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现实生活，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无情的，有好多人还是讲情的。他们不讲实用，而是旧情不忘，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2007年春节，我生病住医院，好多人来看我。可我就是没有想到一个人专程来看我。此人在他从学校毕业出来工作时，我曾助他一臂之力。他听说我生病了，特地从上海开车专程到南京看我，这是一个惊喜。我和我的家人都十分感动他的这一旧情。现在，我已下来了，如有的人所说：我们这些人已没有“用场”了。我认为，他如有这个想法，他是不会来看我的，推说不知道，不就了事了。可他没有这个想法。他这种情义，是一个人品质的表现！是值得很好学习的，今后在处事上也应当这样，千万不能忘恩负义。
可有的人就很讲实惠了，一切以我为中心，也就不什么讲情，在家庭，他为了私利，可以“六亲不认”；在单位，他为了私利，可以把你过去对他的情统统置于脑后，更甚者还给你倒打一耙。这些虽不能说是普遍存在，但也不是个别的。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人，无话不谈，无事不帮，可他当上了“大官”后，马上头就昂起来了。他从外地回来，路过办公室，也是三过我门而不入。有时偶尔见了面，也是官腔十足，把你糊过去，这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在他看来，什么情，统统置于脑后。好的是，他没有“恩将仇报”，使我们这些人能安度晚年就不错了。
有其一，也必有其二。我还遇到另一个人也是如此。他曾是我的助手，接过我的班。有年夏天，他从外地打来一个电话，邀我去走走。当时，我很高兴。我特地带去一条中华香烟。我们同去的两个人“自吃自住自玩”，这也就算了，还借口说要开会，床位紧张，要我们从招待所搬到他办公室住，给我们下起逐客令，我们后悔了，何必千里迢迢来到东南沿海。我们曾同室操戈，是肩拼肩战友啊！第二天我们就自己买票回南京了。至今我也不解，他邀我去走走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客气话罢了。
站上“国土”
人们看了这个题目，不太明白其内涵。其实，一点就会明白。这是我在香港时的内心感慨。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确是扬眉吐气。虽然她暂时还为英国人统治，但只是时间问题，已经定好了回归日期。
1990年春，领导安排我跟一个团去香港考察学习。当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仍由英国人管理。我们这些人是正统的中国人，可当时要到香港，还得按“出国”手续办理“护照”！香港是中国的神圣土地，中国人到自己的土地上，按现在的话说，只是“出境”而已，为什么是“出国”，实在气人，心里总有一口闷气。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与当时的腐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把这一块土地宰割为他们的殖民地。这是“强寇为王”式的强盗侵略。可恨的是清政府太软弱无能。落后就要挨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站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心里总有一种屈辱感。站在香港土地上，也联想到当年上海的“租界”，成为外国侵略者“飞地”旧历史。可在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被赶走了，“租界”重新回到人民手里，成了中国人的神圣的土地。中国强大了，谁再也不能欺侮了。
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回归祖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高高升起，从此结束了殖民统治，国人都欢欣鼓舞，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这样。香港的胜利回归，说明了中国强大了。当然，之所以有这一情景，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是与其针缝相对“斗”出来的。时代不同了，今日之中国非昔日之中国，老牌帝国主义也识时务了，只得乖乖地坐在谈判桌上签字划约，按照预定时间把香港归还给中国。
在英国人统治时期，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东南亚地区甚至世界的经济、航运、金融、旅游中心，后又发展为东亚地区的“四小龙”。英国人为此常夸为他们的“功绩”。应该说这不能说是英国人的“功劳”，而全是香港同胞的劳动智慧的结晶，也与祖国的强大后盾分不开的。英国人老是说，中国人管不了、管不好香港，好像离开了他们，香港就不行了。这是帝国主义者的眼光看事看人。他们戴着有色镜，是永远看不见、估不透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回归十多年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也应充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应有这样的自信心。不要总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
