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二、卷二十三为《春秋名字解诂》。《经义述闻》卷二十三末有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叙》。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嘉庆四年（1799）进士，一生居官，治学不缀，卒谥文简。幼承家学，精通文字声训，与乃父一样，“熟于汉学门径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春秋名字解诂》自叙云：“诂训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韵复多异音，蜚字体以为说。执今音以测古义，斯于古训多所未达，不明其要故也。”《春秋名字解诂》原名《周秦名字解诂》，单行本，嘉庆七年附《经义述闻》出，改名《春秋名字解诂》。据刘盼遂《王念孙父子年谱》，王引之二十四岁撰《春秋名字解诂》，时在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
春秋时人的名和字具有相反相成的关联，但由于语音的改变，至清代有很多名字都看不出其内在关联了。《春秋名字解诂》以语音串解春秋名字，往往所指疑难处涣然冰释。如，齐东郭牙字垂，王曰：“牙，读为圉。（注：牙，古读如吾，圉、吾声近而通）《尔雅》：圉，垂也。孙炎云：圉，国之四垂也。”楚沈都梁字子高，取《檀弓》郑注“南方都为猪”，都梁改读为潴梁，山名，故字子高。这都是在文字之外寻求声音相通之义。好改字，如改征为惩，以“荆舒是惩”释“征舒”之名取于时事。然惩改为征，有所依据。《诗·周颂》：荆舒是惩，《史记·建元以来诸侯年表》：荆舒是征。又改围为违，与《表记》“天不违龟”相从，而《春官》：龟人、天龟曰灵，所以释“宋公子围龟字子灵”。王氏好改字，但是不可否认，他的音声求义之法无往而不胜，与强直说经者异。《解诂》又用典籍出处释名字的由来，如以《诗经·小雅·何草不黄》释晋师旷字子野。《名字解诂》后附不可晓之名、《春秋》内外传注某为某，而今不可考之名及王肃《孔子家语》中与他书不同之名，存以阙疑。
45.王引之《经义述闻》之《春秋左传》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经义述闻》前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序、王引之嘉庆二年（1797）
自序，上卷七十条，中卷七十六条，下卷七十条，共二百一十六条。《经义述闻》自叙引其父说云：“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又述其父的治学门径曰：“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也。”引之评述其父的话语正是自己为学的写照。《经义述闻》脱离一字一句的章句训诂的传统体式，不以摘撮训释的形式出之，而是从全书考虑，拟相当多个语言点，于语言训释中带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原则，或从章句的上下文关联中寻求字句的确解。如引《左传》“宋卫实难”、“求而无之实难”、“人牲实难”中“实难”句式，辅以《国语》的用例，解“实”为“是”，“难”为“患”。其后引《尔雅》作证，再以所解串讲各句，以证其确。又如“辅车相依”之“辅”，服注和杜注皆以车解，但一云颔车，一云辅车、牙车，王氏引语词中用“车”之例，得出“凡系于车，皆取在下载上物”的通则，以消弥杜注和服注的纷争。此皆用科学的归纳法解释语词，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悟。阮元《经传释词序》谓“元读之，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而共证此快论也”，可见是古今同此感悟。
王氏读《左传》，可谓通读，不拘泥于一字一句，常从前后文语意中推测《左传》用字之误，如“长恶不悛，从自及也”之“从”，杜注：“从，随也。”王氏认为“随自及”，颇为不词，故疑“从”当为“徒”之误。从事理上讲，兵败，徒兵不返者固多，“不复徒”且与前列“不反命，不振旅”相对为文。王氏言之，亦在理。王念孙改自杜注以来的错误，这需要胆识和勇气，观王氏改字，不可谓少，所谓言多必有失，在轻易改字一点上，俗人没有王氏的才学，故不能轻易效仿。但有些改字可看作王氏颇有生机的个人读书心得，而不必强责之。如“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句，以“鸟兽”绝句，以“鸟兽之肉”之“之”作“其”，其“肉”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相对成文，将“鸟兽”作“不射”的主语。这形成一种特别的句式，和读书法有关，而不影响到《左传》意义的理解。校“赵衰为原大夫”章“晋侯”以下二十八字为错简，当在“卫人平莒于我”之前，认为此二十八字解释赵衰为原大夫之由，故应放在赵衰及他人做什么事的叙述之前。其实，这又是王氏按个人的行文的顺序与习惯来规范《左传》的行文，《左传》在叙事完成之后补叙赵衰在原的原因，也未尝不可，不可以错简视之。
