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做法体现了美国领导者的聪明才智，进而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普通大众作为这些行动的最终评价者，它们对近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也要特别留意。通过分析当今的政治局势，我们能够发现它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和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履行这些责任，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的领导人在行动时要考虑人民的意愿，为了使这些意愿与现实紧密联系，领导者一定要对现实了如指掌，并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未来走向。这个过程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另一方面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国家政策的方向就是根据它与现实的结合制定的。假如做到了这些，国家的措施就有了保障，政府就能很好的运行，人民也会支持、拥护它，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连我们在内的普通大众经常被人们抱怨反复无常，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变幻不定，而是现实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导致人们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准确地认识现实。
现实又是怎样呢？19世纪末，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目标。即使有的国家不敢奢望自己成为商业霸主，但也希望增加至少保持自己已有的商业份额，这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大多数的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状况不满意，而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却有着明显优势，例如美国就有丰富的原材料及对它们的使用能力。仅从商业角度来说，这就使得各国的起跑有着明显的优劣之分，而由自然资源造成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绝不会因人的急切心情有所改变，于是，许多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自己侵占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进行兼并或者培养强大的政治势力，但这两者均意味着使用暴力，从而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这就使竞争转化成了冲突，而陆地或者海上的军事力量就成为斗争的工具。
在欧美地区，领土已经分割完毕并且固定下来，而且疆界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改变全世界的商业形式。澳洲大陆也被分割完毕，文明国家也安排了它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权。非洲大陆的状况也与上述情况相似，只有极少的地区例外，该地区的商业由在那儿有着稳定权力的强国所操控。不过，非洲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得它在商业上的地位无关紧要。
现在就只剩下亚洲了。上文已从世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亚洲的局势，在此有必要对各种结论做一个总结，以便能更好地进行我们的考察，尤其是美国提出的政策。如前所述，当前亚洲正处于动荡之中，容易受外来影响进而发生改变。在地理上，它位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包括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利。由商业控制促成的军事力量使得这两个国家一个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说过的是，依靠政治渗透而不是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行为左右着陆权和海权的抗争。就亚洲问题而言，在俄国和英国身上充分体现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它们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而它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强烈对比，一个提倡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一切方法进行独占。
前文还曾提及，亚洲之外的一些强国，它们和英国的目标及实现手段都非常类似，而且，与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不能在中国境内充分使用军事力量。这是早已存在的一个缺点，如今得到了更好的印证。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要小：一是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二是美国可以凭借海洋航线，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三是美国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最后一点是，美国在亚洲有位于海上的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对美国的防卫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太平洋航线到东亚的距离比较遥远，美国难以对东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而它也尽量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距离亚洲大陆很近，但是它有限的幅员、稀少的人口、不足的财富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到限制，因此也无法对亚洲采取行动。
基于上述原因，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就不能通过武力解决，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是发挥各自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也最令人信服的表示就是来自商业的种种好处。我们希望道义精神可以借助商业进行传播，人一旦拥有这些，他们就会意识到人的存在不仅仅为了物质享受，也要担负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样亚洲的复兴就有了希望。目前，除了英国和法国，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海权为后盾争夺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的。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洋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从中获益，并通过合作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军力量上，海上强国依靠它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将它们部分或者全部排挤出中国的企图。针对这种企图，前文对当前的军事特征和政治形势做了探讨，在此无须赘言，但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多做介绍。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很大的轮船可以从海上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位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要依靠长江与外界进行交往。地理上，长江位于中国南北之间，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均有重要影响。所以，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势力就是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能通过长江与海洋进行沟通；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对其他方面地位的提升也会有所帮助。由此可知，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谁就具备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因此，海上国家应积极地对长江流域施加有效的影响，中国由此得到的好处也会扩散到全国。因为在长江流域播下一粒种子，就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其他地区也会有30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好处只是欧洲国家如今对中国施压的一部分原因。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不能一直被忽视，也不能因所谓的独立国家拥有自主权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因为这种相互影响已经开始，既不能折回去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引导这个过程，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这两种文明自由发挥各自的影响。各国坚持要求中国给予它们自由买卖的权利，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与他们进行贸易，中国人可根据自己的获利动机决定如何行动。这样，我们的思想也要求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中国人有自由交流的权利，我们并不强迫他们倾听或者接受什么。后一种思想的要求与前一种贸易的要求没有多大差别，也不应该被否定。如果我们得到的好处只是中国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为我们向它提供的物质上的好处变得富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我们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力量的运用又让人无法把握，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是相当危险的。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会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的是，即使未能很好地遵循它们，我们照样能获益；但是，在履行准则方面的缺失会使我们无法达到圆满。回顾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因为忠于理想的人产生的影响一直在发挥作用，并将持续下去。
