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危难时刻，德国总能向它的盟友伸出援手；反之，它也一定能得到奥匈帝国对它将来实行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有了争端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欧洲还具有世界影响力，无论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想跟德国争斗，必须要防范奥地利的干扰。这一点在摩洛哥问题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在处理克里特岛事务的时候，德奥两国也一直携手并肩，无视欧洲的协调。在今天，如果法国、英国和俄国中的任何一国同德国产生了矛盾，其他国家要想干预的话，首先要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如果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出动自己的海军支援英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险使它不得不考虑自己边境的安危，这种威胁不仅是来自德国，还来自奥地利。同样，如果美国和德国在某些政策上发生冲突，当欧洲国家试图限制德国时，必定会考虑到奥地利的因素。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状况的均衡特点是：在天平的一端是由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紧密的团结结成一体的力量；另一端是力量分散且各自打着小算盘的力量。所以，在制约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毋庸置疑地会朝德奥联盟一端倾斜。以往的历史教训也无法保证有关国家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遏制这种危险性，想到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状况，并做出战略考虑。相比较同盟国，协约国这种凌乱不堪的行为已经证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才是老大。
在这种风云变化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制约德奥联盟，那便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就会像过去的200年那样占据着海洋霸主的地位。英国的海军之所以强大，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海军建设领域；二是英国除了拥有岛国身份带来的安全性，还有很大的财力去推行“双强标准”。“双强标准”不过是在某个传统观念上增加的新名称。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的政要们就坚信，英国的海军规模必须要比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于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关乎命脉，它不仅关系到英国的领土防御，还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遇和原材料的获得。而目前在美国，对美国是不是一个反英联盟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人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因为美国跟英国在历史上有过种种摩擦，而是他们认为加入反英同盟会让美国获得更加安全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密切的商业联系以及两国在语言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也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不可能不受到波及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两国的间隙跟这些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据说当年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一直奉行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不允许英美两国的关系破裂。这说明在一个普通的国家看来，同一个强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俄国一度辉煌的时候，普鲁士有意巴结俄国，现在的德意志帝国则垂青奥地利。德国首相俾斯麦在这件事的转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在1879年，俾斯麦的这种做法跟德国皇帝的想法完全相反。如果美国人能够把眼光抽离英国本土，放到英国的殖民地上，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诸州都有着同样的战略要求，另外，我们考虑到英国海军在世界上的作用，我们便可以相信，对于种种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英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对待。
这种态度同英美之间相似的民族特性和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这种观念的表达有多么大相径庭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1500年的时间里，在英国本土以及其众多的殖民地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弘扬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英国的态度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冷静细致地判断各种可能，分析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区域，美国在推行它的政策时，就算没有同欧洲国家携手发展，也应该进行协商。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美国不可能不涉足国际争端，也不能将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门罗主义范围和美洲地区之内。
我们和某些国家一直保持着很微妙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有所变化，以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相距比较远，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仅仅局限在美洲问题上。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共同关注的是东方的动荡局势及发展需要，西方也需要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获得获利的机遇。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同样有相同的性质。各大国在这些地区频繁的接触一方面会增加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另一方面会导致种种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使各强国之间的力量进行组合。国家在有些阶段会认为同其他国家奉行一致的对外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而更多时候又会觉得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分歧。在当下，各种力量犬牙交错，一味坚持我行我素无疑是自取灭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需不需要抱着一种投机主义的想法去处理眼前的各种问题？是否能够在别的国家身上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方面的一致性，并按照这种观点去推行一直以来坚守不变的国家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重视与其他国家的一致性并不是寻找正式同盟的表现。对一个人充分了解后心无杂念地同他共事是一码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受制于某一种制度之中又是另一码事。就算美国的政策主张不是刻意避免因为短时间的需要而缔结一个长期的联盟，但想让美国人承担同盟的义务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国内民众的支持，美国政府即使缔结了这种同盟也是一纸空文。不过，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站在国际形势的角度上支持这种结盟行为，那么美国在处理同盟关系的时候就能游刃有余，而这种结盟对美国的政策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门罗主义就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想法，执政者不过是将这种想法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国家要求，它的持续性就在于它能否继续和美国人民内心的想法一致。这种想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被理解，但它的确左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它本身没有什么强制性的力量，不像一项法律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文章的前面，我们提到过斯塔布斯的观点，那就是均势因素是开启16~19世纪欧洲新篇章的钥匙。这位历史学家非凡的钻研在当代影响深远，他同时还说：“在中世纪时的上个时代，每个国家之间都独立处事，不像今天那样有着频繁的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之间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一个国家能够展开行动的前提。”在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每一片土地上都有一个独立的领导集团，这些众多的集团使得国家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策划或者完成一项大型的行动。按照斯塔布斯的观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是一部彩排有序的戏剧，而是一场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终于联合成一个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土的集合体而变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时，当德意志的每个邦国都能完全服从中央行政机构的领导时，国家这个词汇便渐渐清晰了起来。相比较美国现今的状况和独立之前13个相互敌视的殖民地时，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道理。
