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科病的治疗方面，孙思邈也有很多创新。他曾治疗过数以百计的麻风病人，甚至与他们一起生活，细心观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针刺治疗方面，孙思邈独创了“阿是穴”疗法，就是找到病人感觉最痛苦的部位施针的方法。往往，找到了这个感觉最为强烈的部位之后，稍一碰触，病人就会马上说：“啊，是。”“阿是穴”之名由此而来，这种治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孙思邈行医几十年，深感当时还缺乏一部汇集各种治病药方的医书，可以随时供医生参照使用。于是，他呕心沥血，终于在年过70岁之后编成一部30卷的《千金方》。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因此，他把书名冠以“千金”两字，他在《千金方》中的《大医精诚》专门论述了医德，反复强调了医生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对后世医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思邈完成《千金方》这部巨著后，并未满足，而是虚心向名医、行家请教，听取意见。他了解到书中尚有许多不足，深感不安。他打算再写一部书填补旧书的不足，并起名为《千金翼方》。在他编写这部新著的过程中，疾病慢慢地缠上了他。最后他不得不躺在病床上，由他口述，孙子代笔，爷孙俩共同编写。公元682年7月，孙思邈爷孙俩两天两夜未合眼，终于完成了30卷的《千金翼方》，实现了他要填补《千金方》不足的愿望。之后，他计划再编写一部眼科专著——《银海精微》，但由于他病情越来越重，未能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公元682年，孙思邈带着遗憾去世了，终年101岁。
《千金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用“以病带药”的办法，把疾病分为65类，一一介绍治疗每种病所用的主药和常用药。两本书把药物又按玉石、草、木、人、兽、虫、鱼、果、菜、米、谷等分类，共载矿物药、草药、动物药 873种，还有药方6500多个。这是一代药王一生的心血，也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不朽的财富。
从事任何一件事情，要想成功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去进行深入的实践。孙思邈认为做医生一定要把握好两点：一是“精”，即技术要精湛。二是“诚”，即品德要高尚。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孙思邈以不倦的实践、丰富的著述成为了我国古代医家中光辉的典范人物。
藏族“医圣”云丹贡布
藏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藏医藏药的形成和发展，是他们对祖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藏医典籍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四部医典》。它的作者是被称为“雪域医圣宇脱王”的宇脱·云丹贡布。
公元708年，云丹贡布出生于拉萨堆龙吉纳（今西藏堆龙德庆）的医学世家。曾祖父洛哲希宁为藏王松赞干布的御医，祖父是藏王芒松芒赞的御医，父亲是藏王赤都松的御医。
云丹贡布自幼受到了家庭的熏陶。3岁起就学习藏文，听讲医理，研习医术，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25岁时，云丹贡布离开家乡，遍访名师，足迹遍布阿里、山南、康定等地，甚至远涉尼泊尔、天竺（印度）等邻近国家和内地五台山，探索钻研医学。他广投名医，善于吸收百家之长。曾拜著名的汉地名医东松冈瓦为师，学习治疗癫症、痉症、狂犬症等医术；得尼泊尔名医达纳释拉哈所授《热症特殊治法》、《喘症休息疗法》。拜天竺名医班钦·旃陀罗比为师，听受《医续目录·明灯》等；师事名医美旺，听受《体腔穴窍分指》、《刀针关键锁钥》等医学论著，积累并掌握了众多医学原理，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医学知识，对其一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由于云丹贡布刻苦钻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治病技术和医学理论水平日益提高，声誉渐大。他曾治好了赞普赤松德赞的牙病和眼疾，被晋升为御医。赞普还让他与西藏8位名医辩论医理，云丹贡布大显才华，取得胜利，被誉为“西藏九名医之首”。
云丹贡布是一位医学、药学上的多面手。在诊断学上，对尿诊和脉诊极为重视，并有相当高的造诣。他不仅严于律己，而且要求助手们对尿液仔细观察，辨别其颜色、味道、发出的蒸汽，沉渣以及静置后尿色的变化等。所有这些方法是不无其科学道理的。诊断时，他主张对患者的病状及体征详尽地检查，认为辨不清病症就仓促治疗，就是无的放矢，是绝对要不得的。不能辨别病症的医生，无异于一般动物。辨症时，他强调弄清其寒热属性，只有弄清病症的寒热属性，才能对症下药，或决定用针灸、放血甚至外科手术。对于持脉之道，云丹贡布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要求医生切脉要用手指按摸病人左右寸、关、尺部位六脉，判明寒热，专心致志，切忌粗心大意，与旁人闲谈，草率从事。只有平心静气，方能领会脉象的各种表现，做出正确的诊断。不仅这些，他还掌握了大量治疗技术和生理病理知识，会动外科手术包括头部手术、粉碎性骨折手术及由体腔内抽去积水等手术。在一般治疗中，他用复方，必要时常借助针灸、放血等方法辅助治疗。他善于用功法，催吐时认为要像用鱼钩钓鱼，当机立断，干脆利落，才能有效。他曾正确地指出：食物中脂肪等营养成分过多，就会引起高血压以及肝系统的疾病，这与现代医学观点是一致的。
