仅要在中国显示我们的力量，而且要在海洋交通线上显示，尤其是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要求相关国家分工和合作。因为在目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中，没有一个海上强国有能力独自制定并抵御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只在几个关键地区与俄国相抗衡也会令一个国家疲惫不堪。
欧洲和美洲都是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目前我国的国内财富分布状况和海外交通状况要求我们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通往远东的航道。这样，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将经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像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而言，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对我们也有类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但是，我们保护这些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还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责任感使我们背负起这个任务。在这里我不是想说我们有义务为那些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表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应该相互扶持，并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给予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逐步发展，我们有能力要求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主宰地位；而且在我们曾经遭遇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英国的默许。这是我们外交胜利得到的好处呢，还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另一份责任？答案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我们有所关联，而是共同的利益和对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的责任使得我们和英国需要相互支持。仅仅在东方达成协议是不够的，我们双方还需要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出来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东的实力才不会因为必要交通受到封锁而有所下降。因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大西洋也要如此。一方面为了防卫我国海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十分必要，这不仅可以确保运用地峡运河增进我国的贸易，还能促使我国海军迅速进入太平洋。
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加大我们的分量就能实现的，还要衡量天平两端的现实状况。不过，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明，我们想提高我国世界地位的想法不是一支无关轻重的海军力量可以实现的，它也不能免除我们作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通过实力得到维护。我们还要考虑这种情况，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后，我国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支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且这条航道又特别容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像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具有的军事价值。凭借这种价值，一支部署于中央的海军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就像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既可对直布罗陀，又可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通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仅有的问题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施加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情况。不过，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地势天然平缓，它遭到切断的可能性要低于依赖船闸的中美洲运河。
在加勒比海巩固美国的海军地位有利于地峡运河的使用，而地峡运河可以缩短美国的大西洋沿岸与东方的距离，使美国的商业在东方顺利发展。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就一定具有所有军事共有的特征，那就是足够的安全绝对不会等同于绝对的安全。因为军事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危险都会存在。不过，通过各种手段可以获得一种对自己绝对有力的局面。
要想获得这种局面，我们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应付各种紧急情况，也可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统治地位，使其他国家明白我们的权威力量是不容挑衅的。因为只有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立场得到所有国家的普遍认可，我们才有把握地峡运河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为我们的商业发展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获得了一种对我们而言最安全、最有利的局面。
另外，直到今天为止，只有英国曾经试图挑战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而英国对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兴趣起源于18世纪，当时英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商品就有南美的糖，所以英国人才一直想把西班牙的殖民地据为己有，在他们眼中它是有利可图的宝地，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因此，在四五十年前的加勒比海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英国与我们美国是对立关系，毫无疑问，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也无法使英、美的利益进行有效的调和。但是，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英国对这些变化有了充分的认识。这些变化在印度和南美这两个地区也有所体现：在19世纪初期，英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一来源于印度，而今天的印度对于英国来说却是可有可无的地区；虽然南美的情况不像印度那么糟糕，但它为英国带来的利益远远比不上正在日益发展的其他地区。
基于上述情况，英国默许了我们在加勒比海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倾向将会继续提高。这是两个长期存在的事实促成的，一是英国放弃加勒比地区更有利于它在其他地区利益的顺利发展；二是我们与英国有着部分的共同利益，这就要求英、美进行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所以，我们会为英国的利益竭尽所能提供我们的帮助，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当我们在加勒比海与其他国家发生政治冲突时。
显而易见，英国在近期的美西战争中给了我们美国道义上的支持。曾经有位值得我信赖的权威人士说过，英国不仅不会参加任何一个限制我国使用武力的国际联合声明，而且它还会积极地反对这种活动。英国人已经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它的诚意，这要比任何华丽的说辞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把英国的态度称为友谊或者谋略，不论哪种称呼都体现了我们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华盛顿曾经说过的每句话都是金科玉律，因为有些话只能在特定环境中使用，但有句话却是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因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国家谋取福利，它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去做其他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