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关于突厥王族阿史那氏起源的传说，讲的是古代有一以狼为图腾的部落被邻国所破，一位丈夫被杀的妇女逃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以北的山中。这里四面都是山，中间是茂盛的草原。这女子生下十个男孩，他们长大以后娶妻生子，各有姓氏，其中一支就是后来的突厥王族阿史那氏。他们子孙繁衍，渐渐达到数百家。经过几代人才走出山来，臣服于柔然。这一传说指出，突厥阿史那氏的祖先出生在高昌北面的东部天山山脉博格多山中。据《魏书》记载：当时此山以北即为铁勒分布地区。
后来突厥汗国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后突厥。东突厥大体上以金山（今阿尔泰山脉）为界，与西突厥划分汗国原来的疆域。但是，随着两国势力的消长，所辖范围也时有伸缩。在东突厥汗国内，突厥分布在南部，铁勒诸部则在北方。西突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突厥十姓部落，这本是当初从蒙古高原随室点密西征的十大首领所率10万部众。
除突厥本部外，游牧的葛逻禄、处月、处密等部族和若干铁勒部落定居的龟兹等城郭之国，位于今中亚境内锡尔河、阿姆河一带的许多小国，以及吐火罗等地，也都归附西突厥。西突厥汗国由于内部分裂、不断内讧而逐渐走向衰亡。公元744年，后突厥灭亡。从此以后，突厥在中国北方退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回纥部落。
部落体制与生活状况
在政体与经济方面，突厥的官员最初分为十等，后来大小共分二十八等。高级官员实行世袭制，父兄死则子弟承袭。其中叶护的地位最高，由可汗的子弟担任，西突厥中常有此官号，任此职者往往成为可汗的继承人。可汗的子弟一般称为特勤。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设”是掌握兵权的大官。其次的大官有屈律啜、阿波、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其中吐屯为突厥可汗派驻属国的代表，负责监督。
突厥是游牧部落，畜牧业是突厥社会的经济基础。史载：“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以后拥有“控弦之士数十万”。突厥的控弦之士都是骑兵，可见当时突厥所有的马匹总数在数十万以上，羊的数目当比马更多。公元588年（隋朝开皇八年），突厥各部落首领向隋朝“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只，驼、牛各五百头”。这样大量的牲畜“贡品”，也反映出突厥诸部拥有众多的畜群。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突厥游牧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分散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很容易导致国家的内讧和分裂，使版图辽阔的汗国难以长期维持统一的局面。后来东突厥被唐太宗所灭，融入华夏族之中；西突厥迫于唐军压力不断向西迁移，沿途征服了许多地区，接受了伊斯兰教文化，后来在地中海一带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存在了数百年，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
契丹部落：纵横大草原的千年部落
历史发展与神话传说
契丹部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种族，出现于4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以后（即至明代）契丹一词不复再见于史，其历史长约1000年。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据历史记载：契丹部落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一种说法是源于匈奴。但又有另外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一种说法是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
根据契丹传说，契丹人是神人的后代，他们世代相传有神人乘白马浮土河（即老哈河）而东，天女驾青牛车泛潢河（即西拉木伦河）而下，相遇配偶，生八子，后来成为八个部落。史载这一带原始荒原，天高地厚，有西辽河与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滋润，草木繁茂，曾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牧猎之地和古战场。
西辽河北侧开鲁县大榆树镇内有一千年古榆，高约八丈，粗二丈有余，需四人合围，为辽代时植。相传古榆生长地为其发祥地之一。古榆之东五六十里有辽城遗址，之西一百多里即辽之上京，此地属契丹族之发祥地。土、潢两河交汇处，距古榆也只不过三五十里。
该古榆有着诸多传说，现仍生长旺盛，有四条主枝，皆粗三四尺、长三四丈，各指东南、西北、西南、东北。树干里面已经枯空；树皮呈紫黑色，大约有十公分厚，道道兀起的皱折标志着它的年龄的古老；树冠宛如巨大的伞盖，巍峨支撑在空中，繁枝密叶不露一丝缝隙；四周的垂条披散着，几乎触地，粗细不一的枝干千奇百怪，各具形态，仰首观望其妙无穷。盛夏，翠叶重重叠叠密密匝匝淹没了长枝短杈，远望忽忽悠悠招摇若一垛落地绿云彩。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出生的公元872年，因本部落大权的争夺其祖父均德实被谋杀，祖母用墨涂其面藏在突不吕帐中才使他躲过劫难。为了逃避仇家眼目，十二三岁时就让他到离家二百里外的西辽河北放马。那时他曾用该树甜中略带苦味而异常爽口的榆钱儿充过饥，并发誓说，我若有朝一日得天下，定来拜祭。公元916年，他44岁称帝，未忘古榆，派特使祭祀，还给树披了一匹大红绸。
