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徐向前探出的水道徒涉汉水，登上南岸。至此，局面大为改观：后面尾追的敌人，已被红军远远地甩在关中；前面，正是敌人防备空虚的后方，红四方面军自西行转移以来，历时两个月，行程三千里。在徐向前指挥下，于逆境中取得了歼敌万余人的胜利。
1932年12月底，徐向前率红军主力1.4万余人，出现在四川北部通江地区。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历时两个月，转战三千余里，突重围，跨秦岭，涉汉水，越巴山，兵分三路进入四川，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从此，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
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被大小军阀分割控制着，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有矛盾，军阀之间又有矛盾，互相混战。徐向前率领红军入川后，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依托着川北的险山和人民穷困要求革命的条件，分兵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实行土地革命。革命的烈火，很快燃烧起来。
1933年2月，军阀田颂尧令孙震率川军38个团共6万多人，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军进攻。徐向前根据川北地势和敌人特点，采取“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作战方针，先以少许兵力，卡住险山隘路狭谷，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等敌兵力分散，消耗疲惫，攻势衰竭时，突然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从2月到6月，历时4个月的作战，共毙敌1.4万多人，俘敌近万，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红军入川1.4万余人，很快发展到4万多人。为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徐向前亲自选派人办教导队，办学校，在部队中开展大练兵。根据川北的山地战的特点，把部队分为攻坚、防守、夜摸几种类型，加强训练。针对入伍新兵中抽鸦片烟的人多，发动戒烟运动。针对当时红军中发生的疾病，他还亲自主持编写《简略卫生常识》，提出预防常见疾病的办法。徐向前经常教育各级干部：要会用兵，首先要爱兵；要部队能攻善战，必须关心战士的身体。红军中一些干部说：“徐总打仗凶，平时待人很和气。”熟悉他的干部亲切地称他“老班长”。
川北原来有五多：一是兵多，二是匪多，三是捐税多，四是纸票多，五是抽鸦片烟的人多。特别是鸦片烟，坑害了千家万户。红军扩兵，扩进来不少“大烟鬼”。打仗抓来的俘虏，补进红军，更有许多“大烟鬼”。许多干部对“烟鬼”讨厌透了，提出“凡是‘烟鬼’，统统赶出去!”
徐向前说：“在百姓当中，烟鬼也很多，怎么赶，都赶到白区去？闹革命，就是改造旧世界，旧世界是什么？重要的是人，改造旧世界，就得改造人。”“地方政府都在发动戒烟运动，红军里首先要做好。现在，要来个比赛，看哪个连队戒烟搞得好。往后，红军里一律不准叫‘烟鬼’，他们也是同志哩!”
总指挥的话传下去，干部、战士都觉得有道理。连“烟鬼”们听了，心里也热乎乎的。
红军打仗、筹粮、建设政权，又加上一条：改造“烟鬼”。徐向前总指挥在紧张的指挥作战中，每到一个地方空下来，他就亲自找戒了烟的人谈话，问他们是怎么戒掉了大烟。他向染上大烟瘾还没彻底戒掉的人讲抽大烟的害处，做人的道理。
红军医务部门根据他的指示，制造了戒烟丸，发到部队，散发给群众。政治机关还印发戒烟歌，戒烟教材。
戒大烟运动，在苏区、在红军中开展起来。“烟鬼”们提高了认识，又有戒烟丸和纪律，纷纷戒掉了大烟，保证了红军兵员补充来源。
红军粉碎三路围攻后，徐向前又接连指挥了三个战役：从8月12日开始向南部仪陇方向进攻，半个月之内歼敌3000余人，攻占嘉陵江以东，以南大片地区，占领了100多口盐井，解决了军民缺盐吃的困难；从9月22日开始，发动营山、渠县战役，半个月内歼敌4000余人；10月中旬，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历时11天，歼敌6个团，俘敌4000余人。
三次战役，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4.2万多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红军扩大到8万人。
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块最大的红色区域。川陕红军的声威、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四川和南京，蒋介石和四川大小军阀惊恐不安。蒋介石任命大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拨款200万元和枪万余支，驱使他率110余团20多万人，向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
刘湘于1934年10月10日，在成都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要在3个月内，将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剿灭”。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的形势，方面军总部一面令前线部队抗击敌人，一面在通江开会研究对策。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一条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通江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两线：东线由徐向前亲自指挥，率红四军全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两个师，以及三十三军，共20余团，对敌之主力第五第六两路；西线为钳制方向，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和九军各一个师，共10余团，钳制敌之一、二、三、四路。
红军反六路围攻，苦战10个月，以“硬”的战斗作风，防御、出击、交错进行。
红军的战斗作风“硬”，是徐向前精心培养、严格要求，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认定正确的治军方针，就坚决贯彻。认准一个好的作战方案，就千方百计去实现。在反六路围攻最后向敌人反攻的关头，他不惜违背张国焘的意愿，和李先念一道，率领部队打了一个漂亮仗。
那是1934年9月，徐向前在东线，没能大量歼灭敌人，就率三十军和九十三师转到西线，准备对敌实施大纵深迂回，张国焘从后方通江洪口场打电话，反对实行大纵深迂回，要实行浅迂回。徐向前在电话中反复讲，不能追着敌人屁股打，要一下插到敌人纵深，迎着敌人的头打。张国焘怕深入进去危险，硬是不同意。
张国焘是川陕根据地党政军最高的负责人，他的话怎敢违抗？徐向前放下电话，向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说：“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能听他的。我们自己干，错了我负责!”
