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开始沉浸在金石瓷器等文物之中，在那一片颜色、一块石头、一堆泥土、铜与玉、竹木与牙角中，倾注了自己的生命。每天他都早早地到博物馆，即便是三九寒天，沈从文也是坚持从不迟到。在博物馆，他沉浸在那成千上万的文物当中，从那一点一线、一履一节间，去感知民族悠久丰富的文化，那静止的文物重新点燃了他的生命之火。
这时候的沈从文心中是没有想过什么名与利的，他只是想尽自己所学为社会尽一份责任而已。历尽浩劫之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沈从文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战国漆器》等专着陆续出版，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时，沈从文仍以平常的心态洞悉世事，始终宠辱不惊。他说：“一切所谓成绩、纪录，都是受一种来自较远、较深远的原生鼓舞，随着十分积极的态度和信心坚持下去而产生得到的。”这就是生命的庄严之处。早年间他投身于文坛，是用笔描绘湘西的那一方土地，以此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虽然历经了磨难，他终不改其志。新中国成立后，客观环境使他难以再用创作来报效人民，他以“改行”的方式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由一位享有盛誉的作家到普通工作者，这样的变迁却并没有让他感到委屈和愤愤不平，相反，他一直充满自信和从容地研究着，全然不去顾及社会的歧视与冷遇。20世纪80年代初期，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和他半个世纪前的作品重新出版的时候，面对接踵而来的种种荣誉，沈从文依然一如既往，保持着平和的心境。
其实，我们身边有许多如沈从文这样的人，他们所关注的是对社会能做些什么，善于摆正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他们都能尽量采用平淡自然的方式来避免与社会环境发生对立，或者通过“改行”来重新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正是因为不求名逐利，在历经人生的风风雨雨的时候，他们能够始终超然，那些所谓的名誉、地位、奖赏、财富等等，比起他们自我价值的体现来说，显得是那么的不重要。他们对生活意义的追寻，正是他们完美人格的一种体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别人看来令人烦恼的生存环境中始终保持心灵的平和。
一个人追寻生存的意义，能够以摆脱名利纠缠而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环境中泰然自若、持平守常的话，这样的人将容易接近成功。而且，这样修身养性的方式也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精神需求。
贫贱不移的境界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这话的意思是：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大道上，能实现志向就与民众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固守自己的原则，不受富贵诱惑，不为贫贱动摇，不为武力屈服，这才叫大丈夫。
按我们现在的理解，孟子的意思就是说要积极地忍受贫困，以此来磨砺我们的意志。
明朝的李贽在《焚书》中说：“贫莫贫于无见识。”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精神上的虚无才是真的贫穷。
《后汉书》中也说：“君子不患位不尊，而患德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不怕地位不尊贵，而是怕首先不高尚。不因钱财寡而感觉羞愧，而是因为智慧不广博而羞耻。也就是说，只有那些道德不高、知识匮乏的人，才是真正的贫穷。衣服、食物不如人，并不一定就代表一个人真正的贫穷，“贫莫贫于不闻道”，这是历代仁人共同的认识，而往往越是物质上的贫困越是不容易去固守。
《庄子·让王篇》上讲了一件事：春秋时期的原宪住在鲁国，他有一丈见方的房子，盖着茅草，用桑枝做了门框，用蓬萆做成了门，又用破瓮做了窗户，用破布把房子隔成了两间。天气不好的时候，屋顶漏雨，地面潮湿，他却能端坐在那里弹琴。子贡骑着大马，穿着华丽的大衣走来时，因为小巷子容不下高大的马车，他便下车来走着去见原宪。只见原宪戴着一顶破帽子，脚上穿着破鞋子，倚着藜杖在门口应答。子贡就说：“啊，先生是生了什么病吧？”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叫做贫，有学识而无用武之地才叫做病，现在我是贫而不是病。”子贡听了后进退两难，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
子贡自以为很了不起，但是当听了智者对于贫穷的看法后，他自己的脸上也露出了羞愧的表情。因为他自己实际上有病，是心病，他不能从高层次去看待贫困的问题，也忍受不了贫困的生活，所以，他更不会理解那些善于忍受贫困而心怀大志的人们。
其实在生活中，不同的人对于贫穷的看法不尽相同，衡量的标准也不同，忍受贫穷的能力更是不同。对于贫穷，有的人是不得不居于贫困，苦熬贫困，所以在他们看来，贫困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着眼于物质生活基础上的贫困。可还有一些人是自甘居于贫困，是借贫困的环境来磨炼自己的意志，从而达到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这是自觉地忍受贫困。这样的人不仅注重自己的物质享受，还更看重自己的精神修养，这才叫做是积极地忍受贫困。
