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流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目前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研究共同经历了由社会历史批评到形式主义批评，又由形式主义批评到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批评的回归过程，好像文学研究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批评的起点上。其实，这是一种严重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西方的文化研究确实是在对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就文学论文学狭隘研究视阈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们把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宗教学、科学、政治学等知识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文化视角的引入确实拓展了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视野。但是，西方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批评的一种简单回归，它的理论方法实质是在注重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本细读考察的基础上来申说其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蕴涵，以此来进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和履行其现实的政治文化批判功能，它是通过对文本的语言细读和审美艺术形式的分析来透视其中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蕴涵。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决非简单地向传统形式主义或社会历史批评的回归。为了阐明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我们需要从米勒对文学理论研究转向的分析说起。关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米勒在《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一文中有一个堪称经典的分析。他说：
“自1979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③但是，由于知识状况的限制，许多人只注意到米勒上述言论前半部分所描述的现象：文学研究的中心发生了由“内”向“外”
的转移，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推动这一转移的原因是由于语言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米勒所说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对语言的关注已从“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探讨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米勒看来，是否注意到语言研究的这一变化可谓事关重大，因为一旦排除了文学理论研究涉足于社会与历史的领域是通过对语言阐释这个中间环节来实现的，文学研究对历史、社会和自我等等问题的关注，就会被误解成文学理论已退回到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中去了。显然，国内学术界这种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误解，显然是导源于对这种文化研究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它把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和变化，描述成一个因“语言转向”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过渡到“文化转向”的历史选择过程。这种把语言研究和对文学的文化阐释解释成彼此无关甚至相互对立的模糊认识，显然还是在传统文学理论赖以生成的知识语境中读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向。因为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坚守传统的知识结构就无法理解米勒再三强调的那种变化，即今天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关注文学和文学活动的社会意义、历史维度和文化内涵，并非源于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眷顾和重新认同，而是基于一种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认识，即“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
④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与历史、社会和自我的关系的关注，是建立在把语言和语言活动视为一种“症候”认识的基础上。症候意识的形成说明理论转向之后的文学研究不仅走出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知识背景，放弃了把文学语言的描述视为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或“反映”的观点；而且还走出了形式主义批评的狭隘封闭的圈子，不再把语言仅仅视为结构研究和形式研究的对象。今天的理论研究更倾向于把文学语言视为一种有待分析的“症候”，强调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语言症候的细读把握、分析与诊断，揭示其隐藏于文学文本中深层的社会、历史、政治等文化意识形态蕴涵。
面对国内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批评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面对国内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批评严重脱离文本的研究和批评现象，着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指出：
“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批评家只聚焦于文学事件或文化事件，而很少阅读和研究批评的对象：现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声称，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可见，这些批评家所关注的不是作品的自身的性质或价值，而是围绕在作品周围的事件。这种不读作品只是关注围绕作品周围的事件所发生的批评，其目的不过是商业炒作，把人们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性上引开。这种批评对于商业也许有意义，对于人们在无聊时候助谈兴也许有意义，但对于真正的文艺批评毫无意义。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建立在对文本仔细的语言审美细读的基础上。对作品的细读可以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悦耳悦目’，第二层是‘悦心悦情’，第三层是‘悦志悦神’。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进入到作品的全部三个层面。而这种不读文艺作品只关注文艺事件的批评，连作品的‘悦耳悦目’这个最表面的层面都没有触及，那么请问，这种批评能进入文艺作品的世界吗？
能理解作品所抒写的情志吗？能揭示作品所具有的美学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意义吗？不把作品当批评对象只是把事件当批评对象的批评在今天的流行，还是商业‘炒作’的小伎俩，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消解，一种亵渎。”
