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醉法”试用了一个时期，华佗觉得不理想，动大手术病人还感觉痛。他又苦思冥想地想点子，但是总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有一天，一个妇女带着孩子来请华佗治病。华佗一看，只见男孩嘴流清涎，眼泪汪汪，不能说话。华佗认为这孩子中了毒，就给他吃清热解毒的药。那孩子吃了药，不多一会儿，就开口说话了。华佗问他：“你吃了什么东西？”“我在荒草地里挖野果，挖到蛋大的一块根茎，刚吃了一口，舌头根就发麻，不能说话了。”华佗一听，很感兴趣：“在什么地方？你快带我去看看。”孩子带着华佗到荒草地去挖了一个，华佗亲自尝了尝，果然舌根发麻，半晌不能说话。于是华佗便把这药命名叫“麻药草”。
麻药草用了一段时间，效果很好，可惜就是麻醉时间短，还不能完全解除病人的痛苦。有一天，华佗上山采药，见猎人抬了只死老虎下山，虎嘴上还横穿着一支长箭。华佗问道：“这么大的老虎是怎么打死的？”猎人指着箭说：“用毒箭射死的。”“噢！”华佗伸手去摸箭。猎人忙上前拦住说：“箭头上有麻药，危险！”麻药！华佗想：什么样的麻药能把老虎麻倒呢？为了弄清麻药的根源，华佗跟猎人交起了朋友，相处很密切。后来有一天，华佗问猎人：“麻药是几味什么药制成的？”猎人将麻药的成分告诉了华佗。华佗听了很高兴，把这几味药和酒拌成散剂，取名“麻沸散”。经过多次研究、试验，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世上第一种“麻醉剂”，终于被华佗试验出来了。
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了。有一次，华佗给一个船夫看病。这个船夫肚子疼得很厉害，华佗诊断他的脾烂了，需要手术割除。于是拿出一包麻沸散，和在酒里给船夫喝下，过了不一会儿，船夫就像酒醉一样，昏昏入睡。随之，华佗为他剖开肚皮，切除烂脾，再止血，缝合，在伤口处涂上生肌收口的药膏。过了一个月左右，船夫的病便痊愈了。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用这种麻醉方法，先后成功地做了开腹切肠，剖腹取胎，切除肿瘤等大型的手术。
华佗对麻醉学的贡献已得到国际医药学界的承认，可惜麻沸散的药方已经失传了。历史上不断有人对麻沸散的成分进行研究，有的认为它的主要成分是乌头、曼陀罗及其他一些草药的混合物；也有的研究者认为，麻沸散是由羊踯躅、茉莉花根、当归、菖蒲4味药组成的。不管麻沸散的成分如何，都不影响它的世界上最早麻醉药的地位。
近2000年来，华佗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所以人们称赞那些高明的医生时总爱用“华佗再世”的赞语。
麻沸散的发明是外科医学上一项划时代的贡献。历史上，欧洲人进行手术，用的是放血麻醉法。即把病人的血放掉，血放多了，人就晕过去，再做手术。这种方法非常危险，病人多半死亡。直到1844年，美国的摩顿才发明了用笑气——一氧化二氮做麻醉药。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我国同时出现了两大医药学家，一位是外科神医华佗，另一位就是被后世誉为“医圣”的内科神医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南阳郡（现河南南阳市）人。他年轻时就钦佩扁鹊的医术，愿当一名郎中为人民解除病痛。他在师傅的指导下潜心研究《内经》、《难经》、《胎胪药录》等书籍，广泛收集民间治病的验方。
公元196年，张仲景当了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轰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便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收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瘟疫的大流行，很多人因之丧生，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张仲景对此万分感慨，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专心撰写医书。到公元210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十六卷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它由两部分组成，其伤寒部分为《伤寒论》，杂病部分为《金匮要略》。书中，张仲景总结历代名医的治疗方法，归纳为“八法”，就是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汗法就是用药物催病人发汗，排除体内病毒；吐法就是催病人呕吐，吐出积聚于胃内的宿食及毒物；下法就是使病人泻下，排出肠胃中的病毒；和法就是用药物和解体内病毒。张仲景认为，这8种方法，应该根据病情“辨证论治”：或者单独使用，或两种以上方法配合使用。从此，历代中医都采用他的方法治病。
从古至今，中医学的处方用药，多数是以复方配伍的组合使用的，这种处方的学问就叫方剂学。方剂学因张仲景的总结和创造，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使用药物达214种之多。张仲景因此被誉为“经方大师”，他的《伤寒杂病论》也被奉为“方书之祖”，直到今天，仍然是学习中医学必读的教科书。
张仲景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医学成就呢？他在《伤寒杂病论》的自序中说得清楚：一是“勤求古训”，遍学自古以来的医书，继承历代医学家的宝贵经验。二是“博采众方”，搜集一切有实践经验的人保存的药方。当然，这也是张仲景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提高的结果。
葛洪与《肘后方》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治疗学专著——《肘后方》。书中记载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外妇儿及五官急症的病因与症候以及治疗方药和急救措施。它的作者是东晋时期的医学家、博物学家和制药化学家、著名道教人士葛洪。