香港的经济是很繁荣的，管理水平也是很高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我认为，香港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天时、地利，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具备的优势不一定人家都有。它的经济繁荣，其经济结构单一，很大部分是商品流通和金融市场的繁荣，工业主要是轻工，如纺织、电子、玩具等加工业，机械制造、冶金以及煤电等基础性工业几乎是空白或靠别人供应。这一点与内地不一样。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就有很大的依赖性，容易受制于人。再如香港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主要是靠进口，或者靠内地，表现出它的脆弱性。它的这一要害点，在东南亚经济危机时暴露得更为突出。
在我没有踏上香港土地时，有很多人都说香港是多么的繁荣。亲眼一看，的确很繁荣，但也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繁荣”，也是穷的穷，富的富，穷与富的差距很大。有些人总爱说外国好，连“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没有一点自尊心。当然，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和问题，太自负了也不好。但在很多情况下，则是没有自信心。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短处，更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不要什么都是外国好。夜郎自大不好，自卑也不好。中国因多种原因，经济不很发达，也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这是发展中的问题。香港经济够发达了，而我们当年在香港的闹市区，也看到不少伸手要钱、要饭乞丐，只是这些人穿的衣服比内地的“漂亮”一点。据去美国的人说，在美国也有这一现象。在九龙地区，我们看到山头的大树上，挂了许多被人称为“万国旗”的各式各样的废旧塑料布，都是生活困难的人捡来的，整理后再卖钱混生活。过去总以为这是内地才有的，其实，这并不是内地的“专利”，而被人称为资本主义繁荣的香港也有，这叫说“怪”不怪。在香港当时也只是富人的“天堂”，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也与资本主义国家穷人一样，生活是很艰苦的。
离开香港已近二十个年头了，香港回归祖国也有十多年了。今天香港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与过去不一样，她有祖国作为强大的靠山。今日香港今非昔比，社会更稳定，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富有。我们祝香港今日比昨日好，明日更比今日好！这是祖国大家庭的祝愿！
晚年“打工”
一个人，从工作到离退休是很正常的。但一个革命者应当离休不离党，退职不退党，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国家做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员是不会休息的。1993年，我的离休年龄到了，严格说我是超期服役了，组织上决定我离休，我当然服从，这是明文规定。但离休不离党，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一点上不能降低标准。按照领导要求和个人意愿，我这些年还是离而不“休”，1993年到办公厅办的《江苏政报》（从2004年改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干一点发挥“余热”的事，上个自由班，现在反而自在，来去自由。在家一时还不太适应，每天早上去，下午在休息。这也算是一种养“老”吧！这样，我一下整整“打工”14年头。
有人说，你下来就不要再干了，可在家享享清福。对“福”字怎么理解，各人不一。我认为，抱抱孙子，打打麻将是享“福”，而人力所能及为党和人民做一点事，也是“福”。当然，这也要适当，不能太劳累。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老百姓叫做“劳碌命”，起早摸黑干了几十年，一下子停下来，有点难过，还得找点事做做好，可以消磨时光，也是尽力而为，为党的事业发挥一点余热。自己在公报室帮忙，有时戏称：我是一个“打工仔”。但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工仔”，如果你真把我当成“打工仔”，甩来甩去，那我就不干了。我这个“打工仔”与众不同，很有自尊心，强调自己的人格，以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在报酬上，就是不谈钱。条件是一定要让我舒心，不能把我当作“打工仔”使用。因我是弄着“玩”的，是发挥“余热”，不给我钱，我也愿意干。这是我的内心话。相反，你不尊重我的人格，再多的钱我也不干，钱算什么？
在政报（公报），他们还把我当一家人，有许多事都要与我商量，这是对我的尊重。我也力所及的为他们献计献策，帮助做做参谋。事实上有好多事已超出我的工作范围。在这方面，有时可能有一定的见长。比如，当时政报要跑刊号，把这一任务交给我。我这个人搞文字几十年，从没有出去“公关”。这不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吗？有困难，我也只得“受命”，先后两次去北京，到中宣部、国家出版总署，通过各种关系，能把这个刊号跑下来。但当时国家一直在“封口”，其背景是全国要对报刊进行整顿。虽然没有跑成功，但我是尽力的，领导也能理解。
