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武亿《经读考异》八卷清经解本
武亿（1745-1799），字虚谷，号授堂，河南偃师（今洛阳）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授山东博山知县，有政绩，创范泉书院，亲讲授，敦实学。因得罪权臣和珅罢官，主讲清源书院。博通经史，精研金石文字，著《三礼义证》十二卷，《群经义证》八卷，《经读考异》八卷，补一卷，《四书考异》一卷，《句读叙述》二卷，《金石三跋》十卷，续跋十四卷，《偃师堂石遗文录》，《授堂文钞》十卷，《诗钞》八卷，《读史金石集目》、《年谱》、《授堂记》若干卷。所谓读（dòu），即读的过程中的停顿。古人读书的读与断句有关联，但不与断句等同，它是为配合文意表达，有时为了情感表达而出现的某种停顿。《经读考异》重在揭示经书朗读过程中，依据意义的厘正而清算旧读的错误，或依据意义的标准并陈数种读法，并行不悖。如“隐八年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前儒不解“以字为谥”的礼制及出处，旧读以“以字”绝句，“为谥下属”，武亿引《檀弓》“呜呼哀哉尼父”郑注说明“以”字为“谥”的出处，由此纠正旧读的错误。襄公二年“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指出两种读法：“一读至故字句绝，一读至郑字绝，故字属下读”，两读并不影响到意义的分歧。有时候两读法影响到意义的不同，作者却疏于辨正。如襄二年“非异人任寡人也”，作者据杜注和孔疏得出两种读法，一以“任”字绝，一以“人”字绝。其实杜注孔疏说的是完全一样的意思，讲楚君被人射目，不是为了别人，正是为了自己。作者云读法有异，大抵是作者过分追求异读，误以为杜注孔疏有语气上的差别，不至于读法的微妙本如是。
在“读”的认识上，《经读考异》往往以典籍的书面形态为读。如成公二年“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案：《释文》以‘病’绝句，《书》：‘微子若之何其’郑注：‘其，语助也。’是此传亦宜‘其’字绝句，以‘病’连下读，于义可通。”按《尚书》郑注只是典籍的随文夹注，不是经书的句读，不能据此断句。“其”作为语助词，尚未有出现在句末的。武氏可能亦明于此，但他所明句读或与断句不同，但从情理上看，以夹注之断为读，仍不足取。夹注随意义解释的需要随宜加入，它造成阅读的中断，但并不意味着是句读。总之，从《经读考异》可以看到古人读经的阅读方式，它和书本阅读密切联系，又受其影响。或许古人依书面形态断句的阅读，虽然于意无稽，但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阅读方式。
50.范照藜《春秋左传释人》十二卷如不及斋藏板，续修四库全书本
前有嘉庆七年（1802）夏六月钱樾序、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九日范照藜自序、乾隆五十五年（1790）夏四月吉林德昌序，后附录《左邱明考》、嘉庆八年（1803）林子道后序、嘉庆八年范大任跋。范照藜，生卒年不详。自序云：“幼时读《左传》为杜林合注，后考事论文，参诸注释之家，得十余种，曰冯继先《名号归一图》、顾宁人《补正》、魏冰叔《左传经世钞》、徐扬贡《经学辨体》、冯天闲《左绣》、周氏《左翼》、姚氏《左传（补注）》、顾复初《春秋大事表》、程氏《春秋识小录》、陈曙峰《春秋世族谱》、江西石刻《六经图》、兴安王氏《六经图》、马氏《绎史》、李氏《尚史》；其驳正杜氏误注甚弊，而支离附会之说较杜氏更谬者，亦复不少。今皆参互考证，务期允当，无可考者阙之，固以存疑，有可稽者断之，殊非臆说。”运用多家传注，作人物名氏及世系等的考订之工作，已属实学。德昌序论及《左传》姓氏之学的重要性：“氏族繁则支派易混，称名杂则考核易淆，非留心掌故，谙练友邦者，鲜不茫然失据。是考辨之学在当时尚难其人，况经秦火后，书籍丧亡，汉儒所祖述者，惟《世本》一书，厥后《世本》散失，注家转相援引，动多乖谬，甚且出其私臆，妄为注释，支离附会之说愈繁而愈不可通。竟使二百四十余年人物、大半淆乱，而究经之士，复高谈义例；荒废典章，相率为空疏无据之学，岂不深可嘅哉。”此书为范氏未入仕途前课徒所做，本为读书笔记，而于嘉庆七年丹徒县任上得林子道资助刊印。该书“上自王朝诸侯，下至遐方殊域，有氏族可稽，名字可纪者，靡不记载，其例则以考世次、考庶、考妇女、考古人，分为四焉”（钱序），搜罗《左传》中各类人物，一一考订，时有不同前人之论，如将郑子元、厉公定为一人，公子偃、士匄分为二人，卫公子朝非宋明，晋知盈非知罃子，都可备一家之说。