欧洲的多个成员成功地集结为几个有机整体，也就是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就同欧洲的历史分不开了。结果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均势状况，这样一来，所有的欧洲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每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如何不一致，也无论各国国民性格如何因为遗传的原因或者国内环境的差异有何不同，确保自身生存的观念能够让它们很容易相信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这些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也以此为出发点。门罗主义显示出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平衡状态的认识，依靠门罗主义，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便有了一个理论基础；而对东方移民的排斥性正好反映出美国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原则。
在中世纪的时候，许多地方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某个英明君主的统治下实现了统一，从而走向国家富强的道路，这种国家的形成方式放到现代同样适用。我们推测，未来的两大军事阵营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和以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充满变化。另外，美国和众多欧洲国家的争斗会左右国际关系的准则和改变国际法。主导国际法的理念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至于对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表现在国家的主权之中。一个国家拥有了主权，才能够和它的人民融为一体。”而在今天，主导欧洲国家独立和发展的理念已深植人心。这种因素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因为它们往往受制于共同的历史传统。
三、东方和西方
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当今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阻止各大强国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拥有4亿消费人口，它必须保持完整。美国的任何对外开放政策都着力于中国的领土完整，这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对美国十分重要。
欧洲国家发展到现在已经历经了400年的演变，突然有一股新生力量突兀地出现在东西方之间并不会让人感觉有多么吃惊。前不久的日俄战争就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最让人吃惊的结果是，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是一个东方国家。这样的结果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许多人都只注意到表面上的因素，甚至连表面因素也没有了解详细。无论人们从日俄战争中找到什么教训，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都让世界震惊。
其他的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拍手叫好，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一样都处于欧洲国家的压迫之下，而不是它们在地理上同日本有多亲近。除了土耳其帝国，欧洲国家已经同东方接触了200多年，由于西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高度集中，所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许多东方国家，这些国家组织松散、内部各个整体分化。从相互之间的松散程度来看，大多数的印度人要比欧洲封建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小邦更加当仁不让。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军人的名声也非常差，从军被认为只是教人恃强凌弱。日本在50年前还一直闭关锁国，没有能够分享欧洲进步带来的种种好处，其他的亚洲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西方国家之间虽然一直在持续争斗，但它们对东方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却是一致的，结果是西方国家成了统治东方的力量，就像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称霸，德国今天在欧洲大陆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在欧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时，土耳其帝国高度凝聚，伊斯兰教徒也承认这个国家的独立。可今天的穆斯林国家没有能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西方国家一较高低，也无法联合抵御西方国家，结果就是领土和主权被一步步蚕食，它也就渐渐失去了独立性。
上面的这种情况是几百年来演变的结果，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发生逆转，不过日本却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奇迹。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狭长的领土使它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长期的封闭空间里，日本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和生活方式，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经显现出来了。这种精神加上日本集中的人口、骨子里的尚武传统、幕府体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使日本能够发动全身的能量，还有就是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这些都让日本赶上了。在历史上，无数次机会被昏庸的领导者白白浪费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如今的日本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虽然东方国家的变革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某些认识正在慢慢促进拥有人类二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外在表现还不容易看出来，所以很多人会忽略它的能力。从当下来看，这种认识是在被西方的控制之下所产生的不安情绪引发的，而不是自觉形成的。正是这种认识，让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地实现自我管理。当然，这种并非自愿的精神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内心的不满本身不具备什么效力，在中国或者印度也找不到个人或者组织能够肩负起领导任务的例子。虽然好多东方国家都受到日本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影响，但仍值得怀疑的是，这些国家会不会遵循着日本的发展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会不会觉得走西方的道路要更加优越。朝鲜就对日本的精神非常反感，东印度人对英国人也充满了敌视；那些站在反帝立场的同仁说，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不大愿意维护。
在印度和菲律宾，要实现思想向现实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印度和菲律宾，和西方统治者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都不一致的多个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的矛盾稍稍缓解了他们对西方统治者的敌意，并且当地人深深明白这种外来的统治和物资供给一旦消失，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这样一来，许多人对这种统治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不喜欢也没什么危害的东西。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表现出对西方统治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们虽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却没有对其历史根源详加剖析，所以也就无法体会取得这种成就所付出的几百年的努力。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除非这种变化能够被宗主国允许。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和英国已经对当地人做出了一些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