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找人办事总要有所“表示”。当今，这是人之“常情”了。我们去北京也不能“空手”，但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只送“纪念品”，而且是“小纪念品”，不送钱、不请客。因我们毕竟是省政府的人，不能太出格。我们带去的有苏州的苏绣、江苏的洋河酒等，都是江苏的土特产，这些也算不上是什么送礼，但也有人“胃口”比较大，党和政府提出加强廉政建设，实在太有必要了。
人类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个人的历史也是自己写的。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个人的成长也是这样。就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虽没有走错路、摔大跤，但在成长中教训还是有的。人非神仙，谁无过？经验是财富，教训也是“财富”，与经验一样是难得的财富。今天的回忆，不是怀旧，也不是恋旧，更不是炫耀。回忆是为了激励，回忆是为了鞭策，回忆是为了不忘过去！温故而知新。常回忆，在回忆中不断“常新”，紧跟时代的步伐，做一个合格的新世纪老人。
现在写这篇《赶考》，只是为了反思这一时期的方方面面，也是一个小结。写的目的，不是为了出版，也没有想出版。总想干了这么长时间，应积一点文字的东西给后人看看。许多人都在为子女忙产业，有时犯了错误，有的则犯了罪。我们这些人只能给后人一点精神遗产。现在还身体健康，头脑清醒，争取写一点东西，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人。再过若干年，人老了，也许头脑糊涂了，想写也不可能了，那时力不从心，悔之不及了。
我的“赶考”就写到这里。之所以取名“赶考”，是因为从事革命工作以来，我经历过好多次“赶考”，也是一次又一次“考试”。这样的考试，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又一次考验。应当说，这样的考试能够闯关，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这些离退下来的老人，虽然不再有生与死的考试，但也面临着新的考试。这个考试，就是怎样保持晚节，在新形势下如何跟上形势，继续前进的问题。因此，还要再一次“赶考”，这是一项长期任务。生命不息，“赶考”不止！
2009年6月完稿于南京
2011年5月再次修改
执教生涯45周年
蔡孝箴
【主人公简介】蔡孝箴，男，1929年月生，江苏泰兴市人。毕业于泰兴襟江小学和延令中学初中。1944年求学于天津浙江中学高中。1947年考入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南开大学经济系。
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共经济系支部书记、经济系副系主任、经济系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第一分学位委员会主席、校学术顾问。校外主要兼职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规划经济理论学科组专家、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社联常委、天津市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天津市环渤海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作为学科带头人，最早培养城市经济学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蔡孝箴，199年月出生于江苏泰兴，8岁时，其父远去西北从事水利工作，不久抗战爆发，联系中断；10岁时，其母病故。兄弟姐妹生活失去了依靠。然而，在强烈求知欲的驱使下，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坚持求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泰兴襟江小学和延令中学初中。1944年，他来到天津，投靠其在启新洋灰公司任高级职员的伯父，求学于天津浙江中学高中，按照其伯父的意愿，为日后能进入启新工作，1947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天津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系，1950年，工商学院改为国立津沽大学，工商管理系改为企业管理系。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感受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希望，他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起来。1950年6月，在津沽大学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毕业后留系任助教兼系秘书，195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年院系调整，津沽大学商学部分全部并入南开大学，他入经济系，从此开始了作为南开经济人的执教生涯。同年夏，经组织推荐，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政治经济学分班进修，以为日后从事理论教学做准备。1953年初，由人民大学选送至中共中央马列学院进修政治经济学，有缘接受艾思奇、胡绳等理论名家的教诲。1955年夏毕业后，回南开大学经济系任教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