51.《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四十二卷清经解本
嘉庆八年（1803）完成。前有阮元序，云：“孔颖达等依经传杜注为《正义》三十六卷，本自单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庆元间，吴兴沈作宾分系诸经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给事中汪公之后，取国子监《春秋经传集解》《正义》精校，萃为一书，盖田敏等所镂，淳化元年所颁，皆取为善本而毕集于是，后此附以《释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陈树华即以此本遍考诸书，凡与左氏经传文有异同，可备参考得，撰成《春秋内传考证》一书，《考证》所载之同异，虽与正义本迥然不同，然亦间有可采者。……钱塘监生严杰熟于经疏，因授以旧日手抄本，又庆元间所刻之本，并陈树华考证及唐石经以下各本，及《释文》各本，精详捃摭，共为校勘四十二卷，虽班所谓多古字古言，许叔重所谓述春秋传用古文者，年代绵邈不可究悉，亦庶几网罗放佚，冀成注疏善本。”此段序文与段玉裁嘉庆八年（1803）《春秋左传校勘记目录序》极为相似。阮氏的序文中完全隐去了段玉裁所作的工作。段玉裁《校勘记目录序》与阮序雷同，只多出这样一段话：“而于是非难定者，则予以暇日，折其衷焉。”表明段氏像阮元负责《三礼》校勘一样，段氏负责《左传》校勘。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说“阮氏《左传校勘》出于先生（按：指段玉裁）手”，确实《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应归于段玉裁名下。
但阮元序中将校勘事主改为自己，手授诸本中多了一本“旧日手抄本”。阮氏乾隆五十六年曾在石经馆中任校勘官，其主职是校勘石经《仪礼》，有《校勘记》四卷，他经校勘或者有，“旧日手抄本”即指此。阮序中特意提到的元和陈树华所做《春秋内传考证》，“与《正义》本迥然不同，间有可采”，可见评价并不高，此与段氏《校勘记目录序》里的评价有天壤之别：“戴东原师、庐文弨氏、金辅之氏、王怀祖氏皆服其该洽。”这样，阮序对陈树华著书的过程大书特书，殊属疑问，这样一部获得考据大家承认的《考证》郑重交予严杰，则无疑问。阮元曾问陈树华的子嗣借得陈氏旧著手抄一份，作跋曰：“吾父有《左传》癖，此本当同吾父手写本，子孙永远宝爱。”（段玉裁《临陈芳林校宋本左传正义跋》，载陈鸿森《段玉裁经韵楼遗文辑存》）将陈树华校本永传下去，可知其喜爱程度。我们推测阮序亦由段玉裁代笔，阮氏承继了序文的大半部分，在某些关键部分加进自己的意见，但终不能捏合一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于严杰、段玉裁，故不冠阮元名。
《校勘记》于序后列引据各本，描述各本的行款，并对其作评价。引据各本有：唐石经《春秋》三十卷，不全宋刻《春秋经传集解》三卷，淳熙小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南宋相台岳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纂图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足利本《春秋经传集解》、宋本《春秋正义》三十六卷，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闽本《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监本《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重修监本《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毛本《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其中宋本《春秋正义》三十卷“字无俗体，是宋刻《正义》中第一之善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是“注疏六十卷本之最善者”，闽本“有监本毛本脱错而此本不误，较监毛为优”，毛本“世所通行，而豕亥之伪触处皆是”，明监本亦世所通用，而“错字较少，非毛本可及也”。