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的时候，羊祜曾被荐举为上计吏，州官四次征辟他为从事、秀才，王府也请他去做官，他都婉言谢绝了。有人把他比作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一一谦恭好学的颜回。
在曹爽专权的时候，曾经任用他和王沈一起做官。王沈兴高采烈地劝他一起去应命就职，而羊祜却淡淡地回答说：“委身侍奉别人，谈何容易！”后来曹爽被诛，王沈因为是他的属官而被免职。王沈于是对羊祜说：“我应该常常记住你以前说的话。”羊枯听了，却并不夸耀自己有先见之明，说：“这不是预先就能想到的。”
晋武帝司马炎称帝以后，因为羊祜有辅助之功，就任命他为中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封为郡公，食邑3000户，但是他一直坚持辞让。于是朝廷由原爵晋升为侯，其间设置郎中令，备设九官之职。他对于当时的王佑、贾充、裴秀等前朝有名望的大臣都十分谦让，不敢让自己属其上。
后来，因为羊祜都督荆州军事等功劳，被加官到车骑将军，地位与当时的三公相同，但他上表坚决推辞。他说：“我入仕才十几年，就占据这么显要的位置，我日日夜夜为自己的高位而感到战战兢兢，常把荣华当作是一种忧患。我身为外戚，事事都碰到好运气，我应该警诫受到过分的宠爱。现在，陛下屡屡降下诏书，给我太多的荣耀，这使我怎么能承受，又怎么能心安呢？现在有很多的才德之士，如光禄大夫李熹高风亮节，鲁艺洁身寡欲，李胤清廉朴素，他们都没有获得高位，而我无能无德，地位却超过他们，这怎么能平息天下人的怨愤呢？因此我乞望皇上收回成命吧。”但是皇帝没有同意他的意见。
晋武帝咸宁三年，皇帝又封羊祜为南城侯，羊祜还是坚辞不受。羊祜每次晋升，他都是常常辞让，而且态度十分恳切，因此他名声远播，可以说，在当时不论朝野，很多人都对他推崇备至，以至于人们都认为他应居宰相的高位。晋武帝当时正想兼并东吴，要倚仗羊祜承担平定江南的大任，所以此事被搁置了下来。
羊祜历职二朝，并掌握机要大权，但他本人对于权势却从来不去钻营。他筹划的良计妙策，在事情过了以后他都把它们焚毁，所以现在世人都不知道当时他是如何为国出力的。他曾经推荐过很多的人，但他从来不张扬，而那些被推荐者也不知道是羊祜荐举他们的。有人认为羊祜过于缜密了，他却说：“这是什么话啊？古人的训诫说：入朝与君王促膝谈心，出朝则佯称不知一一这我恐怕做不到啊。我不能举贤任能，有愧于知人之难啊。况且在朝廷签署任命，官员到私门拜谢，这是我所不取的啊。”
羊祜平时清廉俭朴，衣被都用素布，得到的俸禄也全拿出去周济了族人，或者是赏赐给军士。所以，他一直是家无余财。他临终时留下遗言，不让把南城侯印放进他的棺柩。他的外甥齐王司马攸上表陈述羊祜的妻子不愿按侯爵级别殓葬羊祜的想法时，晋武帝便下诏说：“羊祜一向谦让，志不可夺。身虽死，谦让的美德却仍然存在，遗操更是感人。这就是古代的伯夷、叔齐之所以被称为贤人、季子之所以保全名节的原因啊。现在我允许恢复原来的封爵，用以表彰他的高尚美德。”
羊祜的一生是成功的，上至一国之君，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他表示敬佩。羊祜的参佐们也都赞扬他德高而卑谦，位尊而谦恭。
“致恭”，也就是说要以恭敬谦和的态度去做人与处事，它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美德。一个人能够以恭敬谦卑的心态做人，自然能妥善地对待世间的人和事，这样一来，既尊重自己，又能迎得别人的尊敬。
宋朝有一个叫韩琦的人，曾经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北宋时长期担任宰相的职位。韩琦在定武统帅部队的时候，一夜，他伏案办公时，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由于那个侍卫一不小心走神了，蜡烛烧到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又低头写字。
过了一会儿，他一回头，发现拿蜡烛的侍卫已换了别人了，韩琦怕主管侍卫的长官鞭打那个侍卫，就赶快把他们召了进来，并当着他们的面说：“不要替换他了吧，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拿蜡烛了。”
军中将士知道这件事以后，无不感动和佩服。按常理来说，侍卫拿蜡烛照明时不专注，把自己统帅的头发都给烧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职，韩琦就算是责备也是应该的，可他不但忍着疼没有吱声，还怕那个侍卫受到鞭打和责罚，极力替他开脱。他这种容忍比批评和责罚更能让士兵改正缺点，进而更加尽职尽责。韩琦统帅的是一个大部队，这样的事情虽然小，可是它的影响却很大，一时间，上上下下无一人不知晓。试想这样的统帅，还有谁不愿意为他去卖命呢？
韩琦在镇守大名府的时候，有人献给他两只出土的玉杯。这两只玉杯表里毫无瑕疵，堪称是稀世珍宝。韩琦非常珍爱这两只杯子，他送给献宝的人许多银子。每次在大宴宾客时，他总要专设一桌并铺上锦缎，把那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使用。
有一次在劝酒的时候，那两只杯子被一个官员不小心碰到了地上摔个粉碎。在座的其他官员都惊呆了，碰坏玉杯的那个官员也吓傻了，他趴在地上请求治罪。可韩琦却笑着对宾客们说：“大凡宝物，或是成或是毁，都会有一定的时数，该有时它被献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它。”
