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的种种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动中都能见到，从中我们看到，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各国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实际上是军事实力的竞争，无论这种竞争是否能用外交手段调节，或是被国际法约束，或是处于两个国家还是两个集团之间。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力量的认识上，还应对国家行动产生的种种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进行评价。力量均衡就是处在天平两端的力量既相互平衡又容易浮动，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发生也促使了国际协调思想的起源，就是大国必须和其他国家步伐一致，通过协调或者权力分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性。虽然所有的国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都具有以上性质，不过当今的协调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之间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广泛的交流协商，从而对具体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正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协商，才决定让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克里特岛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居民关系的稳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希望希腊以及土耳其实现统一，并从土耳其那里得到支援，但是当今的这种局势使得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并给欧洲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众不同的是，德国拒绝参与这种国际协调，原因是它和刚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不一般。还有就是，5年前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是各大国之间的协商会议，通过这个会议达成了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进行某些举措，而这两个国家同摩洛哥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过这种会议取得的结果就其表面而言是大国间的一致认同，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取得的平衡。
军事手段体现了强制性，而国际协商则通过比较文明的方式代替强权。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也是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所产生的效力也随着权力的变化摇摆不定。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奥地利撕毁1878年的柏林条约，擅自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跟条约内容是不符的，这样一来，柏林条约中体现的大国协商精神也成了一纸空文。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方，而俄国也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同德奥两国站在一起，放弃了原来同英法之间的合约，那就是反对任何不经过欧洲国家商议，就剥夺了土耳其对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悖的行动。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制，俄国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绕过奥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关国家的间隙，在这些大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任何看似普通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将原本平静的欧洲搅成一锅粥。这场争端直到1910年2月才画上了句号。结果是，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事实，它并没有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奥地利给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刚好是被国内革命搅得焦头烂额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这场革命才给了奥地利可乘之机。而这种结局带来的国际形势要比事发之前更加紧张，国家之间的对抗重新萌动，国际协调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几近消失。
无论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抑制，它都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商机制。有人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认同协调结果，所以只有通过强制性才能让它接受这些既定事实。与此相关人们也看到，均势局面同国家间的工商业竞争非常相似，而欧洲大国之间进行协商的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十分相像。虽然欧洲的协商同托拉斯不一样，不是把所有的成员凝聚为一个集体，但它确实把集体的意愿作为欧洲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同托拉斯里面的成员一样服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奥地利侵吞土耳其两个省份的行为，我们没必要为它找更多开脱的借口。显然，这种赤裸裸背弃协议的做法势必会给整个世界的道德观造成非常坏的影响。所有让人能够接受的关系，无论是金融、社会还是国际关系，都要依靠信誉为基础，背弃了信誉便没有了安全保障，随着信誉的消失，骚乱便接踵而来。没必要进行多么详尽的描述，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违反国际盟约会给国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普法战争中，便上演了一次这种情形。这种局势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欧洲崛起了一个军事强国，另一方面为同欧洲关系密切的美国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无论是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有出色的组织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良好的发展。
作为陆上军事力量，德国的组织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种特点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全国性的指导机构，而这种机构取得的效果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于是，德国才能成功地将力量凝聚在一起，无论是工商业领域还是军事范畴。托拉斯组织作为力量的集中表现形式，它所带来的效果毋庸置疑。在德国，政府能够非常容易地进行各种集中，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与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中，无论政府英明与否，都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它的绝对统治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德意志独特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每一个邦国都规模较小，所以它的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生活。因此，种种的历史环境造成了现今德国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他们能够绝对服从政府的控制，而这种控制能力的加强，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发展趋势。
虽然英美两国一直执行的是在不侵害公共权利的情况下完全自由民主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在当今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我们往往看到，少数人的集体行为确实能够破坏公共权利。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只要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对个人行为的拾遗补缺，而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引导，那么这种措施虽然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其实质却刚好相反。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社会的种种行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以免使其产生过分的影响。并且，政府干预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活力，当某个个体或者团体的权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的利益就会受到集体利益的制约。而依照现在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该对任何社会事务都进行有效的管辖和指导，这样下去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机构，一个托拉斯，它的修正能力是其他组织没法比的。