李先念说：“对啊。‘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
徐向前当即命令李先念、程世才紧急集合部队，沿着义风场、雪山场向黄猫垭方向急进，他率少数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紧紧跟随在后。部队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抢先占领了黄猫垭，卡住了敌人西撤的道路。又一天一夜激战，全歼敌10余团，俘旅长以下万余人，缴获枪支7000余枝，迫击炮40多门。这一仗打得漂亮，证明深迂回是对的。
10个月的反六路转攻作战，徐向前指挥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在东、西两线共歼敌8万多人，缴枪3万多支，炮百余门。号称“宏威将军”的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
在11月召开的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之后在青江渡召开军事会议，徐向前全面总结了红军入川以来的作战经验。他针对四川敌人的特点和地形条件，提出：对付敌人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即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并予以大量消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等造成有利条件即集中兵力反攻，以迂回包围手段，大量歼灭敌人。在战术上，则以各个击破来对付敌之分进合击；发挥夜袭作战特长，来对付敌人据险扼守；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打破敌之封锁围困和配合主力红军运动作战。
徐向前总结在川北作战的军事经验，丰富发展了在大别山时期“围点打援”等战略战术原则，对培养提高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拥护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决策，配合中央红军入川，抵制分裂中央言行，终得长征胜利。西征途中，战线漫漫，难于补给，终致失利。孤身返陕，担责反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计划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向川西北转移。1月22日，中共中央及军委曾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方向，要求红四方面军积极策应。
为了策应和迎接中央红军入川，1935年3月28日，徐向前指挥红军渡过嘉陵江，以神速的行动，24天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平武、北川等9座县城，歼敌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300里的广大区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越过雪山进入川西后，徐向前代表方面军领导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信，并亲自派警卫员送交毛泽东手上。信中介绍了川西北敌我态势，表示“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他们发动部队打草鞋、捻毛线、织毛袜，捐献衣物、粮食，支援中央红军，并派李先念率三十军先头部队，到夹金山下懋功地区迎接中央红军。徐向前与中央红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分别率领自己两支红军胜利会师。
7月中旬，徐向前在芦花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并向这些领导人详细介绍了川西北敌情和民情，对中央红军英勇征战的行动深表称赞。毛泽东代表中央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他在创建红军和指挥作战中的卓越功勋。
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党内就红军向哪里发展展开激烈争论，徐向前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正确方针。当红军分为左路军、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分兵北上时，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同党中央和中央直属纵队一路行动，向巴西地区开进；朱德总司令和总政委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红军进入茫茫的大草原，开始了更艰难的行程。
1935年3月，渡过嘉陵江长征时的徐向前。8月底，徐向前指挥红军攻占了包座，歼敌胡宗南部4000余人。正当他准备派人给左路军送马匹、耕牛、粮食的时候，左路军中的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过不去，粮食缺乏，无法前进，来分裂红军，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
9月8日，徐向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两军会合以来，徐向前多次见过毛泽东，他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方针。毛泽东也尊重徐向前，认定他是位高明的军事将领。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率一、三军北上。于是，红军内部发生了骚动。有些不明真象，不分是非的人，听说中央红军北上走了，愤愤地吵闹。有人打电话给徐向前所在的指挥部，提出：“追，要追他们回来!”甚至提出动武。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愤怒了，他大叫一声：“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这重要的关头，徐向前一声命令，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这一伟绩，历史上永远重重地写下一笔。
在南下岁月下，徐向前和朱德、刘伯承等人，对张国焘分裂、污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罪恶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10月5日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徐向前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同意。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他反对分裂，希望团结。他支持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意见，曾劝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
1936年2月，徐向前和红军部队领导人，率南下失利的红军，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前时。部队翻越夹金山、折金山、党岭山，一路战严寒、驱敌兵，转战5个多月，7月初在甘孜地区与红二方面军会合。
徐向前对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格外重视搞好团结。会合前组织部队准备粮物，动员干部战士注意团结。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遵照党中央指示，徐向前率领红军又经毛儿盖一线，向北行进。由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活动被粉碎，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行程，又踏上北上的道路。1936年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甘肃会宁。在这里，红一、二、四方面胜利大会师。
革命走的是之字路，军事家也不会百战百胜。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徐向前又经历了一段悲壮征程。1935年10月25日，他和陈昌浩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2万多红军从靖远县的河包口流过黄河。任务是首先执行中央军委决策的宁夏战役计划，而后向西远征，打通国际路线。渡河之后由于情况的变化，11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10日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任务是打通新疆，争取苏联装备、物质方面的援助。
徐向前率领西路军的战士们，日日夜夜鏖战在天寒地冻、风沙弥漫的戈壁滩上。当地村庄稀少，队伍靠着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却找不到能喝的水，乱石堆积的戈壁和茫茫荒沙滩上，不见飞鸟和树木，偶而才见几棵沙枣，一团团被风刮着满地翻滚的骆驼秧子。
徐向前和西路军指战员们，在缺水少粮的情况下，既要和马家军的骑兵拼杀，又要和自然环境搏斗。西路军一路行军打仗，从中条山到古浪，从古浪到凉州，又从凉州到永昌，到山丹、临泽、高台。队伍越战越小，敌人的骑兵却越战越凶。战士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流着泪，杀了战马饮血食肉，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大马刀拚杀，许多战士举着石块或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战斗到最后关头，拿剪刀刺断自己的喉咙。
危难中的西路军需要援助，党中央派刘伯承率领援西军准备西征。路途遥远，援军兵力少，难以援救。徐向前两次提出改变行动方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不接受意见。苦战5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5万多人，终因敌众我寡，既无援兵，又无给养，最后败在祁连山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余部分成三个支队由王树声、李先念等率领就地游击。
经过千辛万苦，徐向前好不容易才返回陕北，1937年5月，来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他是一位顾全大局，严于律己的共产党人，尽管西路军失败的重要责任不在他身上，但他不推诿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深刻反省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