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斜阳西下，晚霞红得犹如燃烧的火焰一般，江边那打鱼的人见了，便缓缓收起钓竿归棹，小船在芦花丛中缓缓划过，秋风阵阵，徐徐吹来，把满岸的芦苇都吹得摇曳起来，一派安静恬静的画面。
徐虹亭的《枫江渔父图》题词者众多，唯独纳兰容若的这首《渔父词》被一致称赞，独擅胜场，大概是因为这幅画中那浓浓的归逸意味，正好触动了他的心弦吧？所以才会写出了“人淡淡，水蒙蒙”这等清丽的句子。
有人说，纳兰词之所以情真意切，触人心弦，乃是因为他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天性使然。这正像王国维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初到中原，未染汉人风气”的关系吧？
那时候，在文化方面，对入关时间不长的清朝人来说，正是他们学习中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用的阶段。纳兰容若就是如此，他学到了汉族文化，能以此来抒发自己的心怀与感情，但又因为他是满族人，而未沾染上那些文人间的坏习惯，如迂腐、守旧，文人相轻。
他对待朋友是真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尊重他们的品格与才华。这些名士才子能够围绕在他身边，互相交流文学上的造诣与心得，对纳兰容若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汉文化的绝妙机会，让他的词得以既有后主遗风，更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清丽与情真意切。
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纳兰容若之所以结交这些汉族文人，乃是奉了康熙的命令，去监视他们，同时笼络他们的。
这样的说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似真似假，谁也说不准。只不过我相信，纳兰容若之所以与顾贞观、严绳孙等人相交深厚，友情真挚，定不是出自作伪，而是他确实全心全意地真诚地对待这些朋友们，而不是因为来自皇帝的命令，来自一种不可告人的龌龊的目的。
纳兰容若词真，于是我相信，人自然也真。
他生平至性，无论爱情、友情，都是如此的深沉，如此的真切。
（第六节）世外仙境渌水亭
纳兰容若与好友们聚会，大多数都是在一处叫“渌水亭”的地方。
如今对“渌水亭”的所在，颇有争议，有说是在京城内的什刹海畔，也有说是在西郊玉泉山下，还有说是在叶赫那拉氏的封地皂田屯的玉河，总而言之，是一处傍水所在，更是纳兰容若一生之中，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纳兰容若之所以把自己的别院命名为“渌水亭”，大概是取自流水清澈涵远之意吧？君子之交淡如水，在纳兰容若的心中，在这渌水亭来往的，自当都是君子。
《南史》记载，世家子弟庾景行，自幼就有孝名，品格美好，做了官之后，也是一向以清贫自守，后来被王俭委以重任。当时人们把王俭的幕府称为莲花池，安陆侯萧缅便给王俭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写道：“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绿水、依芙蓉，何其丽也。”便用“泛绿水、依芙蓉”来赞美庾景行。
在《南史》记载中的庾景行，孝顺父母，甘于清贫，一生行的都是君子事，在死后，被谥为贞子。
纳兰容若借用这个典故为自己的别院取名叫“渌水亭”，很难说没有自比庾景行的意思。在纳兰容若的心中，要庾景行那样近乎完美的人，才算是君子吧？
渌水亭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纳兰容若那次因为急病错过殿试之后，便开始编撰一部叫作《渌水亭杂识》的笔记，里面记载的，既有纳兰容若的一些读书心得，也有从朋友那儿听到的奇闻异事。
《渌水亭杂识》，无疑是在诗词之外，公子别样性情的表现。
野色湖色两不分，碧天万顷变黄云。
分明一副江村画，着个闲庭挂夕曛。（《渌水亭》）
有了渌水亭，想必纳兰容若是十分欢喜的，不然也不会专门写这首名为《渌水亭》的七绝。
他像是一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充满了好奇心与旺盛的求知欲。
比如娑罗树。
《渌水亭杂识》中记载：
五台山上的僧人们夸口说，他们那儿的娑罗树非常灵验，于是大肆宣传，俨然吹捧成了佛家神树，但是这种树并不只有五台山才有，在巴陵、淮阴、安西、临安、峨眉……到处都是这种源自印度的娑罗树，虽则同样为娑罗树，因为生长在不同的地方，也就有了不同的命运，有的名声大噪，有的默默无闻。
纳兰容若这个小记录，不无讽刺之意。
不要说人，就连树木，看来也是要讲究出身的啊，出身不同，命运也是截然不同的。
还有一些记载，则是显示出纳兰容若对事物的独特见解，其中不乏经世之才。
纳兰容若在《渌水亭杂识》中写过“铸钱”一事，是这样写的：
铸钱有二弊：钱轻则盗铸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烦扰；重则奸民销钱为器。然而，红铜可点为黄铜，黄铜不可复为红铜。若立法令民间许用红铜，惟以黄铜铸重钱，一时少有烦扰，而钱法定矣。禁银用钱，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权于上耳，以求盈利，则失治国之大体。
只是这么两段话，看得出来，我们文采风流的纳兰公子，其实还是颇有金融眼光的。
他认为，铸钱有两个弊端，如果铸轻了，很容易被盗铸，也就是假币，会扰乱日常经济生活；要是铸得重了，那些不法之徒就会把钱重新铸为器皿。如果立法准许民间使用红铜，只用黄铜来铸重钱，应该就会少很多烦扰。