对此，童庆炳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构想。
⑥“文化诗学批评”的立意，是在坚持文艺审美特征的条件下，把形式批评中对作品的细读和文化批评中对作品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批评形态，这种批评形态才是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真意所在，这种批评一般是从作品的文体细读分析和研究入手。童庆炳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文体与文体创造》一书中指出：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就是说，文体有三层面，第一层面是作品的语言体式；第二层面是作品语言体式所折射出的作家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三层面则是作品语言体式中所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一个批评家完全可以从细读作品开始，深入作品的语言体式，进一步揭示作品语言体式所表达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评价，所显现的精神结构；最后则要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深入揭示作品所体现的时代文化精神等。这样我们就把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综合起来，形成对作品整体性的深入把握。这样一种批评方法既不同于那种感想式的、印象式的批评，又不同于刻板和机械式的单纯的社会学批评，而是把对文本内在语言细读分析、审美体验与外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考察结合了起来。同时，在当下文化批评语境下重提和强调文本细读也有一定国外的文化学术背景。着名的西方文论研究专家申丹教授指出：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政治文化批评的激进氛围有所缓解，不少学者又开始重新关注文学作品本身，因此，‘细读’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义’的面貌逐渐复兴。
‘新形式主义’之新就在于它摆脱了传统的旧形式主义将文本与社会语境相隔离细读的局限性。”
⑦也就是说，当下文化研究和批评语境中的文本细读已不同于英美新批评封闭式的语言细读，也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历史批评，而是一种把文本内在的细读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考释结合起来的一种细读。
三、新批评正反经验的启示和现阶段建立中国式文本细读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新构想
其实，这种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轻视对作品微观细读分析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也是一种愚昧。在中国，文本细读鉴赏批评也有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代没有纯理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往往是通过对具体文本的感性阐释与鉴赏评品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主张，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融鉴赏与批评为一体的批评模式。从六朝文士的言象意诗文品评到严羽和朱熹“熟读、熟参”的文本鉴赏观，再到金圣叹以文本为中心对“六才子书”的细读评点，从钱钟书对古诗文修辞性的细读阐发再到朱自清先生的现代“解诗学”，再到宗白华的即兴感悟式的美学散步和李健吾式的印象主义批评等等，他们都十分重视把作品的感性体验和微观的语言细读分析结合起来。到了当代，尽管我们的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相继受到了“左倾”思潮和“宏大文化阐释”的干扰，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文本细读”的优秀范本。如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⑧，孙绍振的《名作细读》⑨，王先霈的《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⑩等。此外，还有王富仁对鲁迅一系列作品的细读，陈思和和栾梅建还写过两篇文本细读批评的理论文章辊讹。这些专着和文章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的文本细读的原则、意义和方法都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宏观的细读理论、方法和原则等方面却没有提出整体和建设性的新构想。
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现在上述研究和批评者提供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设想，不妥之处请专家批评。在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语境中我们提倡一种整体的文本细读原则，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把对文本的内部细读分析与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外部考察结合起来，这就是童庆炳先生近年来所倡导的“文化诗学”的文学研究和文本解读视角，用这一方法既可以对经典文本进行分析，也可以用来解读大众文化文本。二是应该坚持鲁迅先生所提出的“不但要知其人论其世，还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讹整体的文学批评观念，采用一种互文性的细读阐释策略，将具体细读的文本与作者创作的其他文本互相比照起来进行整体性的解读，这样就可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狭隘细读的局限，从整体上把握作品。三是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采用分类“细读”的原则。四是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当然应该坚持从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出发，坚持从作品的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的文本分析路径，这不仅是文本细读的立足点，也是文本细读的基本要求。
这样一种分析既能避免庸俗的社会学分析，又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看成一个完整体来阐释和解读。五是体验式的细读。从中外文学批评发展史看，文学研究和批评不外有两种模式：分析的和体验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是有意义的，这就为文学研究中的语言细读和理性分析提供了可能；同时，文学又是表现情感的艺术，这就为文学研究中让读者敞开怀抱感受和体验文本的情感寻到了充足的理由。所以，文学研究和批评相应也应该有两种最基本的模式：语言意义的细读分析与情感韵味的感受与体验。但由于中西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就造成了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中选取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理性分析是西方的方法，中国则有悠久的感悟和体验传统。我们不赞成新批评把文本细读看做是与作家主体、社会客体和读者无关的纯技术性的操作，也反对只注重读者情感体验的主观印象阅读。而是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称之为建立在对文本鲜活感受和体验基础上的一种语言意义细读。这种细读集中国古代整体感悟体验、主观印象与西方长于逻辑思辨、理性分析于一身，把这种对文本的鲜活体验与语言精细微妙的理性分析结合起来，既避免感悟印象批评的主观与空疏，也扬弃了纯客观语言分析的机械与乏味，是一种颇具中国文化和审美特点的“中国式体验细读”的研究和批评范式。我们期待着这种研究和批评范式的早日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