话说回来，贫穷毕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我们共同的心理还是要改变贫穷的状况，但是急于求成或是用歪门邪道去追求脱贫，这样的方式不是真正的忍贫，只不过是贪恋富贵的一种表现罢了。孔子提出的安贫乐道的说法也不是让人消极，那也是一种大的境界。
所以孔子也说：“富和贵，是人人想要的东西，但如果不是正道得到的，就不会长久。”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摆脱贫穷，但是在力所不能及的时候还是要安贫乐道的。一个人真正的能做到贫贱不移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有大智慧的。
古语曾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一般人物质上贫穷的时候，心理上会自觉底气不足，见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由于贫富地位的不平等，往往会造成社会中普遍的政治地位和其他地位也不平等的现象。这也是现实。但是真正有远大志向的人，是不会因为眼前的贫困就改变自己的心志的。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人做学问，只要做到‘贫贱不能移’，一句话——能够受得了寂寞，受得了平淡，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得意时是那个样子，失意时也是那个样子，到了没有衣服穿、饿着肚子的时候仍是那个样子，这就是最高修养，达到这步修养太难了。”
《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的弟子颜回，字子渊，家境贫困。他虽然吃的是粗陋的食物，住在偏僻的地方，一般人都难以忍受这种贫困的状况，可是颜回却也自得其乐。所以，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是很高的。一个人能够安贫乐道，就是要以道德修养所带来的内心的愉悦为最高的快乐，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如果连一时的物质贫乏都不能够忍受的话，那么，他又怎么能够去克服其他的困难进而成就事业呢？
古人说：“富而好礼，孔子所诲；为富不仁，孟子所戒。盖仁足以长福而消祸，礼足以守成而防败。怙富而好凌人，子羽已窥于子哲；富而不骄者鲜，史鱼深警于公孙。庆封之富，非赏实殃；晏子之富，如帛有幅。去其骄，绝其吝，惩其贫，窒其欲，庶几保九畴之福。”
这段话的大意是：富有而爱好礼义，这是孔子对人的教诲；因图致富便不能施行仁义，这是孟子对人的告诫。大凡行仁义的人，完全可以保持幸福而消除灾祸，爱好礼义的人，完全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而防止失败。自恃富有而喜欢欺侮别人，结局是不会好的。正如子羽已观察到了子哲的结局；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史鱼曾对公孙文子提出深刻的警告。庆封的富有不是上天赏赐，实是一种灾祸；晏子的富有如同布帛那样有一定的限度。舍弃骄傲，根除吝啬，控制怒气，节制情欲，这样才能保证享受世间的福分。
上面所说的子羽和史鱼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左传》的记载。
昭公元年，晋侯生了病，郑伯派公孙侨到晋国去问候病情。晋国的叔向询问子哲的为人如何时，郑国人子羽回答说：“他为人无礼，喜欢凌辱人，依仗他富有而轻慢他的上司，这样的人，他的富贵是不会久长了。”后来，子哲果然被吊死，尸体被放在大街上示众。这就是由于他不知道富贵之人更应该忍富贵、平和待人却恃贵凌人的下场。
史鱼的典故说的是定公十三年，卫国公孙文子上朝时请灵公赴宴，退朝后遇见史鳅（史鱼名鳅），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史鳅说：“你一定会有祸事的，你富有而国君贪婪，你将要有灾祸了！”文子说：“我没事先告诉你，这是我的错误。现在既然国君已经答应了我，这可怎么办？”史鳅说：“没关系。富有却不骄横的人很少，这你已经见过了。骄横于外而又不被杀死的人，我还没见过。”在说话的时候，实际上史鳅已对公孙文子作出了告诫，但由于公孙文子自己不知道忍富贵、忍骄奢，所以也没有把这些话记在心里。第二年，公孙文子果然因为富有而骄横获罪，不得不逃到鲁国。
以上是说子羽、史鱼都有先见之明，说富有的人没有不骄横的，骄横的人没有不灭亡的。仗着富有而傲视他人的人，是不能长久的。
王充在他的《论衡·非韩》篇中说：“国家赖以存在的是礼义。段干木闭门不出，魏文侯尊敬他，经过他家时还要行礼。秦国军队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没有敢来攻打魏国。”又说：“读书人的品行就是重视和爱好礼义。魏文侯对段干木行式闾的礼仪，使强大的秦国军队撤退，保全了魏国的边境。因此段干木的品行是贤明的，魏文侯的重礼是高尚的。”
世界上有贫就有富，有富也会有贫，相对而言贫困的人多，富贵的人少。贫要贫得有志气，不向富贵低头，更不能为了追求富贵而贬低了自己的人格，这就是善于忍贫。富贵的人也应该克制自己的贪欲，为富还要懂得行仁义，对贫弱者有扶助的义务，对社会也有贡献财富的责任。
其实，只要贫者能忍贫，富者能忍富，贫困的人不能因为暂时的贫困就改变自己的人品，富贵的人更不能因自己比别人富有而去欺压别人，这样的人就能给自己带来智慧、充实和丰富多彩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