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七、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的原则，写入了1929年底鄂豫边党代会《军事问题决议案》，深受红军指战员的欢迎。历史越来越证明：红军初创时期，在山沟沟游击环境中，能提出这些原则，确是一种创造。这是徐向前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丰碑，也是他参加广州起义以来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
大别山的红军，在党的领导和七条战术原则指导下，迅猛地发展。1930年初，红军扩大为3个师，正式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全军共2000多人。这时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的冒险主义，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正混战，红军应趁机大发展，要求红军“攻打武汉”。徐向前和军长许继慎认为，蒋、冯、阎混战虽可利用，但“攻打武汉”却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于是，便指挥红军只向武汉游击，却不去攻打武汉，他们从6月到8月，兵分三路东西两线出击。徐向前亲率红一师，西出平汉线，首战杨家集车站，接着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在杨坪口伏击，再攻花园车站。一个月内，三战三捷消灭敌人3000多人。红一师还从此有了5门迫击炮、8挺重机关枪，开始组编了机炮团。
红一军3个师，从6月到8月3个月，共消灭7000多敌人，自身扩大到5000多人。此后不久，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徐向前任参谋长。在此期间，他参加指挥了攻新集城作战，采用坑道作业，棺材装黑色炸药的爆破法，炸开城墙，歼敌1000多人。他参加指挥了双桥镇战斗，全歼敌三十四师，活捉师长岳维峻，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岳维峻一个师被消灭，轰动了大别山，惊动了南京和武汉。
1930年7月，徐向前任红四军军长。11月7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徐向前升任总指挥。两年之内，他指挥的部队，从几百人发展到3万人，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发展到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围点打援”、“诱敌深人”，有攻有防，有野外战，也有城市攻坚战。
红四方面军胜利粉碎敌人一、二次“围剿”后。1931年秋，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又开始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新任总指挥不久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没等敌人调动好部队，就以“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指挥红军发动了黄安、潢川、苏家埠、潢光四个战役。
第一个战役在黄安。多年来，敌人一直把黄安作为一个重要据点。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两个旅4个团防守城市，另有4个师在麻城、宋埠、黄陂、孝感驻守。徐向前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部队按预定计划展开后，徐向前亲自到最前线指挥作战。
徐向前以从容不迫的风度，灵活多变的战术，指挥红军围困黄安43天，最后一举攻破，黄安战役共歼敌1.5万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就在黄安战役中，徐向前还指挥一年前得到的敌人一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向黄安城里投炸弹，撒传单。因此，人们说：徐向前是红军中第一位“指挥空军”的指挥员。
黄安大捷之后，徐向前率部挥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开始了第二个战役。我军冒着漫天大雨，踏着遍地泥泞，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2000多人当了俘虏，我军不战而收复商城。
第三个战役是苏家埠战役。苏家埠是安徽西部一个大镇，正当徐向前指挥红军在河南境内围攻固始之际，敌四十六师占了苏家埠、青山镇一带，准备向红军发动攻势。徐向前不等敌人围攻上来，提出继续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几个点上，吸引援兵，在运动中歼其一部，然后再吃掉“点”上的敌人。这一方案得到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后，徐向前率红军立即出皖西，日夜兼程东进。3月22日渡过淠河，几经穿插作战，将敌四十六师等部6000多人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韩摆渡几个据点，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求援。4月下旬，蒋介石委令“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3个师共15个团约2万多人，从合肥等地出动，分两路增援苏家埠方向。敌人援兵来了这么多，这是未料到的，于是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
徐向前决心坚定，硬是要打，又有政委陈昌浩的支持，张国焘只好同意打下去。5月2日，红军在苏家埠以东之戚家桥地区，给敌援军以突然打击。出敌不意，趁敌疲惫，又值天降大雨，援敌一败涂地，敌军总指挥厉式鼎在溃败中被活捉。5月8日，困守苏家埠、韩摆渡之敌在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处境下，在红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中，向红军投降了。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就此结束，共歼敌3万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特致电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祝贺，说这次大捷“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这次大捷，在红军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也是徐向前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的一个例证。
第四个是潢川、光山战役。这次战役，仅仅5天，从6月12日开始，到16日结束。徐向前指挥红军3个师在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双柳树、仁和集等地区，以分割包围、机动作战的战法，歼敌正规部队8个团和反动民团近万人。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4.5万多人，根据地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多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也正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逆流中奋斗，险境下拚搏，似乎成了徐向前命中注定的遭遇。他来到大别山后，统帅一支胜利之师，顺利的环境不到两年，又陷入节节失利的困境。
1932年6月，国民党军向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军总指挥，共调集了26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另加4个航空队。分左、中、右三路出动，除左路军专门攻击湘鄂西红军外，重兵压向大别山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由于敌人兵力强大，战术上有了改变，徐向前指挥的红军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局面。在麻城、黄安、七里坪等地，接连苦战5个多月，虽然歼敌近万人，但难以粉碎敌人的重兵合击。红军伤亡惨重，处境十分艰难。