值得一提的是，《经义述闻》多处校勘唐石经脱、讹之失。如辨唐石经僖公十二年（管仲）“受下卿之礼”前脱一“卒”字，杜注“卒受”二字，即本于正文，《白贴》五十九，《太平御览》人事部六十四引此，并作“卒受下卿之礼”，《史记·周本纪》同，唐以前版本皆不误，至唐石经始脱“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误。另外，僖公十二年“感忧以重我”，作者分析“重”字于此，文义不通，且杜注、《经典释文》均不释“重”音，所以认为“重”为“动”之误，至唐石经始误。《经义述闻》又多用古注纠正《说文》之失。“请与君之士戏”的“戏”，破《说文》解“戏”为“兵”、孔疏解为“麾”、林注解为“戏弄”之谬，从韦注作“角力”解，破千古之失。
46.李惇《左传通释》十二卷，存卷一至卷四、卷十一，共五卷鹤寿堂丛书本，清道光九年李培紫刻本
半页10行，行21字，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此书存《释国》、《世系》、《世族》、《杂人》、《补长算》等五卷，缺卷五至卷十二，无《邑地》、《山水关隘》、《天文灾异》、《卜筮》、《官制兵制》、《书数古音》、《附录》（凡例、典礼）等七卷，存佚情况与《续修四库全书》选录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道光九年李培紫刻本同。后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李惇重订序文，及道光九年（1829）五月四日《左传通释》开雕李培紫跋文，似与复旦馆藏一个版本。李惇（1734-1789），字成裕，又字孝臣，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五年（1880）进士，深于《诗》及《春秋》三传，友同郡王念孙、汪中、刘台拱、顾九苞、任大椿等人，晚好历算，得宣城梅文鼎书，尽通其术，后与嘉定钱塘齐名。著《群经识小》八卷，《左传通释》十二卷，缺七卷，其余著书多不可考。此书考释国之封地、开国之人，世族成员之简单事迹，杂人（无关紧要之人，包括妇人）仅提及出现年月。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杜预《春秋长历》的订补，指出：“杜氏原书若存，虽有不同，不应错谬若是之甚。”（李惇《补长算跋》）李惇对顾栋高《朔闰表》及《长历拾遗表》提出批评意见，又表明了自己拥护杜预《春秋长历的态度》：“明为补完杜氏之书，而复多不用其说，师心改订，不免两无所据。又深信赵东山所引《长历》，仍加辨正，不知《长历》惟载在《正义》者可信，此外本无足凭。今但依杜氏，将此百余条拟列其间，珠联璧合，故书复完，使后之学杜氏之学者有所考焉。”（同上）
47.姚鼐《左传补注》一卷惜抱轩全集本，同治五年（1866）省心阁版
每半页10行，行21字，左右双边，单鱼尾。前有姚鼐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四月序。姚氏认为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意有未尽，乃别记所见，总古今之说，择善用之，萃为一书。姚氏基于《左传》中“君子曰”之类与儒家正统观念似不相谐的话，认为非《左传》原本所有，《左传》成书之后，屡有附益，以至不知附益与原书孰多孰少。“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尤多。”此语多为后人所引，处分随意，致以为《左传》的作者是吴起，而否定了左丘明的著作权。姚氏此语实未否定丘明著《左传》，他指出宋儒“颇知其言之不尽信”而“讥及《左氏》”之过，为《左传》之谬回护，话中之意，即《左传》无过错，今本《左传》的过错由附益者所致。姚氏夸大了《左传》中后人附益的比重，仅因吴起曾仕魏，所以将《左传》中凡是谄谀魏氏的话都视为吴起附益，也是经学的思维，没有可靠的根据。
姚鼐不满时人溺于《左传》“文词”而忽其典章制度、贤人君子之言，旨在恢复《左传》经书的本质，而以“礼”贯串其中。姚氏分析《左传》中的人物称名，分析古史传说，无一不依于“礼”，又就帝系讲礼义，将《左传》礼仪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意在让人们关注《左传》具体生动的礼仪。《惜抱轩全集》中，《左传补注》之后分别是《公羊传补注》、《穀梁补注》、《公羊补注》、《国语补注》，无一不以古礼为关注重心。
48.梁履绳《左通补释》三十二卷清经解续编本
前有自序，云汉唐以前注疏唯杜注可求，汉唐以后唯张洽、赵汸于无字处讲书法，义理最为明皙，现行《左传》林注绝少会心。梁履绳（1748-1793），梁玉绳弟，字处素，号央庵，钱塘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精《左氏传》。《左通补释》搜辑古注，不言义理，以补杜注之失。作者就《左传》人名、氏族、地理、礼制等内容，通检相关资料，附于相关条例之下，并注以出处，所检书籍，有些颇为罕见，如宋程公让《春秋分记》。引三礼注疏、《太平御览》等补《左传》礼制，引杜预《春秋世族谱》、郑樵《通志·氏族略》、罗泌《路史》、陆德明《经典释文》、高士奇《春秋左传姓名同异考》、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等补人名之失，引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日讲春秋解义》、郦道元《水经注》、程公让《春秋分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补杜注地理之释，惟《左传》的训诂解释不多，偶引惠栋《左传补注》，亦为礼制之注疏。引书中有何焯《义门读书记》，为读书之评点，与全书的著述体例颇为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