说完，他又转过脸对趴在地上的官员说：“你偶然间失手，并不是故意的，你有什么罪呢？快起来吧。”这一番话说得自然是十分精彩。事实上，玉杯已经打碎了，再怎样也不可能复原，而责骂、痛打一顿肇事者，只能是徒然增多了一个仇人，也会让众位宾客十分尴尬，好端端的一场聚会便会不欢而散，这样一来，就会大大有损自己的形象。所以韩琦这话一出口，立刻就博得了众人的赞叹，而肇事者对他更是感激涕零，恐怕给他做牛做马也是心甘情愿了。
元代的吴亮在谈到韩琦时说：“韩琦器量过人，而且生性淳朴厚道，从来不计较疙疙瘩瘩一类的小事。他的功劳恐怕是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但从不见他沾沾自喜。经常在官场的不测之祸中周旋，也不见他忧心忡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一生不弄虚作假。在处世上，被重用时就立于朝廷与士大夫们公平议事，不被重用时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切都出自真诚。”
韩琦一生处于危险境地，而又一直立于不败之地。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天下没有完全尽如人意的事情，一定要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不这样，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即使是和小人在一起时，也要以诚相待。只不过知道他是小人，就同他少来往罢了。”这就是韩琦处世之所以高人一筹的秘密。
正如《周易·系辞传》中所说的“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一个人到了某一种位置，要绝对地恭敬自己，管理自己，要求自己要严格。严格地责备自己，但要能够宽厚地待人，对人家要多多原谅，这就是恭敬的道理。有了此等盛德，他的德业的位置便可以永远得以保存。
人在屋檐下，不妨低低头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道德经》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能柔曲则能自我成全，懂得枉屈绕行则能迅捷直达，能不断地凹陷则能不断地自我充盈，懂得护守现成的稳定则能得到真正的逐渐更新，少取则真得，贪多则反而导致自身的混乱。因此，圣人能够浑融一体而为天下前行探路。不执着于成名，所以能明于道；不自以为是，所以能明辨是非；不自我夸耀，所以能多有事功；不自我矜持，所以能长远。因为一个人不执着于名而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把他作为对立面而与他争。古时候所说的“能柔曲则能自我成全”道理怎么会是空话呢？它实在是一个很全面的概括啊。
南怀瑾先生说，有人说读过《老子》以后，可能会变成阴谋家或谋略家，因为老子告诉了我们人生不要只走直路，走弯路才能够成“全”。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能转个弯就成功了。
南怀瑾先生给我们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看到一个小孩在玩火，你要是直接责骂干涉，小孩会跑了。但是如果能转一个“弯”，拿一个玩具给他的话，小孩子便不玩火了，这是我们说的曲则全。
南怀瑾先生认为，现代的科学也证明，到了太空，轨道也是打着圆圈的，所以万物的成长，其实都是在走曲线的。人们要是懂得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人生太直了是不行的，一定要转个弯儿才行。
民间有一句俗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南怀瑾先生讲的这个“曲则全”的道理，和这句话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力量不如别人的时候，或者在求人办事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一句俗语可以说洞彻了世事人情，是非常有智慧的。
不过，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句话的后半句，我们就会发现“不得不”三个字里隐含着太多的勉强和无奈，这就是一种消极的、不情愿的低头，既然是勉强和不情愿的，那么，人们在做的时候就会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一旦这种不满情绪让人看到，极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办事的效果。
如果我们把这句俗语改成“人在屋檐下，一定要低头”会怎么样呢？把“不得不”改成“一定要”，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玩文字游戏，而是说，如果我们在权势和力量不如别人的时候，要积极主动地低下头来，变消极为积极，变不情愿为心甘情愿，这样也就是变被动为主动了。
所谓的“屋檐”，说得直白点，可以理解成是别人的某种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当我们处在这种势力范围的时候，我们得靠这种势力去生存，那么我们就是在别人的“屋檐”下了。以人类容易排斥的天性来看，大部分的“屋檐”都是非常矮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进入别人的势力范围时，我们就会受到很多有意无意的排斥和限制，还有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欺压，除非我们可以强大到不用靠别人的程度。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一辈子都可以那样自由自在，而不在别人屋檐下避风雨。所以，当我们处在别人屋檐下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有必要去做一下调整了，也就是说，一定要低下头来。
