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大多根据当时当地的档案、访册、谱牒、传志、碑碣、金石、笔记、信札之类原始材料编纂，因此，保存了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的真实史料。关于地理方面：载有山川、古迹、疆域、面积、沿革、建置等材料；历史方面：刻有职官、兵备、大事记、档案材料、金石、碑志等等；社会经济方面：包括有关赋役、关税、户口、物产、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风俗、方言，农民战争等等材料。它的史料价值之高，胜过官修的正史。在地方志中，有一般正史或其他图籍中找不到的材料和许多真实记录。
图书馆发展史
在我国，关于图书的起源，《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可见在周代以前早巳订了藏书之举了，不过没有载于典籍罢了。到了周代就有了“史”这一官吏，来掌管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史记》说，老子曾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老子做柱下史，博览古今典籍。可见老子担任过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是确凿无疑的了。孔子周游列国，得读120国的宝书。当时图书馆之多，藏书之丰富，于此可见。
进入封建时代，中国的图书馆有了一个大发展。但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古代的图书遭受了一次大摧残。到了汉代，惠帝取消了禁书的法令。武帝时，下令征求遗书，并设立了国家图书馆，设置专门抄写书籍的人员，并定出标准本。后来历代封建王朝都继承了这个办法。汉朝的兰台、石室、麒麟阁都是藏书的地方。公元前26年，汉成帝派陈农到全国各地征求书籍，并令学者刘向等人分别加以整理。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编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是世界忙最早的图书目录之一。
发明造纸之后，抄写书籍的人多了起来。到了七、八世纪，便出现了专门买卖书籍的书店。南朝梁武帝时，仅文德殿藏书就有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又据史书记载，西晋大臣文学家张华有书三十车；南朝梁代文学家任昉藏书万余卷。
一隋文帝时，秘书监(即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牛弘派人到民间搜求异书，每卷赏绢一匹，抄写完毕，原书归主。如此抄录书籍，共三万余卷。唐玄宗特设修书院，专掌抄校书籍，用女子做管理员，在长安抄写了五万一千多卷书，藏在乾元殿。安史之乱，亡散殆尽。唐文宗时，又重行抄写了一次。此外，南北朝以后各代朝廷还曾大量收藏佛经，可惜后来也大都毁于兵燹。
寒太宗建立崇文院，是专门藏书的地方。后来另设书库，叫做秘阁。元朝先设宏文院，后立艺林库，专为收藏书籍之用。
明代的文渊阁也是一个大图书馆。永乐十九年，明成祖定都北京，令将文渊阁藏书各取一部送到北京，共一百柜。这就是我国最大的类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刻书事业也发展起来。私人藏书也比以前多了。明代从事刻书的有名人物之一毛晋，私人藏书多达八万四千余册，藏在汲古阁，大部分是宋元刻本。据说，四方到这里看书的，“轴轳衔接，二十余里”。明代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是现存的最老的私人图书馆，建于嘉靖末年，在宁波月湖之西。原有藏书七万多卷。清乾隆以后，屡经盗窃，散失甚多。至解放后，尚存一万三千多卷。现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名的巨大丛书《四库全书》，是按清乾隆的意旨编纂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收着作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另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卷。最初只写四部，分别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热河的文津阁。后又添写三部，分藏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
