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走出的“嫦娥”总设计师
文星
叶培健
【主人公简介】叶培建男,1945年1月生,泰兴市原胡庄镇(现属高港区)海湖村人。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一仗——宣堡战役打响。叶培建的父母随部队北撤时,将不足一周岁的他送到毓秀乡现属根思乡李秀河村的外婆家。1951年,叶培建在李秀河村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父亲抗美援朝回来,叶培建开始跟父亲“转战四海”。在南京、杭州、湖州都上过学。”1966年毕业于湖州中学。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80年赴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留学,198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87年任五院50研究所主任。1988年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1989年以来,先后担任院计算机应用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93年之后,先后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平台首席专家、月球探测卫星技术负责人。2000年被国防科工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担任“嫦娥”总设计师、总指挥。
一、母亲心中的儿子
2007年10月18日,南京迈皋桥一栋普通的宿舍楼内,有位默默关注“嫦娥一号”的白发苍苍的周女士。她就是我国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江苏泰兴籍中科院院士叶培建的母亲,当年已81岁。
叶培建母亲周忠秀女士,面容有些憔悴。因为突发心脏病,住院了一个星期,当天刚刚出院。
一个星期前,周女士突发心脏病,被送到迈皋桥医院紧急抢救。亲友说要给她已在西昌卫星发射现场的儿子叶培建打电话,但被周女士坚决制止了,“他压力已经够大了,不能让儿子分心!”
周女士开玩笑说,即使现在倒下了,也不会让叶培建知道。说这些时,周奶奶表情自然。
周女士介绍,孩子本月从北京去西昌之前,曾给她打过电话。一般情况下,儿子培建每个星期周末都会给她打电话,问候身体等等,这已成了母子间的固定“约会”。即使有特殊情况不方便打电话,也会由儿媳妇代问候,儿子、媳妇十分的孝顺。但在电话里,周女士从不提及自己的病情等等,只说自己在南京什么都好,要孩子们好好工作,不要担心。
说着说着,周女士的话题自然回到叶培建小时候。“这家伙,小时候还不肯叫妈妈呢。”忆及儿子当年,周女士爽朗地笑了。
周女士介绍,自己和丈夫叶蓬勃都是泰兴人,两人又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1945年生下叶培建,还没等他年满一岁,夫妻俩就随部队离开了家乡,小培建交给了外婆照顾。自此之后,这家人就很少团聚。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两人也只是在大军渡江前夕,顺道回乡看望过儿子一次。
这样的生活直至叶培建7岁时。1952年,周女士和丈夫叶蓬勃所在的部队移驻到浙江奉化,他们这才把叶培建接到一所军队干部的子弟学校——南京卫岗小学读书。后来小培建又被转到杭州西湖小学,但直到他高中前他和父母都没什么交流。
表情上看得出,周女士对于这段历史心存太多的愧疚:“那时他都不喜欢叫我‘妈妈’”。原来,小培建看见别人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的,非常地羡慕,而他的父母却常年不在身边,因而生出了“为什么爸妈不管我”的埋怨。
据说,当时叶培建的老师还以“父母在为革命作奉献”等理由开导他。周女士回忆道。“尽管小培建不在我的身边,但他的学习还是没有落下,从来都是班上的前几名!”周女士自豪地说。
为了弥补不在孩子身边的缺憾,高中时周女士将孩子接到了身边,加上年岁的关系,叶培建对父母的苦衷渐有了解。或许因为都是军人的关系,她和丈夫对孩子没有一点娇惯,甭管他小时候受过多少苦。有一次,叶蓬勃在供给处领工资时,小培建在其背后仅问了句“这是什么”就挨了父亲一巴掌,理由是他明知故问。家教可谓相当严厉。
周女士记忆中,这也是叶培建唯一的一次挨打。“他很聪明,但为人老实,好读书,生活特别规律……”周女士“素描”儿子大概轮廓。
周女士说:“叶培建工作之后,有几年从北京回南京来看她,没想到他身上居然穿得是媳妇厂里的工作服,外套脱下来,身上的棉衣棉裤也打了补丁。生活节俭得令人难以想象。”还是叶培建的夫人“告密”,为了省钱,叶培建连理发都由她来剪。
在周女士的记忆中,最近这些年,叶培建回家呆得最长的一次还是1997年,共四天时间。那次,老人家忧郁症突发,原本精神的一个人一下子人事不省,叶培建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母子俩坐在家中对望,叶培建含着泪要母亲挺住:“千万要好起来啊,家中不能没有你!”或许真因这样的真情感动了上天,周女士病情恢复了过来。
周女士在家中默默祝福着远在西昌的儿子成功!