“一定要低头”有这样几个好处：首先，当你主动地低下了头，你就不致于成为明显的目标，更不会因为头抬得太高而把矮檐给撞坏了。要知道，不管你有没有撞坏它，你自己总是要伤着的，不管你的头有多硬；其次，有的人可能说，那我要是离开呢？这个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先要考虑到离开后去哪里。如果我们一旦离开了，估计再想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最后，也许我们在“屋檐”下面待得久了，就可能会成为屋里的一员，甚至还有可能把屋里的人都赶出来，我们自己当上主人了。
我们说的“一定要低头”，是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也就是说，是人们有意识地主动消隐的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积蓄自身的力量，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准备工作。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残暴，致使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的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隋炀帝的疑心很重，他对朝中的臣子们，尤其是那些外藩重臣，更是常会起疑心。
当时的外戚唐国公李渊（后来的唐高祖）曾担任地方官很长时间，他所到之处，都会有目的地结识一些当地的英雄豪杰，并且多方树立恩德。因此，他的声望很高，有许多人都来归附他。这常会让家人替他担心，怕他遭到隋炀帝的猜忌。
一次，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见他，李渊因病没能前往，隋炀帝就很不高兴，于是对他多少就有了点儿猜疑。
隋炀帝有一个妃子是李渊的外甥女，隋炀帝就向她问起李渊没有来朝见的原因。这位妃子就回答说是因为病了，没有其他的原因。隋炀帝又问她：“李渊会死吗？”
这个妃子于是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李渊，他就更加谨慎起来，知道隋炀帝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可是，这时候，自己的力量还不是很强大，于是他只好低头隐忍来等待时机。计策定了以后，他故意随便收取别人的贿赂，还有意败坏自己的名声，并且整天沉湎在声色犬马中，对外又大肆张扬。当隋炀帝听到这些后，果然就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初李渊不肯主动低头，或者头低得稍微有点勉强的话，很有可能就被正在猜疑他的隋炀帝除掉，那样，哪还会有后来的太原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呢？
还记得周文王的故事吧？为了能够实现灭亡商朝的大计，他用了多少年的韬光养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来麻痹纣王，到他的儿子姬发成人的时候，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这也正是像我们所说的“低头”啊。
其实，很多时候，“一定要低头”的目的，为的是让自己与当时的环境形成更为和谐的关系，把两者的矛盾及摩擦降到最低，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能量，以便能走更远的路，更是为了把不利的环境转化成有利的因素。这是一种柔软，更是一种权变，也是一个人最高明的生存智慧。
在生活和工作中，处在他人屋檐下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它可能会以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出现，当我们看到了“矮檐”的时候，请不要“不得不”低头，而是要告诉自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低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随着生存环境在不断地变迁，各种事情也会接踵而来。如果我们一直墨守成规的话，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讲究“曲”，并不是要我们在面对比我们强大力量的时候要奴颜屈膝，而是说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可以学着变通一些。一时的低头并不会被认为是软弱，而是为了让自己以后能更好地抬起头。也可以这样说，“人在屋檐下，一定要低头”，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一种生存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