《校勘记》以南宋相台岳氏本，即宋十行本为底本，此本“明代以来翻刻有四，皆不及此本之精审。后附《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年表》不著撰人名氏”。除宋本外，辅以唐石经等更早的版本，唐以前本不可见，则采“古书称引确然有据者”，以订正本文之失。《校勘记》吸收《通志堂经解》及《抱经堂丛书》中何焯、卢文弨的校勘，入各条之下，加以订正，对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也适当收录，而对当时颇为流行的浦镗著《十三经注疏正字》多所批判。校勘不改《左传》及注疏原文，另出《校勘记》，表明了乾嘉校勘“不校而校”的最高原则。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对诸本经传的校勘等同，持此一编《校勘记》，而各本之善尽得。《校勘记》看重底本，采多种校本，可谓集一时善本之最，如此大规模的校书，在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所以《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校勘一般用以纠缪，此《校勘记》除了纠误之外，还有存异。“昭二十传曰”条：“监本‘二’误‘三’”；“上之人谓在位者也”条：毛本“位”误“外”，是为纠误。“左邱至而发”条：“闽本、监本、毛本作左邱至发”；“既言尊卑”条：“监本、毛本作幼”，则属存异。所谓“存异”，没有正误之分，只是同义词之间用词的不同、以及虚词的有无，不影响理解文义。
52.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二十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
前有洪亮吉嘉庆十二年（1807）自序，后有嘉庆十八年（1813）吕培跋、道光八年（1828）吕朝忠后记、光绪四年（1878）洪用后记。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编修，后主讲洋川书院，著《洪北江集》。与汪中、邵晋涵、王念孙、章学诚、庄述祖、孙星衍、法式善等学人有交往。此书恢复杜预合经与传之前的《左传》版本，经传分离，分别是四卷，十六卷。广采杜预以前各家传注及经史子集的注疏，正杜预之失。其训诂，多引贾逵、郑众、王充、许慎、王逸、赵歧、郑玄、应劭、高诱、韦昭等人训诂；并涉及《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小尔雅》、《玉篇》、《广雅》、《经典释文》等小学著作，又引班固、应劭、京相璠、司马彪，及《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史地论著。
此书是破除杜注的权威性、恢复汉儒春秋左传学原貌的代表作，也是清代左传学著作中，唯一首尾完整的注疏。作者在杜预采用古注未注明出处的地方，一一标注，为了解杜预与汉魏古注的关系提供了样本。通过汉魏古注，使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到《左传》中某些“解经语”，与《春秋》书法、凡例等义理无关，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解经语为后人所加的妄谈。如《左传》“久雨曰霖”，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采郑玄《礼疏》：“三日以上”，《尔雅》：“久雨曰淫，淫雨曰霖”两个古注加以解释，可知《左传》诸如“久雨曰霖”之类的传文是春秋时流行的语辞训释，而非微言大义。
53.张聪咸《左传杜注辩证》六卷聚学轩丛书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版