二、航天专家的“缘份”
用叶培建自己的话说,他孩提时代,跑不快,跳不高。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时,总是排不上“大王”和“二王”,甚至“三王”都排不上,只配当小兵。上中学时就大不一样了,学习成绩跑在最前面,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被学校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学,这是全省、乃至在全国都算一流的中学。上中学时他当过的最大官儿就是学习委员。年轻人本来就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那是风起云涌的日子,正是孕育年轻人美好理想的年代,叶培建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外交家。
高中毕业时他的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在填写大学志愿时,接受了军人父亲的教诲。父亲说: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而他想搞飞机专业,因此他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然而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直到“文革”才知道,这是因为当年浙江省把省内很多优秀的学生留了下来。
但他毕业的时候,还是分配搞航天。他说:“这是缘份!”他来到航天部卫星总装厂,从此与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心贴祖国的科学博士
1978年,国门刚刚打开,就撩拨起他继续深造的欲望,他太渴望再读一次书。就在这一年,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又通过了出国资格外语考试,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
瑞士的景致很美,瑞士的山高雪白,但这些都不能分散叶培建读书的兴趣,他是一个要做学问的人。当时国外还不承认我国的大学文凭,他用很短的时间就通过了同等资格考试,获得了博士生资格。1982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曾介绍过他是如何通过语言关、资格关的。瑞士国土不大,教育却很发达,制度严格。当时邻国法国有国家博士、工学博士或科学博士、大学博士几项学位,而瑞士仅有一项:科学博士。1983年,他以一篇论文,获得了瑞士纳沙太尔大学颁发的等同法国科学博士的证书。但是他不满足,他要获得一个瑞士的科学博士。又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他获得了纳沙太尔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手写中文计算机在线自动识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所每半天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时间喝咖啡而被称为“咖啡时间”,这个时间也成了叶培建对各国同事宣传中国的时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可是一提起中国,在西方人的概念里还是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裹着小脚的样子。叶培建庆幸自己有着博览群书的优势,他教同事们讲中文;向他们讲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讲斑斓多彩的中国文化;讲美丽神秘的西藏,字字句句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并渐渐地有了一些影响。有一次还被邀请到瑞士一个协会为公众专题讲中国的西藏,那次演讲纠正了不少人原先对中国的错误概念。
他出国后有人议论:小叶出身干部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夫人也已出国,他不会回来了。但五年后的1985年8月,他刚刚完成学业,就踏上了祖国的热土地。他说他要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尽快用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上。
他出国后所想的就是为祖国的强盛做贡献。异国的环境、异样的风情成为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中华情结的最好背景。瑞士一家报纸曾写过他的专访。报道中说:他从不去酒吧,偶尔打打乒乓球。他说他不喜欢酒吧的气氛,也不大看电影,他把周末的时间都用于看书和工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工夫?”他说:“中国那么多人,而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为国家做些事情。”他的努力刻苦是出了名的。
与卫星的不解之缘
回国后他先是在50所工作,参加了“红外热轴探测系统”的开发,为铁路运输提供现代化的设备。当时的条件很差,他和技术人员一起背着仪器乘火车,在晋煤外运的线路上,一站一站地采集数据,修正模型。没有信息网络就利用铁路电话线传输数据构成系统。后来这个项目成为50所的拳头产品,创造了可喜的经济效益。
1995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深圳股票VAT网的设计,这是卫星应用技术的一个开拓性项目,利用卫星做股票交易,这个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双向网1997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深交所曾以年薪40万元的高价聘请他,却被他谢绝了。为了这件事,五院原副院长李祖洪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这个叶总啊,要不是为了卫星上天,早就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每当听到这话,他总是接上一句:“我们家三个兄妹中,我虽然收入最低,但学历最高。”当时,面对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万的数字之差,他平静如水。