契丹国兴起之初，在200多年间就将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各民族和部落统一起来，而且还第一次打破了长城的阻隔，在今天的山西、陕西、河北一带与当时的大宋朝相抗衡。这一情况促进了汉人北迁和北方民族南迁，并将北方的游牧经济与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结合为一体，使游牧生产方式注入新血液，逐步走上了农牧结合的发展道路。契丹部落的政治体制以及“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为后世各朝统治者留下一份珍贵遗产，丰富了祖国的灿烂文化。所有这些，为祖国各民族再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契丹部落存在的1000年左右的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自4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是其形成时期；从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为第二阶段，是其发展壮大时期，即契丹人建立辽朝时期；辽朝亡后至14世纪中叶为第三阶段，是契丹部落衰落、分解和融合入其他民族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形成时期，即在辽朝成立前的5个半世纪中，契丹人的历史又经历了3个时期：从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为古八部时期，7世纪初至8世纪上半叶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自此至公元907年阿保机代痕德堇为可汗是遥辇时期。契丹部落的第一个部落联盟是大贺氏部落联盟。大贺氏部落联盟经历约100年，仍分八部。
契丹国灭亡之际，契丹部落共同体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部分西迁、部分北徙，大部分或降或被俘成为大金国的属民，契丹部落自此转入衰落、消失时期。大多数契丹人在以后200多年复杂的世事变迁和其他民族错居杂处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到女真、蒙古、汉族里面，少数融于今维吾尔、哈萨克、土族以及成了朝鲜国的居民。
部落体制与生活状况
在政治体制方面，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时的契丹社会中部落组织已存在，但国家机制的许多因素已处在萌芽中。首先，部落联盟的酋长（可汗）和军事首领已为显贵家族专有。这一时期契丹部落内实际存在的是一种向阶级社会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度。第二，职官、刑狱开始出现。契丹部落职官的产生，始于7世纪中叶唐封其部酋、可汗为刺史、都督时。草创阶段的官职可能还有名无实，但高居于部族民众之上的显贵集团已在形成。刑罚、牢狱的出现在阻午可汗时。当时尚无文字，“刻木为契”，无疑是依据不成文的习惯法，然后由专人司其职，又以监狱来关押违法者，一种新制度已应时而生。第三，阶级分化日趋激烈。当时奴隶数目不多。到了遥辇时期，特别在后期，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这些都表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的契丹社会，原始氏族制度正在解体，文明社会的曙光正在升起。
契丹部落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除皇都以外的陪都）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特别是汉民政务的地方，为契丹部落有国以后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形成这种游牧式政治管理体制是其游牧经济决定的。
当国家建立后，在畜群随水草转徙，牧民常年跟随牲畜转移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如何与这种经济生活相适应，是契丹贵族建国后需解决的一大课题。他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适合其游牧经济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模仿中原王朝建立都城，并在设置州县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五京，完备了当时国家应具有的行政建置；另一方面，始终重视契丹民族的现实，未脱离其“生生之资，放是乎出”的游牧生活，坐在皇城宫阙里处理政务，采取了（某个季节在某个陪都中管理国家）形式，在捺钵中决定军国大政方针。
四时捺钵制是契丹部落建国后的一种创举，它既未改变游牧、渔猎政治和生产管理的传统习俗，又能对定居的汉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为适应对从事游牧初农业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居民的管理“因俗而治”。职官的设置采用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官制体系。
在社会经济方面，契丹部落的社会生产，大致以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分界线。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经出现。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础。
契丹国存在的200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则为半农半牧区。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