他的这个观点，倒是与后来的雍正不谋而合。
雍正推行币值改革，其中一项主要的措施便是控制铜源打击投机犯罪：熔钱铸器可牟厚利导致铜源匮乏，铜价升高，铸钱亏损。
雍正下令只准京城三品以上官员用铜器，余皆不准用铜皿，限期三年黄铜器皿卖给国家，如贩运首犯斩立决，同时稳定控制白银，保证铜源，稳定了货源以保铸造流通。
后来的乾隆皇帝，铸的钱被称为乾隆通宝，那些铜钱有的是铜锌铅合金，叫黄钱；有的再加上些锡，叫青钱。铸青钱可以防止铜钱被私自销熔，因为青钱销熔后，一击就碎，无法再打造成器皿。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法之徒，稳定了货币流通。
由此可见，纳兰容若其实是颇有金融头脑的，他建议朝廷吸取明朝的教训，不要一味地追求盈利，应该把铸钱的权力收归国有，这样才会保证经济的稳定。
清朝的时候，确实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目用银子，小数目用铜钱，保证官钱质量，保证白银的成色，纹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也算是控制住了货币的稳定。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渌水亭杂识》第四卷）
在《渌水亭杂识》中，有着不少纳兰容若自己对于诗词的见解。
在纳兰容若看来，诗歌是心声的流露，要抒写心声，因为诗歌的写作是发乎情止乎礼的。而且在诗歌的写作中，要有学问，才不会去浅薄地杜撰，才会挥洒自如。
他一直在抒写着自己的心声，不加修饰，也不用华丽的辞藻，只是那么简简单单地，把自己的心声自然而然表达出来，却是那么的真实而感人肺腑。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纳兰容若还认为，学习作诗要学习古人，就像小孩子不能没有乳母一样。小孩子是先要有乳母抚养，然后才能长大成人独立的，学习作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前人的诗句就好比是乳母，学习的人就好比小孩子，需要先尽心尽力去学习前人的诗句，然后才能独立。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和我们现在的学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学习之道，古往今来，一脉相承。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学作诗，又何尝不是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前进呢？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便是这个道理。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自从五代战争连连，世道混乱之后，中原文化便凋落了，诗歌衰落失传，而填词则兴盛了起来。宋代的人都喜欢填词，专心于此，所以成就极高，但是他们并不喜欢作诗，所以在诗上面，远远不及唐代的人。
诚然，我们现在一说起中国的古典文化，提到的都是“唐诗”“宋词”，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那定然是因为在这个方面，有着其他时代所无法企及无法超越的成就，而唐诗宋词，正是如此。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有了曲子，词便荒废了，有了词，诗便被荒废了，唐诗兴盛起来，古体诗便渐渐没落。作诗不过是为了抒发心声，所以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用近体诗就可以了，不用勉强自己去用那古体诗来抒情。那些好古之人，本来没有什么心情要抒发，只是为了仿古而勉强自己写作乐府，实在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花间之词为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纳兰词一向被评价为有后主遗风，这是举世公认的。
陈其年在《词话丛编》中写道：“《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而唐圭璋也在《词学论丛·成容若（渔歌子）》中这样说过：“成容若雍容华贵，而吐属哀怨欲绝，论者以为重光后身，似不为过。”
“重光”便是后主李煜，而李煜的字，正是“重光”。
不管是当时的人也好，还是现在的人也罢，对纳兰容若的词深得后主遗风的评价，是见解一致的。
而纳兰容若自己呢？
对李后主，纳兰容若推崇备至。
花间之词为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在纳兰容若看来，《花间集》这部中国最早的词总集，就像是贵重的古代玉器一样，漂亮却并不实用。
确实，《花间集》词风香软，用香艳堆砌的辞藻来形容女子，内容不外乎离愁相思、闺情哀怨，倒是开了历代词作的先河，更从张沁的《蝴蝶儿》一词句子“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中得名，香艳旖旎可见一斑。这也就难怪会被纳兰容若形容为古玉器，贵重却不适用了。
而到了宋代，李后主、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上承花间词，去其浮艳，取其雅致，运笔更加精妙，反映的社会现实更广泛，从而更加婉转柔美或豪放壮阔，开一代别开生面的词风。
而宋词则是适用，却毫无那贵重之感。
