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祸常常是并行不悖的，福尽则祸就会至，祸退而福就能来，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们就真就应该采取“愚”、“让”、“怯”、“谦”类似这样的态度来避祸趋福。这也就是说，“吃亏是福”其实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特殊的处世哲学，或者说“吃亏是福”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吃亏”一般说的是指物质上的损失，如果一个人能用外在的吃亏换来自己内心的平和与宁静，这无疑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了。有一位哲人曾写下过一段令人叫绝的话，的确可以说是对“吃亏是福”的最好诠释：
人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系统，当你的付出超过了你的回报时，你一定会取得某种心理优势，反之，当你的获得超过了你付出的劳动，甚至不劳而获时，便会陷入某种心理上的劣势。很多人拾金不昧，决不是因为跟钱有仇，而是因为不愿意被一时的贪欲搞坏了长久的心情。
一言以蔽之：人没有无缘无故的得到，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去。有时候，你是用物质上的不合算换取精神上的超额快乐。也有时候，看似你占了金钱的便宜，却同时在不知不觉中透支了精神的快乐。所以先哲强调：吃亏是福，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以低调的姿态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圣人”。我们也许很难有圣人的境界与心胸，但是在平常生活中，我们如果真的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就应该在平凡的生活中，多一点豁达，少一些计较，这样的话，我们就算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但我们是一群真正快乐的普通人。
德治天下得天下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
桀和纣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支持；他们失去百姓的支持，是由于失去了民心。获得天下是有方法的：获得了百姓的支持，也就获得天下了；获得百姓的支持有方法：获得了民心，便获得百姓的支持了；获得民心也有方法：他们所希望的能替他们聚积起来，他们所厌恶的不要加在他们头上，如此罢了。
俗话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要是让亡国之君说，一般都比较明白。可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他们为什么还要违背人心呢？南怀瑾先生认为，对于这些，《大学》里讲得比较透彻，那就是这些君王都是不修品德、过于重财重利的人。说到底，他们就是没有真正做到像孔孟说的那样以德治天下。
其实，光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还不够，还必须以这种道理做事才行。怎样才能够得民心呢？很简单，就是要以德治天下。以德治天下，也是一个人成功的保障。三国时期的刘备不善于谋略和作战，但是他具有优良的德行，能够以此感召部下为他卖命。他虽然缺乏才干，却具备足够的德行，而他自己常常自谦无德，这正是他有胜于常人的地方，所以才能白手起家而三分天下得其一。
德也可以包括知人善用。孙权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他教育部下的独到方法。他指出：“贵其所长，忘其所短。”也就是说，在任用部下的时候，必须忽略他的缺点，而是针对他的优点和长处分配事情，使他们都有充分发挥的余地。
孙权这里所说的“忘”，不是普通意义上说的忘记，而是说明知道一个人的短处，却不去苛责他。因为任何人都喜欢被别人称赞，而讨厌别人吹毛求疵。当他听到别人称赞自己的长处时，就会产生积极向上的动力，而听到别人挑自己的毛病，他就会萎靡不振，从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所以，身为领导者，就应该学习孙权那种不吝赞美人长处的方式，多发现和发挥部下的长处，而且不要用人之短，能做到这点其实是需要胸襟和抱负的。
不过，道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德的前提就是尽量帮助别人，做有利于自己和他人的事，而不是损人利己。这看起来像是没有心机可言，实际上却是做人最长久的“心机”。这种没有“心机”，直接演化出来的就是诚实。
一个人如果不够诚实的话，往往在政治上成为两面派，成为那种图利弃友的小人。所以，这样的人是没有真正朋友的，天长日久，当周围的人看清楚其本质后，都会不屑于和他交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交友不交心，一切就都不会长久。而那些诚实的人才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人。一个人诚实属于个人修养，能够把诚实的人拥为己用，这样的人更能以德治天下了。在这一点上孙权做得很好。
东汉末年，孙策任用吕范主管东吴的财政大权。孙权当时年纪还小，总是偷偷跑去向吕范要钱，而吕范也一定要去请求孙策，自己从不擅自答应孙权。为这事孙权一直对吕范很有意见。后来孙权任阳羡县令，建立了自己的小金库以备私用。每当孙策来查账的时候，功曹周谷总是帮孙权涂改账目，造假单据，孙权于是就很感激周谷。
到后来，孙权接替孙策统管东吴大业，因为吕范的忠诚而特别受到了孙权的信任，而周谷却因为善于欺骗和更改账目的缘故，始终也没有得到孙权的重用。
孙权能够这样去做，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举动。他在关键时候能分得清好坏，这大概也是群雄逐鹿之间，孙权能够分一杯羹的原因之一吧。
春秋时期郑国有个人叫子产，孔子曾经夸赞过他。孔子也不是随便夸人的，为什么会夸他呢？这事情跟一个叫然明的人有关。
当时郑国大夫然明问子产说：“我想把乡校取缔了，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子产说：“为什么要取缔呢？人们清闲的时候可以来，议论我们到底做得好不好。他们如果喜欢，我们就应该继续推行，他们如果讨厌，我们就应该立刻改正。这不是挺好吗？为什么你要取缔它呢？我只听说过我们应该尽力多做好事来减少人民的怨恨，还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的。大河的水是宜疏不宜堵啊。堵上了会很容易决堤的，伤害反而更多。我们倒不如开一个小口去导流，把人们有用的建议当做治病的良药。”
然明非常佩服他的见解，就对他说：“我从现在起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看来我确实没有才能，真的很佩服你啊。”
这就是子产，允许老百姓们说话，而不是想到以武力去制止，这难道不是我们所说的德治吗？因此孔子曾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是为赞扬。
南怀瑾先生说得对，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绝大多数都是不修道德，而且是过于看重财利的人。他们特别喜欢敛财，所以，群众拿到手的钱就很少，群众拿的钱少了，民不聊生，国家自然就会出现动乱而后导致灭亡。比如崇祯皇帝自己留有大量的银子，在关键时刻却不愿意拿出来给那些最需要用钱的军队。后来军队暴乱，他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派人去镇压杀戮，这哪里还说得上什么德行啊！最后明朝江山还是被闯王夺去了，给自己准备的银子，也就成了闯王的战利品。商朝的纣王更是可恨，他觉得财富应该一直跟着自己才踏实，于是，把所有的值钱家伙都坐在屁股底下，然后连自己一起付之一炬了。
日常生活中，我们虽然不用“德天下”，但是这份修养的工夫却应该做的。我们现在无法预料到将来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可能今天是一个小职员，通过努力也许以后就有可能成为领导。领导者管理下属跟治国安邦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也需要“以德服人”，而我们只有修养达到那种“德”的水准了，德治才会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之间体现出来。