红军的失利，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犯了错误。他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被红军近年以来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正是红军“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徐向前等军事将领，不同意这种认识，但正确的意见被张国焘等否定了，结果，红军从不停地进攻，到处处被动，伤亡日益增多。
使红军战斗力损伤的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肃反扩大化。这次大规模的“肃反”，在红军中是从1931年9月开始的。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也不断有指示，强调要肃清混人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则借机剪除异己，建立他个人的统治，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逮捕并杀害，在红军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有两桩案子使徐向前特别不能理解和痛心。
一桩是逮捕杀害许继慎。许1924年加入共产党，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在国民革命军中参加过北伐战争中的汀泗桥、贺胜桥和攻打武昌作战。被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后，就与徐向前共同领兵，先后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一、十二师师长，并担任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在红军攻克英山后，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说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送交以徐向前为军长的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明确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过了不久，张国焘瞒着徐向前，下令政治委员陈昌浩把许继慎抓了起来，处决了。
另一桩是，逮捕杀害了徐向前妻子程训宣。程训宣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她姐弟5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红三十-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平时多余的一句话都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红军作战正紧张，他没有多少时间去管妻子的事，她在地方上做妇女工作，军队不准干涉地方党的事，这是一条军规，徐向前是总指挥，现在正处在普遍审查干部的非常时期，他只好相信党了。
可是，徐向前怎么都没料到，程训宣和一些人被关押以后，不服审查，大骂逮捕她的干部，又不肯供“反革命”材料，被秘密杀害了。一场场冤假错案，使红军内部惶惶不安，影响了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第四次反“围剿”，尽管徐向前精心指挥，亲临前线与战士同生共死，红军还是一步步败退，许多杰出的指挥员战死沙场，无数战士倒在血泊里。徐向前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战死；红一师政委甘济时，在苦战中牺牲；十二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
红军损兵折将，从炎热的暑天，战至寒冬来临。经过枣阳、新集之战，仍无法改变失败的局面。
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经苦战终得脱险。小河口会议，纠正错误，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禁烟运动，保证兵源，击破敌人六路围攻，丰富发展作战经验。
1932年11月初，徐向前率领的红军，转战到鄂豫陕交界的漫川关。这是一个险关隘口，杨虎城部3个团据关设防；胡宗南两个旅从郧西方向追来；敌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四十二师从四面八方压向漫川关。敌人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10余里的峡谷之中。
根据情报，徐向前冷静地分析了敌人的态势，认定北面敌兵力较小，又是敌方两股部队的结合部，是个弱点。他当机立断，决定了突击的方位，于是匆匆赶到了第十二师指挥所，当面向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交待任务。
入夜，徐向前经过周密的计划，命令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协同下，向敌四十四师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和惨酷，敌我双方死伤严重，仅红军三十四团第二营500多人就伤亡300多。团长许世友身先士卒，亲自跑到最前线指挥冲杀。经过反复冲杀，终于抢占了敌四十四师两个旅接合部的北山垭口。
徐向前得到报告：通路已经打开，但道路太窄，只能容一人通过，驮马和炮过不去，徐向前命令甩掉一切笨重武器和驮马、炊事用具，快速跑步前进。
在到达漫川关后，全军已经作了动员，每个人都知道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接到总指挥部轻装跑步前进的命令后，干部、战士又忍痛扔掉了大炮和行装，沿着崎岖的、只容一个人通行的狭道，向北突围。
漫川关脱脸，徐向前称赞的是许世友指挥的那个团，可是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都把这次突围成功，记在徐总指挥的英明决策上。
突破漫川关后，沿着山间小路，突然奔向竹林关，打垮守关敌军两个团，抢占了又一个要隘。
竹林关位于丹江上游，是通往陕西关中平原的一道关口。关虽不大，行进的道路却艰险。红军指挥戈向西，必须从竹林关两侧悬崖绝壁凌空架起的栈道上通过。栈道年久失修，许多木板已经朽了。徐向前亲自带领侦察兵，试着从栈道上走过去，又返回来，认定大部队可以通过。他命令全军再次轻装，丢掉了过漫川关时没舍得丢完的炮、驮马上的东西，让战士排列成一字长蛇阵，从栈道上缓慢通过。走过栈道，进入陕西平原，全军彻底摆脱了敌人重兵追击。
1932年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关中平原。此时，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奉蒋介石的急电，派第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红军；敌第一师、第六十五师、第四十四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三十五师等部，向关中压来；同时敌第二师、第四十二师沿陇海路西进。蒋介石的企图很明显，要在关中平原围歼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指挥红军，在王曲、子午镇等地击溃和歼灭敌军数千人之后，率部翻越秦岭，向南部进发。
秦岭，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山高林密，海拔在两千米以上。此时严冬已至，红军指战员穿着单衣和草鞋，经过7天的行程，跨越重重高山，途经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城固县的小河口。在这里，红军总部召开了着名的小河口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迫使他接受了一些正确的建议。于是，小河口会议，成了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创造新的根据地的起点。
红军开拔的途中，一条汉水又挡住了去路。徐向前经过反复详细审视作战地图，认为红军能徒涉汉水之处是汉水上游，肯定能找到徒涉点。他身先士卒，与参谋、警卫人员一起跳进寒冷刺骨的汉水，反复寻找和勘探，终于找到了徒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