他任院计算机工程总工程师十多年来,五院计算机应用从设计、制造、生产到管理全面开展。他成为五院CAE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科技集团公司CAE总工程师梁思礼院士曾经评价说:“五院计算机工作开展得很好,真正在型号中发挥作用了,是几个院里首先上INTERNET网的单位。”
看书多是他最突出的擅长,而记忆力好可以算是由此而引申出的一个特点了。他的家中藏书近千册,尤爱读史书和人物传记。《二十五史》、《百科全书》这样大部头的书他存有上百部。读史令人明鉴,也许正是史书客观写实的一面,培养了他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以至影响到他的为人处事。
超凡的记忆和流利的口才使他具有一副学者风范。作为中国科协高技术报告团成员,他经常把航天知识、卫星应用以及计算机知识向大众传播。他曾在北京市科委干部进修学院演讲6次。他给部队指战员讲;给贫困山区的干部和孩子们讲;给中学生讲;配合国际和平周,给北大、人大、理工大的学子们讲;给安徽蚌埠市全体干部讲;在中央电视台讲;1999年,他在中央党校给全体学员讲《航天与人类》,受到了高度赞扬。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安排在周日,因为他太忙,只能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1993年,叶培建任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有效载荷副总工程师,开始了他领导卫星研制工程的历史。1996年,他担任了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总工程师兼总指挥。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属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中有其广泛的作用。这颗卫星的技术起点高、研制难度大。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马兴瑞副总经理的话说,在我国已有的卫星中,这颗星是“最大最重的星,具有最高的分辨率,最快的传输速率,最高的姿态精度,最大的存储量”。他凭着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不耻下问的精神,很短时间就进入了状态。从此以后,在两院院士闵桂荣的带领下,他们开创了好几个第一。
这颗星第一个实现了星地一体化设计,这意味着在卫星研制中不仅要对星体本身的技术负责,还要对地面应用系统的集成技术负责;这颗卫星还第一个进驻北京唐家岭航天城,因此研制队伍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实体化改革以及AIT一体化的第一批实践者。
在卫星型号研制管理过程中,他是第一个实践把电测与总体分开的总工程师,为测试队伍专业化打下了基础。他又第一个提出在卫星进入发射场前要进行整星可靠性增长试验,把问题彻底解决在地面。
这诸多的“第一”实践充满艰辛,这些难度的跨越无疑是对他的能力和水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2000年9月,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发射圆满成功,并按时在轨移交,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用户和上级的好评,2000年,这颗卫星被授予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成功了。
作为总工程师,他对卫星研制技术工作要求精益求精,抓大也抓小,甚至细化到卫星的各级技术状态。他常说:对质量问题就是要“捕风捉影”,才能亡羊补牢。集团公司质量部的人员说: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质量透明度是最高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家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是一个脑袋两只手,人家能干成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作为两总的叶培建,对队伍的管理以严格著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说话办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每天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把一天的工作按顺序列出;每逢节假日,他总是要到试验现场转一转,2000年的五一节,七天假,他和试验队一起加了五天班。他注重队伍的精神状态,在试验队里开展了“温暖工程”。队员的个人需求,他都要尽力而为,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靶场,他创造性地执行五院徐福祥院长关于型号研制的两个令,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为了强化“电测”这一关键工序,他编成“十好歌”在队员中广为传诵:
思想状态精神好,
岗位责任落实好,
口令应答准确好,
操作执行无误好,
判读数据及时好,
表格填写规范好,
班前班后会开好,
计划调度有力好,
问题归零认真好,
政策兑现大家好。
这一个个“好”字了得!电测工作既是主线,又是要求,贯穿和浓缩了工作的全部内容,朗朗上口。
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有他的苦恼与悲伤,近来大家都在为他夫人的不幸去世深感震惊和惋惜,但我们祝愿他能早日走出生活的阴影,抖擞精神,以更辉煌的成绩报效祖国,告慰夫人在天之灵!
“思得壮士翻白日,光照万里销我忧。”中国入世后,叶培建作为中青年航天技术专家,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已经把身心融入到祖国的命脉之中,他要以自己的忠诚为泱泱中华的神采着色!
叶培建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的认真与执着,瑞士一家报纸上曾有所反映:他从不去酒吧,他说他不喜欢酒吧的气氛,也不太看电影,他把周末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