葛洪公元238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3岁那年，父亲病亡，家境也随之恶劣。葛洪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没有书，就到处向别人借书来读，无钱买笔墨，就拿木炭在地上练写字。葛洪经过长期的刻苦自学终于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乐于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有一年，葛洪到了广东，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艺，见葛洪虚心好学，年轻有为，就把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葛洪，并且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在仕途没有找到出路的葛洪，后来逐渐把兴趣转向炼丹。他把家人安顿在广州，自己到罗浮山去修炼，开始了“神仙丹鼎”的炼丹生活。
葛洪在炼丹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是我国炼丹术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对炼丹方法的具体著述对后来的炼丹家影响很大，历代印染、酿造、颜料等行业均奉之为宗祖。另外，葛洪在炼丹过程中还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除了在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之外，葛洪在医学方面也很有研究。他的《肘后救卒方》堪称是人类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医生治疗手册，对于中国医学的普及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地注明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葛洪生活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肘后方》中还记载了所谓的“疯狗病”。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疯狗病”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疯狗病其实就是现在的狂犬病，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是恙虫病。葛洪在《肘后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会发高烧，而且十个会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一位阿拉伯医生，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这位阿拉伯医生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蜇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葛洪一生著述很多，计有220卷，除了《肘后方》之外，还有《抱朴子》、《金匮药方》等医学著作。由于葛洪在中医药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且他有着淳朴的医德医风，因而被后人称为“葛仙翁”。
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们大都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他们以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才最终实现了目标。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开拓出了医学上诸多的新领域，被认为是免疫学、养生学的先驱。
一代药王孙思邈
我国初唐时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他就是活了一百多岁，被后人誉为“药王”的杏林寿星孙思邈。
孙思邈大约出生于公元581年，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孙思邈幼年就非常聪慧，7岁入学，每天能诵读千言。20岁读遍诸子百家的书，对于儒家、道家、佛教的经典都已涉猎。之后，他开始精研医药学，一心拯救人民疾苦，甘愿隐于民间行医济世。
有一次，孙思邈在路上看到四个人抬着一口棺材往前走，一位老太婆跟在后边，哭得非常伤心。他忽然发现有些颜色鲜红的血液从棺材缝里滴下来，便心中一动，赶忙追上去问。老太婆告诉他说，她的女儿因为生孩子难产，死了大半天了。孙思邈听了这话，又仔细察看了棺材缝里流出的血水，就认为这个产妇还没有死，忙叫开棺抢救。棺盖打开了，只见那妇人脸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孙思邈仔细摸脉，发觉脉搏还在微弱地跳动，就赶紧选好穴位，扎下一根金针。不一会儿，产妇便苏醒过来，一个婴儿出生了。大家见孙思邈把行将入土的人都救活了，而且是一针救活了两条性命，都情不自禁地赞扬他是个能“起死回生”的神医。
孙思邈在药物学方面有较高的成就，他不辞辛苦，踏遍了太白山、峨嵋山亲自采药，收集民间验方，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他十分注重采药的时间和制作方法以及药品的产地，在药材学方面亲自做了大量的实践和调查工作，对于不同时间采摘、不同方法炮制、不同产地药物的各种细微差别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在组方配药时，就对此有了严格的区分和不同的要求。
在长年的行医生涯里，孙思邈发现，山区的穷人容易得夜盲症，当地人叫“雀盲眼”，就是说，患者像麻雀一样，白天什么都看得清，夜间光线一暗，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分析，山区穷人很少吃晕，体内缺少什么东西，就试验用比较便宜的牛、羊、猪的肝来治疗，还真见效。孙思邈又发现，就像穷人常得雀盲眼一样，富人却易患脚气病，病重起来，不但肿胀、疼痛，而且周身困乏。他又分析，富人同穷人不同，吃的细粮多，却很少或根本不吃粗粮，也许脚气病同这种饮食习惯有关。他发现，粗粮和细粮的区别，就在于夹杂着米糠、麸子。于是，他就用米糠、麸子来治脚气，让患者喝谷白皮煮的粥，再配以别的措施，此法一用果然大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