党项部落：中国历史文化园中的一簇奇葩
历史发展与文化概况
党项部落是中国古代北方部落之一，原居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后来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围扩展，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相继归附隋、唐王朝。从7世纪中叶开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迁徙，各部分散居于广大的西北地区。
党项本是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之名是他称，通常是汉人对它的称谓。据党项建国后创制的西夏文字文献记载：“弥药”也是党项人的自称。党项各种称谓的含义，史籍无考，至今尚无定说。
南北朝时期，党项人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古称析支的地方。后来逐步扩展势力范围。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
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初，受到中原王朝所封的党项拓跋氏夏州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到北宋建立后，党项人开始脱离宋朝的统治，并建立了自己的部落政权——西夏。西夏国从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汗国所灭，共传十主，先后与北宋、辽和南宋、金鼎足而立，称雄一方。
西夏亡国时，一部分党项人重返西南故土；大部分党项人则留在西夏故地，或迁居各地同汉族和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经过元、明两代，党项部落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了。
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
党项部落在内迁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畜类以牛、马、驴、羊、猪为主。当时还不知道耕稼之事，没有文字、法令和徭役。党项人开始定居后，由同姓“族帐”组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平时各自为生，打仗和祭天时才聚会。内迁前的党项社会处于由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内迁后的党项人由于同住在久已被封建文明开发过的土地上，受到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党项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学会了农业生产，农业成为党项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
党项的马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党项人在当时也是以出产名马著称。党项人主要以马、驼为贡品或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在国家机构中专设“群牧司”管理畜牧业。狩猎是党项人的传统习俗，也是一种生产手段。早期的手工业是对畜产品的加工，如织氇氆、毛褐、毡、毯和手纺毛线等，但手工业还没有从畜产品中分离出来。
党项工匠锻造的兵器也十分著名，“夏国剑”在当时被誉为天下第一。纺织业生产，除传统的毛织品外，也出现了罗、绩、锦等丝绸织物。产品除日用器皿、建筑物件外，以生产适应于游牧部落使用的器物为其特色，如两侧可穿绳携带的大小扁壶，有游牧部落喜爱的乐器牛头埙，牧民用具瓷铃、瓷钩，艺术品瓷马、羊、驼及党项秃发状人物雕塑等。
语言文化与艺术方面，党项文化的历史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内迁前的党项文化，尚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内迁后在本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回鹘、吐蕃等族文化成分，为创造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准备了条件；建国后，以西夏文字的创制为标志，开始了西夏文化时期。西夏文化由于吸收了多方面的营养，因而比党项固有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和绚丽多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地中的一簇奇葩。
党项人内迁后在风俗习惯以及衣着、居住方面都有了改变。宋代时居住在西北高原的党项人已修造土筑的居室，有官爵者还修盖瓦房。陆上交通工具以马、牛、骆驼、驴为主；水上交通工具则有用牛羊皮制成的筏子，称为“浑脱”，颇具地方特色。
早期的党项人曾实行原始的收继婚制。内迁后党项贵族中仍盛行一夫多妻制。包办与买卖婚姻也广为流行。宋代史籍记载府州党项有逃婚情死者，一族亲友要为死者杀牛设祭，祈祷升天。党项族实行火葬，后来也改行土葬，西夏党项王族宗室、贵族也仿效唐宋帝王的陵寝制度，修建宏大富丽的陵园，实行厚葬制度。
占卜术在党项部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决疑难。党项人作战忌晦日（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重单日。打了败仗后，隔三日复至其处，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之，表示对亡灵的超度，称之为“杀鬼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