在纳兰容若眼中，李后主却是兼得花间词与宋词两者的长处，兼有其美，而且更加具有烟水迷离的美感。
突兀穹窿山，丸丸多松柏。
造化钟灵秀，真人爰此宅。
真人号铁竹，鹤发长生客。
天风吹羽纶，长安驻云舄。
偶然怀古山，独鹤去无迹。
地偏宜古服，世远忘朝夕。
空坛松子落，小洞野花积。
苍崖采紫芝，丹灶煮白石。
檐前一片云，卷舒何自适。
他日再相见，我鬓应垂白。
愿此受丹经，冥心炼金液。（《送施尊师归穹窿》）
康熙十五年的时候，京城里来了个南方的道士，做法颇为灵验，一时间名声大噪。
这位道士名叫施道源，长住在吴县太湖旁边的穹窿山，是个有名的人物，被康熙皇帝召见，来到京城，设醮祈雨。其实皇帝此举，大部分的目的还是在于稳定人心，不过也不知这位施道源是不是真的有些神奇的法力，那雨还真给他求了下来，顿时引得京城人都把他当神仙一样的崇拜。
施道源也并未在京城久留，法事做完，要回穹窿山。就在他离京之前，纳兰容若与他认识了。
一番长谈，纳兰容若知道了很多自己从未听说过的事情，也开始接触到一个自己以前从未考虑要去了解的世界。
那便是宗教。
“愿此受丹经，冥心炼金液。”
从此，纳兰容若开始对道教仙家有了兴趣。
自然，他并不是要出家，更不是要去修仙，他只是带着一颗特有的好奇心，想要去了解那个神奇的、玄妙的世界。
在《渌水亭杂识》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史籍极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真人实其裔孙，以符箓治妖有实效，自云其祖道陵与葛玄、许旌阳、萨守坚为上帝四相。其言无稽而符箓之效不可没也。故庄子曰：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其实就是说，史书对五斗米道严加斥责，但是现在的真人却正是当初五斗米道创始人的子孙，用符箓收妖很有功效。真人说自己的祖先与葛玄、许旌阳、萨守坚四个人是上帝的四种相貌，这话有些无稽之谈，但是他符箓有用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庄子曾经说过：“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纳兰容若对于道教，对于所谓的“修仙”，还有那些神奇的玄妙的事情，其实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的，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远远地观看着，感受着其中的有趣之处，然后记录下来。
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还并不知道，自己在几年以后，会开始对佛法感兴趣，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楞伽山人”的号。
（第七节）好友会聚一堂
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清廷的国势基本稳定下来，康熙皇帝开始考虑到如何笼络那些前朝的遗老与文人的问题，于是，便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临时增设了“博学鸿词科”，采用举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给予被录取者官职。
开设此科的目的十分明显，想用怀柔手段来笼络明末遗老名士，转为自己所用。所以，在《清圣祖实录》中这样记载，康熙曾称：
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词振起文道，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有了皇帝的命令，各级官员开始奉旨举荐，不少遗民都被列入了举荐的名单之中。康熙又下诏编撰诸经解以及《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十八年的时候，博学鸿词科正式开始，当时天下名士，几乎都汇集到了京城。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去进士及第，像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大家，则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说“博学鸿词，不如清歌曼舞”，公然拒绝了清廷的招揽。
但是像朱彝尊、严绳孙、姜宸英等人，却陆续来到了京城。后来，更是一举入选，入了翰林院撰修《明史》。
对纳兰容若来说，最让他感到高兴的，就是天南地北的好友们，如今又都汇集到了京城，自己的渌水亭，只怕是又要热闹起来了吧？
出郭寻春春已阑，
东风吹面不成寒，
青村几曲到西山。
并马未须愁路远，
看花且莫放杯闲，
人生别易会常难。（《浣溪沙·郊游联句》）
顾名思义，这是一首联词，就是一人一句，连缀成篇。参与者分别是陈维崧、秦松龄、严绳孙、姜宸英、朱彝尊与纳兰容若。
这是在大家都汇集到京城之后，渌水亭的一次郊游时，不知是谁突然提出这个建议，于是众人纷纷响应，联出了这首《浣溪沙》。
在当时，最轰动的事情，莫过于马上即将举行的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万众瞩目，也是万众期待。
康熙十七年的年底，一群天南地北，平时只闻其名而从未见过的各地名士们，都在渌水亭，在纳兰容若的介绍之下，相互见面了。
其实他们来到京城，也未必是自愿的，有些人不过是迫于压力而不得已为之，例如严绳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