45岁时，云丹贡布以吐蕃医学为基础，博采汉医学、天竺医学所长，历经十年，编著完成了藏医学发展史上的巨著——《四部医典》，该书共分四个部分，内容从基础理论到各科临床实践，包括人体解剖、胚胎发育、病因病理、治疗原则、临床各科、方剂药物、诊断与治疗器械等，内容极为丰富。
《四部医典》奠定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创立了较为完整的藏医学体系。千百年来，《四部医典》被藏医、蒙医奉为经典医著，后来经过历代藏医学家的修改、补充、注释、整理而日臻完善，先后译成了汉、蒙等文字，对我国西藏、青海、蒙古等地区的影响颇大，也一直是这些地区医病防病的指南与依据，而且是今天各地藏医学校和藏医院所使用的基本教材。
藏医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创造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主要流行于藏族聚居的地区，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省区；同时，在南亚的印度、尼泊尔等国，藏医也较为流行。
阿维森纳与《医典》
《医典》是成书于公元 11世纪初的一部医学著作。中世纪的欧洲将该书作为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700余年。据统计 ，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 ，《医典》印刷次数之多 ，仅次于《圣经》。这部巨著的作者是被誉为“医中之王”的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
阿维森纳于公元 908年出生在中亚细亚布哈拉附近的阿法西纳小镇（今乌兹别克附近）。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任地方税吏，很重视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在阿维森纳出生后，全家迁至布哈拉。布哈拉当时是萨曼王朝首府，是阿拉伯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学术上比较开放。阿维森纳2岁时，父亲便教他识字写字，6岁以后便以通俗的语言向他讲述各种各样的知识。阿维森纳幼年时聪明过人，嗜书成癖。他 10岁时就能诵读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作品。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学了 6种几何图形以后，就能举一反三地演绎出当时已经很深奥的全部几何学。布哈拉有一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阿维森纳如饥似渴地阅读图书馆中的藏书，既攻文学，又深入钻研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其中的物理学、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内容均感兴趣，他还广泛阅读了神学、医学等著作。在医学方面，阿维森纳更显露了他的非凡才智。16岁时，已掌握了广博的医药知识，并且积累了一定的治病经验。17岁时，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医师和学者。
有一年，布哈拉的苏丹曼苏尔身患重病，虽经多方延医，病情仍未好转。后来，有人便将阿维森纳推荐给苏丹治病。当这个稚气犹存的少年出现在宫中的时候，好多人都对他的医术将信将疑。然而，当苏丹服用了阿维森纳开出的药方后，却药到病除了。从此，阿维森纳名声大振，远近的人都来争着请他治病，大家都称他为“医中之王”。苏丹为了向这位妙手回春的少年医师表示谢意，特许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宫廷图书馆。对此，阿维森纳喜出望外，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从此，医术更加高明了。
阿维森纳后来被苏丹任命为大臣，开始在政府任职。但是，由于他对医学科学态度十分认真，又不善于应酬奉迎，常常受到朝中权贵的排挤。有一次，宫廷发生内讧，王室卫队诬称他暗藏奸党，突然闯进他的官邸，把财物抢劫一空。不久，苏丹死去，王子之间争夺王位，斗争更加激烈。有人就乘机指控他不信真主，宣传异端邪说，把他投入监狱。直到新的苏丹即位，才把他放出来，任命他为侍臣和科学顾问。
阿维森纳一生尽管屡经风波，甚至一度过着流浪的生活，但为了探索医学的奥秘和解除人们的疾苦，他在艰难的环境下仍然勤奋地学习工作。他除了白日行医和著书立说外，晚上还给弟子们上课。由于操劳过度，他的身体日渐衰弱，加上亲身试药，导致顽疾缠身。公元1037年，阿维森纳与世长辞，享年57岁。为了纪念他，后人在伊朗西北部的哈马丹给他建造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陵墓。陵墓的墓室是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外面竖立的12根圆柱象征着12门学科的知识，因为阿维森纳的才华在这些学科领域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