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大，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成果上来看，德国在这方面一直遥遥领先，这就使得德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优势，并能够弥补因起步缓慢给自己的发展所造成的种种损失。在那个时候，德国在政治上十分松散，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非常落后，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在德意志得以建立，解救了以前每隔几英里就有一个税卡的德国工商业。普鲁士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为它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首邦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25年后的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却非同寻常。当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没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议会上院则在俾斯麦的操纵下不断颁布种种遏制议会下院的政策。
德国人一直无怨无悔地缴纳各种税款，这成了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上最吸引人的一个特征，跟英国人反船只税和美国人反印花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的水手促成了其陆军的组建与发展，而强大的陆军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的领导台，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一个强大的德国得以诞生。但是船只税同样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和海军发展，何况发展海军是英国人一贯的做法。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应用于国防。与英美两国对比，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的做法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完全服从强大的政府的支配，与此同时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所以我们看得出德国的政府特性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促成了德国的强大，但是这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不管怎么样，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里，德国政府有着成熟的对社会进行组织的手段，而德国人也服从这种组织，所以在这一方面，德国在其他国家中显得鹤立鸡群。
德国在毫不慌乱地组织国民行为方面有着天生的能力，这种天赋通过自身力量的协调一致而变得异常强大，这种无条件地服从就体现在德国陆军身上。德国的陆军所依赖的人口比包括俄国以西在内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出许多，而且其增长率也比欧洲任何国家要高。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德国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增加了，从4000万人增长到了6000万人，现在还在以每年80万人的速度增长。从陆军的规模和质量来看，德国的陆军完全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哪怕是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能依靠自己独特的地理地位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在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的前提下，假设诸欧洲强国如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紧紧包围，德奥两国就会受到各方面的连续打击，就如同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那样。但是德奥两国的中心地位带来的好处远远要比所经受多方面打击的损失要大得多，它能够同时应对多个方面的敌人连续的打击。这样一来，德奥两国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力量薄弱的敌人，将其各个击破；而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它方便地在内线调动军队，内线的含义就是最短最直接的线路。这种距离上的优势能够让它更迅速地展开行动，从而节省不必要的时间，就像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说的那样：“胜负就在5分钟之间”。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处于一个圆圈中心位置的国家，远远比那些分布在圆周边缘的国家更加方便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这种优势便集中在德奥同盟这一边，还通过铁路的连接使这种优势得到了有力的增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区域都处在德奥同盟的严密控制之下，可以根据商业或者战略的需要而有组织地运送各种货物。这些情况能够有效地加强德奥同盟之间的相互支援，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已经被欧洲各国默认。无论是对它们之间的任何一方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两者的分裂都会给它们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还有，德国与奥匈帝国的领土紧紧相连，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的军事和商品贸易带来了便捷的条件。与此相关联的是，由于土耳其自身难保，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同盟一个呼之欲出的打算。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奥地利在去年的吞并行动以及它建造4艘无畏舰的计划或许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得到了爱琴海边上的军事据点，或者借助海军的力量有效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它就可以借助自己强大的海军力量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据为己有。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要求与意大利有冲突，也会激起欧洲国家的公愤。我们无法忘记，在半个世纪之前，想要向意大利半岛扩张的奥地利还占有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威尼斯和米兰，而在1718年到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有一段时间占据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侵略遭受挫折后，奥地利将目光转向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巴尔干半岛。随之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抵御重点也转向了这边，因为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亚得里亚海最宽的地方不超过150英里，出口处的宽度不到40英里，意大利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和它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军事强国奥地利手中，如果奥地利占据了这片海域，就会将整个海域作为它的基地，那样一来意大利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种种不满使得意大利从来没有对奥地利产生过亲近之情，虽然那里是他们王后的祖国，不过，他们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托的意大利人仍被奥地利统治深表不满。上述种种原因表明，意大利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会达成和平协议。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变幻以及这片地方对世界格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巴尔干半岛的代表城市是以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德里亚。
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共同的军事目标，这些都在德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中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忠实盟友，它的支持决定了奥地利的成功。奥地利采取这种行动一方面是出于眼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威信。吞并波黑两省后，奥地利首相曾经说：“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不然事态的发展会对我们不利。”这话实际上是在说，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自己壮大以后，可能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像他们之前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却依旧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坦言自己要继续执行对外扩张政策，让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奥地利还有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扩张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这一目标的话，就不会显得那么畏首畏尾了。然而，组成奥地利的多个民族之间的争端使得奥地利无法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宏伟的对外政策会将奥地利的全体国民都组织起来。虽然奥地利的财政不是很富裕，但扩张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会让它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目标前行，最近事态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奥地利的抵御软弱无力。当然，奥地利也要考虑在欧洲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当前的国际状况是俄国奄奄一息，德奥两国却实力强大。德奥两国的联合行动向我们证明，它们两国的关系是一块铁板，以其非常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