江浙的三阁可供人阅览，派有专员管理并设立收发档案。
在我国，开始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大约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在正式公文上出现“图书馆”这一名词是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折子上。
我国现在最大的图书馆——北柬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于清朝末年(1910年)开始筹建，于1912年正式开放。
晚报掌故
我国第一张晚报是上海《沪报》试办的《夜报》，它是1882年(清光绪八年)创刊的，距今已有九十多年了。
《沪报》是当时《字林西报》所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由外商投资，中国人主编。
《夜报》现在因年代久远，已不可复见。但据《中国报学史》记载，蔡尔康回忆当时报纸编排情况说：报纸首先是论说，其次是皇帝的“圣旨”，各省各地的新闻，再次才是本埠新闻和副刊，新闻一般都没有题目，重要的才冠以标题，零碎的消息是按省市集中起来写一个别有风味的标题，如北京方面的，就总标为《禁苑秋声》，广州的就标上《羊城夕照》，武汉的就题为《鹤楼留韵》等。报纸的消息来源，由于当时尚无通讯社的组织，大部依靠译载外国报纸的电讯。本埠消息则由一种以送“消息”为职业的“访员”供给的。这张报纸面世后不久就停刊了。
1909年，上海的《商情日报》也一度出过一张《晚报》，这个《晚报》寿命更短，不到一个月就停刊了。一直到1920年5月，上海出了由沈卓吾创办的《中国晚报》，这是我国第一份单独经营的晚报。这份报纸办了四、五年，最后也由于亏本过多而停刊。
1926年前后，地方军阀齐燮元和卢永祥等为了争夺地盘。
在上海近郊的沪宁、沪杭沿线混战，人民受到战祸影响，纷纷向上海逃避，都渴望战争早日停止，对战争的演变深切关心，这时。晚报由于具有能报道当日战争消息的特点，因此受到一般城市居民的欢迎，从战争发生到1929年为止，上海就出了《东南晚报》、《江南晚报》、《申江晚报》、《上海晚报》
等四种报纸，出现了晚报的繁荣局面。
晚报真正发挥它的战斗作用，还是在抗日战争前后。当时的上海出现了敌伪报纸和主张抗日报纸同时并存的局面。晚报如《华美》、《大晚》等是主张抗日的，颇受到读者的重视。
图章的变化发展
古人的印章，有官、私的分别，凡官家的印章一直叫作印；私人的印章叫作章，后世叫作图书。因为个人所有的图画书籍都盖上自己的印章以资识别，故又叫作“图书印”，天长日久，在习惯上就把“印”字略去，只叫“图书”。后来又把“图书”、“印章”混合起来，就简称“图章”了。
近时发掘战国古墓，常发现有一种圆的“肖形”
印，这可以认定是战国时代的遗物。但是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周、秦之间流传的许多印玺，其文字锲刻都很精工，已经到了成熟阶段，就可以推断，在这以前一定已有一个创始的时期。根据商、周鼎彝铸造的宏伟、图画文字的精深典奥和殷墟甲骨锲刻的工致谨严，不难推想出当时的人们已知道铸刻玺印了。所以图章的起源是很早的，约始于三代。
“周礼地官掌节”、“货贿用玺节”(玺节者，即今之印章)。这是玺字最早见于经书的地方。秦以前，统治者和人民使用的印章全可以称玺；汉以后，只有皇帝的印称玺，别人不敢用了。又相传秦始皇赢政忌讳玺的声音与死相近，就改称作宝，或称印、称章。现在流传最多的古玺印属秦、汉两代，篆刻最有名的要算秦“受命玺"。这相传是李斯写文，孙寿刻的。
图章的体制方面有官印、私印的分别。官印形式较大，多系自文(即阴文)；私印形式较小，多系朱文(即阳文)。六朝以后，官印也渐用朱文。而唐代的官印，更篆作曲屈褶叠的体势，叫作“上方大篆”，即所谓“九叠文”。这是官印的变化和发展。私印在用途上的发展就更多了。由“名号章”、“别字”、“斋馆”、“图书赏鉴”、“花押”，而流衍至于“词句”、“闲章”，无所不有，真是洋洋大观。而治印的派别、风格，不但摩秦仿汉，接受优秀的传统，且自元、明、清直到现在，出现了赵孟兆页、哥丘衍、王冕、文彭、何震、程邃、巴慰祖、邓石如、丁敬、蒋仁、黄易、赵之谦、吴昌硕、齐璜等独创风格的名家。