阿维森纳一生留下了100多种科学著作，其中医学著作有16种。在这些医学著作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医典》。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本书都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医典》内容十分丰富，全书约100万字，共分5卷。每卷又分若干章节。第1卷为总论，综合概述了医学定义、基本学说和一般方法，着重论述了人体构造、疾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首创性地把人的疾病分为脑科、内科，神经科、胸科、妇科、外科、眼科等，并分门别类地对各种疾病的起因、症状的治疗加以详细记述。第2卷为药物学，书中列举的药物达670种之多，对各种药物性质、功效、用途做了详细的叙述，还记载了将水过滤或煮沸的蒸馏法以及酒精制造法等。第3卷为病理学，书中对脑膜炎、中风、胃溃疡等的病因、病理有过科学的分析。特别是提出了鼠疫、肺结槟、麻疹，天花等病是由肉眼看不见的病原体造成的，致病的物质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传播的。第4卷为各种发热病、流行病及外科等病状。书中提出了对流行病的预防和保健卫生措施。第5卷为诊断、治疗方法及配方。书中主张对疾病的治疗应采取养生、药物和手术三者兼施并用，记述了切脉、观察症候、检验粪尿等诊断方法，对切脉列举了48种脉象。中国医学中诊治糖尿病的方法，在《医典》中也有类似记述。还记载了膀胱结石的摘除术、气管切开和外伤、疮疖等治疗方法，对药物的膏、丹、丸、散、液、剂的配方、剂量、制作等作了详细介绍。
《医典》不仅总结了阿拉伯医学临床的丰富经验，而且还继承了古希腊的医学遗产，也吸收了中国、印度、波斯等国医药学的成就，汇集了欧亚两洲许多民族的医学成果，体现了当时世界医学和药物学的先进水平。它问世后即被世界医学界奉为“医学经典”，代替了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的著作成为大学的基本教材，一直继续到18世纪末。《医典》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没有小，就不能成其为大。《医典》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因此，阿维森纳这位对医学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巨匠，固然应该受到赞颂，但那些为《医典》添砖加瓦的人同样应该受到尊重。
“儿科之圣”钱乙
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小儿科医生是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而最负盛名的儿科专家则是北宋时期的钱乙。他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因此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是山东郓州（今山东东平）人，生于公元1032年。他父亲是个针灸医生，在他出生以后不久的一次外出行医中失踪。不久后，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孤苦伶仃的钱乙从此一直生活在姑母家中。钱乙的姑夫姓吕，是个民间医生。他心地善良，很疼爱钱乙。有人看病时，他常常让钱乙站在自己身边，看他切脉、诊断病情。没有病人时，姑父就教钱乙认识黄连、当归、白术、甘草等药名和药性。钱乙10岁时上了学。每天放学回来，钱乙仍保持儿时的习惯，坐在姑父身边，看他开药方、治病。时间长了，钱乙发现来找姑父看病的多数都是穷苦人。他们看完病后往往露出为难的神色说：“吕大夫，我只有这点钱，怕不够付药费吧？”姑父总是说：“没关系，没关系！”有的人实在身无分文，就只好留下几个鸡蛋或一把青菜顶药费，姑父也从不计较。他告诉钱乙说：“做医生以救人为本，不能像商人一样唯利是图。只要看好病就是医生的最大快乐。”姑父纯洁的心灵、高尚的医德和对穷苦人的深厚感情，使钱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4岁时，念过5年书的钱乙已成了姑父的得力助手。他主动帮姑父抄药方、配药，给病人上热敷、针刺等，既帮了姑父的忙，又学到了医疗知识。到了十七八岁时，钱乙就可以单独处理一些小病了。
一天，钱乙送走一位白痴小儿病人后告诉姑父说：“我看，有许多病都是儿时得病的后遗症，可见治愈小儿病非常重要。”“你说得对，可惜姑父在这方面医道太浅，以后，你就在这方面下工夫吧。有志者事竟成，以后家里看病我承担，你抽时间看看书，到外面走走，这对提高医道是有好处的。”姑父诚恳地说。在姑父的鼓励和支持下，钱乙决心摸索一下儿科疾病，让孩童少遭夭折，让老人少受丧子之悲。他把古医经中所有儿科病的资料都集中到一起，加以对比研究，并跑遍各地，边行医，边广泛收集民间治疗小儿科病的土方。经过几年努力，他终于在汉代名医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合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施治法”，还研究出几十种专治小儿病的药方，成为了一代名医。
1078年，钱乙前往京城开封行医。时值长公主患病，召钱乙就诊，由于钱乙诊病非常准确，治好了长公主的病，所以当上了翰林医官。
一天，宋神宗的皇太子突然生病，请了不少名医诊治，却毫无起色，病情越来越重，最后竟开始抽筋了。皇帝见状十分着急。这时，有人向皇帝推荐钱乙。于是，钱乙被召进宫内。皇帝见他身材瘦小，貌不出众，有些小看他，但既然招来，只好让他为儿子诊病。钱乙从容不迫地诊视一番，要过纸笔，写了一贴“黄土汤”的药方。心存疑虑的宋神宗接过处方一看，见上面有一味药竟是黄土，不禁勃然大怒道：“你真放肆！难道黄土也能入药吗？”钱乙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据我判断，太子的病在肾，肾属北方之水，按中医五行原理，土能克水，所以此症当用黄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