处理中国问题的目标是：一、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二、坚持广义上的门户开放。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在商业上开放，也要对来自欧洲的思想和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但后者必须是自愿来华者，不能是国家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对中国进行思想影响远比给它物质帮助更重要；对欧洲国家来说，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但没有被它们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是荒诞的，也不符合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在欧洲，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者科学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在欧洲产生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有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的确存在。单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思想和欧洲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进入中国的权利，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满也不应该作为将基督教排除在中国之外的理由。另外，修筑铁路并非基督教的活动，却触怒了中国人，只是由于政府的关系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同意传教活动的做法，并不能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的话洗耳恭听。在中国贸易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施压促成的，而施压的方法就是战争。商业可以借助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进行，而思想却只能靠言论的自由传播。
既然现在的世界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在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上，美国的公民有必要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并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体现在目标和能力两个方面：目标上的准备是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分清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选取行动方向形成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必须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含两个相关要素：做好必要的武力准备；按政治形势的需要减少义务。这会使我们节省力量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应着重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针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和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执行在过去行动中有所体现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要做的不是制定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我对我国现行政策的阐释如下：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力，同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及独立选择政治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我们绝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只要不发生在国际范围内难以忍受的事情。
在阐明这个政策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该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于这些差异不必大惊小怪，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当作可能会对我们政策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考虑。这种影响不会使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只是提醒我们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足的准备，并判断哪些是不重要的问题，不值得去计较。因为在不必要的问题上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不仅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可能削弱我国的实力。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采取相应的手段；我们也没有把握能使中国的领土保持完整，除非我们不仅发挥道义影响，必要时也采取一切手段反击任何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来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主权并尽力发扬自己信仰的国家。不过，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他们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虽然我们与这种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但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还要被他人普遍了解。最近我国政府向别国发出的声明就体现了这些原则。
我们要告诉那些国家，美国政府不会让中国的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接受外来的正确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把它们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而从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新生，仅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个人身上的素质被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只有始于内部并以其固有的或者植入的活力为条件，才可能取得成功。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吸收和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但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具备了这点。当然，日本并没有主动去寻求压力，只是迫于外界压力才进行的变革。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在与外国有了长期的接触之后，还是反对吸收那些可以使自己重获生机的东西。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必须让中国对欧美文明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无论美国的态度如何，上述工作一定要进行。不过，我们能无视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况且，我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尊重能够使我们提供真正无私的支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尽管形势紧迫、任务艰重，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人们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使者。神圣的使命使我们不能不顾现实情况莽撞行事。由于方案众多，计算各种方案得失时要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所以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目标服务的，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为了在关键时刻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要轻装前进，抛弃任何会分散我们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就算会有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想成功就要集中精力于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力并使其发挥作用，我们决不能篡夺中国人民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目前，长江流域是我们的利益中心位置，但是假如再发生像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采取的行动也可能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虽然商业和思想上的门户开放应该是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最容易实现的地区是中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为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以驶至距离海洋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的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抵制外来侵略行为的后盾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