近数百年间，篆刻艺术能够发扬光大，不能不归功于元末明初的王冕。他始创用青田石、花乳石治印，以代替从前用银、铜、牙、角、晶、玉等宝贵印材进行雕刻，为篆刻家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百戏·散乐·杂技
我国的杂技(马戏)艺术，已具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据史料记载，远在秦汉时代，杂技就在我国流传，它产生的时间最迟不会晚于春秋时期。
杂技，在汉代称为“百戏”；隋唐叫“散乐”。而“杂技”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唐太宗时所编撰的《晋书》。
《汉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刘彻在元丰三年春，曾举行过盛大的宴会，用丰富多彩的百戏表演，招待外来客人。
百戏中有走索、倒立、扛鼎、缘竿、戴竿、跳丸、跳剑、武术、剑术，也有幻术、马术、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汉代的“百戏”，为后来的杂技艺术奠定了基础。
两晋和南北朝时，幻术、马戏和猴戏开始盛行，跳刀、掷刀、戴竿等杂技节目也有所发展。
到了隋朝，隋炀帝曾集中很多乐工，成立了一个名为“太常寺”的机构，并招收了许多学生，传授技艺。
唐朝把隋的乐舞百戏全部继承下来了。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杂技马戏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节目花样也更加丰富。不少着名诗人的着作和《明皇杂录》、《杜阳杂篇》、《唐语林》、《朝野佥载》等文字史料记载中，以及闻名于世的敦煌壁画中，对于唐代的杂技与马戏的表演，均有生动精彩的描绘。
宋代继承了唐的乐舞，有所发展，也有新的创造，有武术、索上担水、过刀门、过圈子、踢瓶、弄碗、踢缸、耍熊等四十多个节目。表演场地是用栏杆围起来，称之为“戏棚”或“勾栏”。
元明两朝，杂技艺术也有发展。元朝时，北京地区流行一种叫做“倒喇”的杂技表演。明朝比较流行的节目有爬竿、跟斗、倒喇、筒子、马弹解数等。
清朝时，随着庙会的盛行，杂技表演的内容更加丰富，有蹬技、坛技、飞叉、杠子、爬竽、巾幡、舞狮，猴戏、戏法、走索、驯兽、马术等。民间艺人的表演，不仅形象优美，难度较高，技巧熟练；而且注意了服装和道具的设计。到了清朝末叶，有些表演形式发展为“十样杂耍”，并在光绪年间出现了“杂耍馆”，开始在舞台上表演杂技。这在《清稗类抄》、《明斋小识》、《增补都门记略》和《娥幻汇编》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马戏的历史
马戏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礼》一书中就有记载。其中提出了驾驶马车配合音乐节奏行进时要注意的事项。到了汉代，桓宽着的《盐铁论》中，便正式有了“马戏”这个名称。
汉代文学家张衡的《西京赋》里，提到了“百马同辔，骋足并驰”的马戏表演场面。在山东省沂南出土的汉墓石刻《百戏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位女艺人在两匹飞奔的马上，做“大站”、“倒立”动作，手里还挥舞着大刀、钩连枪等兵器，下面一匹装扮成龙的马驮着一个图卷，顶端有个小演员正在舞弄长竿。这说明我国的马戏艺术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技巧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马戏的技巧更加复杂了。当时北方流行一种称为“猿骑”的节目，演员化装成猿猴在马上表演种种技巧。唐代的马戏技巧则更加丰富多彩。它们会口衔酒杯起舞，能作跳高台、穿刀剑等惊险表演。此外，还有专门为马戏伴奏的乐曲《倾杯乐曲》等。又据《旧唐书》记载，唐明皇每年过生日时，常常表演马戏，花样百出。在历史画卷《便桥会盟图》
中，可以看到，演员不仅在马上奏乐，而且倒立在马上，脚上蹬竿，竿上又有一人倒立。这样的表演技巧在今天看来也属高难动作。
宋代的马戏发展到成套节目的表演，除“大站”、“倒立”之外，还有“攀鞍上马”，“跳马”、“跨蹬”、“飞伽缚马”、“蹬里藏身”以及马上耍大刀、举重等。有个叫“巧射”的节目，更为精彩。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叙，骑士把一个彩绳拴连着红绣球抛在地上让马拖着跑，许多骑马的射手，追赶滚动的球体射击，十分热闹。又有一种是骑在奔跑的马上，用“弓驽”射插在地上的柳枝，技巧更加精密准确。