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对于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它会成为一个团队持久而强大的精神支柱，其实核心内容都是修养的工夫。所以，我们还是让自己多修炼修炼自己的心灵吧。
不要刻意追求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这句话就是说，孔子杜绝了四种弊病：没有主观猜疑，没有定要实现的期望，没有固执己见的举动，没有自私之心。
在这里，没有一定要实现的期望这一点，也就是“毋必”，后人是极为推崇的。说得再直白一点儿，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刻意地追求一些东西，很多时候，无意之间或许会收获更多。
人们经常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以此比喻急需的东西费了很大的力气找不到，最后却在无意中得到了。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的，于是就有了古人的感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南怀瑾先生在解释“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时，说所谓的“毋必”，意思就是说并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达到怎样的结果，天下事没有一件是“必然”的，常是我们自己越是希望要做到怎样，而事实往往越是不如意。我们的生活，还有身边的世界总是在变化着，有很多事情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有时候也可能有让我们超乎想象的收获。
近代大学问家梁启超，据说写文章速度奇快，常常是倚马千言，立笔挥就，而且文章写得极好，可以说是字字珠玑，篇篇锦绣。他是蒋百里的老师，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却是亦师亦友的。
他们曾一起出游欧洲。回国后，蒋百里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于是兴笔挥洒，不久就写成一本名为《欧洲复兴时代史》的书稿。蒋百里想请老师帮他写个序言，梁启超欣然允诺。梁启超在回家后正要下笔时，忽然想到，如果只是草草写个序言，是不足以把这书的好处说完，不如把自己写的历史拿来作为旁证，于是他就下笔开言了。
结果他发现自己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多。
当他把“序言”写完拿给蒋百里过目的时候，蒋百里看到这“序言”也写得太长了，只好又给退回去。梁启超只好自己提了一个书名然后出版了，这本书就是着名的《清代学术概论》。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反过来让蒋百里为他的新书作序。蒋百里也觉得这事很是有趣，于是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方震（蒋百里的字）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乃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梁启超将《清学概论》扩展为大长篇，改名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故事中足见梁启超的才气可谓是纵横古今，气象宏伟。而他能写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实本来是偶然作序引起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又是无心而兴趣大作，这就是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生活中，我们也常能看到无心之举换来有形回报这样的事，实际上就是你不去关注那事情本身了，反而你的心灵更加清静，你的状态也能发挥到了更好，所以，就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了。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当你关注得少了时，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收获。正如南怀瑾先生在解释老子时说的那样，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其原因是“不自生”，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以其无私成其私”。人们对这个道理的应用在我们的历史上随处可见，比如“身先士卒”、“公而忘私”等，实际就是名利双收的最佳法则。
北宋的范仲淹曾挥毫撰写了被人们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两句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意思是说人的情感不轻易随景而迁，升官发财的时候，人不要得意忘形；一旦遭厄受穷的时候，也不致于愁眉不展。一个人身居高职，能为民解忧；而一旦流离江湖，依旧能心系万民。做到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回答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准则。
范仲淹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他为官数十年，在朝廷常常犯颜直谏，因此而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次政治改革，触及了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使改革最终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进而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以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的前奏。
范仲淹做地方官时，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命令大力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方面，他治家严谨，生活俭朴，平时居家从来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也都是只求温饱。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他都没建造过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却常将自己的钱财周济别人，待人也是十分敦厚。当时许多贤士都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慢慢成长起来的。就连那些居住在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他离任时，百姓常常会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死后，朝野上下一遍哀痛，甚至于甘、凉等地各少数民族，也都成百成千的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呆过的地方，老百姓们纷纷为他建祠画像，而且常常是数百族人来到祠堂，痛哭哀悼。
许多大公无私的人从表面上看起来因为无私而失去了许多东西，其实，我们应该能看到的是，他们为此得到的却更为丰裕。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当你刻意去追逐某种东西的时候，它就像蝴蝶一样振翅飞远；而当你是为了社会、为了他人而专心致力于一项事情的时候，意外的收获已经悄悄来到你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