半页11行，行21字，小字双行，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前有段玉裁嘉庆庚午十五年（1810）序，及嘉庆己巳十四年（1809）张氏自序，后附段玉裁书信一封，及嘉庆十九年（1814）胡培翬跋。张聪咸（？-1814），字阮林，江南（今属安徽）桐城人。与同邑刘开、吴孙珽、姚莹、方东树为友。传记见于《桐城县志》卷十六《文苑传》。此书原名《左传刊杜》，据段玉裁意见改。从四处说明杜注有乖于义理，一曰长历非历，二曰短丧诬礼，三曰军制不明，四曰田赋莫辨。杜注以简洁见长，不注出处，此书博引群经诸子，转为精详，如庄公十八年“秋有蜮”，杜注：“短狐也。盖以含沙射人为灾。”张注找出杜预所据《周礼·夏官·蝈氏》，完全引出，明其形状及为灾的原因。不仅如此，又罗列《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陆玑《毛诗义疏》，明其出于江淮，又引刘向注，说明此虫生于鲁地的原因，可谓不厌其详。《左传杜解辩证》中地理的考证尤为精采。博采京相璠《土地名》、两汉《志》及郦道元《水经注》，审度是非。至其据《毛诗》、《尚书》考订汉水入江以后仍称为汉，正杜预“汉水之名不逾江夏”之误，为“辩证之功曰最巨”（段序）。此书是乾嘉汉学学风的典范之作，征引博，考订密，于物做穷极尽相的研究，不可不谓苦心孤诣。然密是其所长，亦是其所短。全卷严密而难以卒读，考订精细而一窥大要难。
54.段玉裁《经韵楼集》十二卷秋树根斋本，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一函六册，半页10行，行21字，小字双行。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又字懋堂，学师戴震，精文字音训之学。著《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周礼汉读考》、《仪礼读考》、《毛诗诂训传》、《尚书古文撰异》、《经韵楼集》等。为人高傲好辩，其著多改字以从己，致后人诟病，但其代表作《说文解字注》以其精深剖析仍入清儒一流著作之林。
《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嘉庆十三年（1808）作。此为《公羊春秋》经文，《左传》、《穀梁》都作“杀”。段氏以《左传》、《穀梁》为非，而《公羊》为正，并提出他的校勘“原则”：“凡举其事曰‘杀’，正其罪曰‘弑’。”意即不加褒贬的叙事用“杀”，而若加以褒贬，则应用“弑”。晋里克身为臣子，诛杀奚齐，是为不臣，所以要在《春秋》经文中明确他的罪责，应该用“弑”，而不能用“杀”字。与段氏的想法相左的是，《礼记·坊记》及《经典释文》引文均作“杀”，唐石经《春秋左传》初刻作“弑”，而改刻作了更正，作“杀”，段氏以石经初刻为是，以改刻为非。段氏用自己构撰的《春秋》义理为是非之准，放弃了文本的客观依据。
《与严厚民（杰）论左传书》嘉庆十五年（1810）作。时严杰校勘《春秋左氏传》，段玉裁认为《左传》开成石经“人尽夫也”当为“人尽天也”之误。段氏认为，若“人尽可夫”，则禽兽不如，一个妻子将凶险告诉自己的父亲而不告诉自己的丈夫，未行尽善，所以不当是“人尽可夫”。段氏一厢情愿地以义理推测史实，改石经之字，自以为后儒不察，殊不知自己犯了随臆测更改的毛病。
《春秋经杀弑二字辨别考》嘉庆十六年（1811）作。此条系作者用义理校勘《春秋》经文之例。春秋时“杀”“弑”二字通用，以下犯上曰“弑”，亦可曰“杀”，以上凌下曰“杀”，亦可曰“弑”。如《孟子》曰：“子弑其父者有之，父弑其子者有之。”又《公羊传》昭公十三年《经》云：“公子弃疾弑公子比。”“弑”并无伦理道德的涵义。现今所传《左传》传本看不出“杀”和“弑”的分布规律，段氏所见本子亦是如此。但段玉裁从《春秋》经诛乱臣贼子的微言大义出发，认为“弑”为《春秋》正名之辞，表以下犯上之罪，但《春秋》的传文时或以“杀”代替。段氏认为传文在自述其事时，可以用“杀”字，但在训释《春秋》的时候，要据《春秋》经文更正。因为坚持“杀”和“弑”义理上的区别，作者否定了二者可通假互借。弑，从杀省式声，之部；杀，从殳杀声，脂部。之、脂二部本发音部位相近，可以通假，而段氏必云“假借必其音同部，是故‘杀’与‘弑’音殊义殊。”“弑”不与“杀”同音假借，只与“试”同音通假，“《公羊传》假‘试’为‘弑’，断无有假‘杀’为‘弑’者也。凡三《经》三《传》之用‘杀’为‘弑’者皆为伪字。凡《经》《传》‘弑’既伪‘杀’，作音家从而为辞曰：音‘弑’，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误之法。”这是用统一的义理原则定下了三《传》的校勘原则，没有将文本依据考虑在内。
《君母杀君当书弑论》嘉庆十六年（1811）作。认为《春秋》经云：“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是鲁国为鲁哀姜讳，哀姜虽然没有亲手弑君，但仍与其弑，应仿“赵盾弑其君”例书“哀姜弑其君”，《左传》“绝为亲”之语为确。这已经超出文字校勘的范畴，已是经生的苛厉之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