元代以后，北方骑术在全国广泛传播，促进了马戏技艺的提高，表演的规模也更大了。如明代彭时的笔记所载：“驰骑呈艺于马上……腾掷、矫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
以后，马戏也更普遍，并且出现了民间马戏艺人的跑马卖艺。
从庾词到灯谜
灯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那时群雄崛起，列国纷争。一些游说之士为了说劝君王，往往不把本意说出而借用别的语言来暗示，使之得到启发。这种隐语就是灯谜的前身，在当时叫作“庾词”。秦汉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应用范围亦日益扩大。直到宋代，才正式有了灯谜这个词。《武林旧事》上说：“有以绢灯翦写诗词，时寓讥笑，乃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就是指灯谜而言。此外，在《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书中也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是一位善于作谜和猜谜的能手。有一次，一位朋友请他为名园题字，他随手写了“虫二”两字，众人皆不解其意，后终于被人猜中，原来是“风月无边”的意思。由于谜语创作设想曲折，寓意广泛，一时不易被人猜中，好像跟射虎一样那么难，故而灯谜又有“灯虎”的别称，猜灯谜也叫“射灯虎”。明清两代，猜灯谜活动颇为流行。《红楼梦》里就生动描写过贾宝玉和姐妹们打灯谜的热闹场面。《镜花缘》“姊妹陶情”和“畅游智佳国”两回，几乎是专为猜谜而作。我国历代有不少名人和学者对谜语有浓厚兴趣，曾编写了许多谜语选集，如《文戏》、《俞曲园灯谜大观》、《春灯谜》、《灯谜品括》、《拙园灯谜草》等不下几十部。民国时，有个姓李的文人所写的《谜海》一书，收集了两万多条谜语。灯谜源远流长，所以名目繁多，形式多样。按类别论，可分物谜和字谜两大类。就体式讲，大约有扣字、离合、会意、象形、谐意、别解、外意、假借等八种谜体。至于法格，则有卷帘、秋千、系铃、解铃、求凤、齐飞、脱帽、脱靴、加冠、纳履、粉底、遥对、折腰等二十多种，其中有些格式至今仍被沿用。
灯谜是我国独有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一种文艺形式，内容丰富，变化多端，生动活泼，饶有风趣。猜谜活动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活动，它既可以启发人们的智慧，锻炼机敏的分析思维能力，增长各方面的知识，又可以活跃文娱生活，因此一直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元宵节话灯采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南宋着名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一词中，描写正月十五夜繁华熙攘的赏灯景象。
我国习称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名“灯节”。元宵赏灯的习俗由来已久。有书可查的，可以上溯到二千年以前的汉朝。据记载，汉代都城长安，平日“有执金吾(注：一种武士的职称)晓暝传呼”，只有正月十五才“弛禁前后各一日”。可见当时元宵夜已经很热闹了。唐宋以后，元宵行灯的风俗越发盛行。宋代汴京的灯会是有名的。有记载说：“灯山上采，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南宋都城临安的灯景更是繁盛，有“南自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火不绝”
的记载。从历代所描写的灯市风俗之盛，灯采制作之精，既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来点缀升平，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灯采艺人出色的智慧和才能。灯采历来品种繁多，有宫灯、壁灯、走马灯、台灯、棚灯、动物灯等等。
“立体的画、无声的诗”的盆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