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延年男，1930年4月生，泰兴市河失镇人。1943年泰兴乡师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曾任苏中三专署政工队员，中共苏中三地委、华中一地委秘书处文书。1948年春被选送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后在新华社华中分社、苏北分社、《苏北日报》社任记者。1952年调中国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杂志社（是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宣传刊物，半月刊，曾用英文、俄文、日文、法文、印度尼西亚文出版），历任记者、编辑组长、编委。1969年调《北京周报》社（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时事政治性周报，创刊于1958年，曾用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印度尼西亚文出版，发行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副总编辑、兼出版社总编辑。1985年获高级记者职称。1991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4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几十年来，采写、编辑、策划、审定了大量文章和书稿，向世界介绍中国情况，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开放。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敌后打游击，敌人占据着城镇和交通线，我军民活动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被分割，穿越敌人封锁线是常有的事，多数都顺利通过，也有遇到险情的。只是对手不同，前期是日伪，后期则是国民党。
1943年底（或1944年初），我在人民政府开办的泰兴乡师读书时，日伪要对苏中三分区清乡，学校奉命转移，顺利穿过日伪的几条封锁线，到达清乡圈外的宝兴县农村继续学习。我和同班同学毕业后于1944年冬回泰兴分配工作，可途中过封锁线上的河时，渡船刚一离岸就倾斜下沉，满船人纷纷落水。爬上岸来，身上的湿衣裤很快结成了冰。几天后再过封锁线才获成功。
不久，我调到苏中三分区工作队工作。在这里迎来了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随机关由农村进驻重镇黄桥，后又调到中共苏中三地委秘书处从事“刻钢板”的工作。地委秘书周晨觉（后任省旅游局长）一再叮咛：“你要刻写的都是党的机密文件，指导全地区工作的，内容要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包括家人、亲朋好友。”
我们在黄桥镇住了些时。后进驻如皋城，此时分区调整合并为华中一分区和一地委。
这期间，毛主席应邀由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为让出我党在江南的根据地，粟裕将军率部渡江北撤。我们分区机关的同志集会欢迎他，并聆听他的形势报告。他风趣地说，党中央原命令他率部接管南京，拟让他当市长，“现在我这个市长也当不成了”。但为表示我党的和平诚意，作适当让步，撤出江南是需要的、正确的。如果蒋介石变卦，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这次撤离中一渡轮不幸失事沉没，包括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同志在内的八百余指战员和地方干部遇难。
蒋介石原估计毛主席是不会应邀去重庆和谈的，这样就把不要和平的责任推给了共产党，可大智大勇的毛主席却去了，经过艰难谈判，双方都作出让步，签订了和平协议。这对蒋介石来说，和平协议只不过是他大规模内战还没准备好的一个缓兵之计。他的最终目的是铲除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当他调兵谴将，做好内战准备，便撕毁协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而与蒋介石首都南京一江之隔的我苏中地区则首当其冲。
当时，党中央、华中和分区党的有关文件要经我们几个“钢板手”刻写后转发给分区内下层各级、党组织，因此我对党的任务、工作方针、政策、布署均了然于胸。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我军的作战方针是“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暴露敌弱点，我军要暂时“大踏步后退”，分散其兵力，在后退中寻机歼敌。经多次歼敌，敌我力量消长到一定程度，我军就能转入反攻。根据这一方针，我主力部队于1946年夏在苏中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后，转向苏北、山东。苏中的城市和交通线，相继落入蒋军之手，我地方军队和机关又转入农村打游击。
党中央对时局的估计是，大约需三五年时间可改变局势，夺取胜利。我由于亲身经历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此时蒋军虽来势凶凶，敌后形势日趋紧张，但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军民团结奋战，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那时，华中一分区包括如皋、泰兴、泰州、靖江、海安、兴化、东台、大丰等县。如、泰、泰、靖是分区机关和部队原主要活动地区，因紧靠江边，敌方在占领城镇和交通线后，又重兵与我争夺农村，地主武装也纷纷还乡，白色恐怖弥漫。根据这种形势，地区党决定留精干的人员带领小武装原地坚持，当时称这片地区为南线，把机关、大批干部转移（当时叫北撤）到东台、大丰去，那边靠海，地广人稀，离南京也远一些，敌尚无力对这里实行面的控制，称为北线，海安县处于南北之间，是与敌斗争中我们南来北往的“跳板”。
我随分区机关转移。腊月天，已很冷了。我穿了棉袍，是入冬前回家探望时妈妈请裁缝专为我缝制的，新的黑土布的里面，絮了厚厚的棉花，妈妈让我在棉上衣外加穿这样一件长袍，会更加暖和，晚上睡觉还可加盖在被子上。我背着背包和米袋，到驻地外的田野里集合。这时，西天的晚霞已灰暗，暮色笼罩大地，集结的人们黑鸦鸦一片，包括分区党政军机关和下属各县需要转移的部分干部以及警卫部队，一个个静静地坐在各自的背包上，等待出发的命令。
一会儿，军分区童副司令员出现在集合队伍的前面，他提高着嗓音一字一顿地说：
“同志们，我们今晚的行动是一次‘突围’，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要求大家紧张起来，听从指挥，紧跟队伍，不要掉队……，现在出发！”
童副司令员曾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锯掉了一只手臂。他讲话时挥舞着那只健康的手臂，因用力过大牵动另一侧的空袖筒也摆动着。他用“突围”两个字称呼今晚的行动，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敌军已沿如皋—海安—泰州公路设置了封锁、包围圈，意欲肃清包围圈内的我方力量。
我们又要穿越封锁线了。
队伍沿着土路向东行进，那是如皋—海安公路的方向，估摸着是要从那里穿过去。天完全黑了，队伍快速地行进着。我夹在队伍中间，看不到队伍的头，也看不到尾，一身重负，跟紧前面的人，一会儿就感到身上热，东西累赘，尽管如此，紧跟队伍，一步不拉。
走了好久好久，队伍行进的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接着，久久地停步不前，正猜测着原因，前面传下话来，到封锁线了，保持肃静，等待穿越。
队伍继续行进了一程后，又不动了，间或向前移动一点儿，就又停下来，有的人就索性放下背包坐下休息。时间长了，在这野外空旷的、毫无遮挡的路上，人们被冻得直打哆嗦，但每人都不离开队伍。
队伍这样走走停停的状况重复了多次，便又长时间不动了，人们感觉到情况不正常，前方也没话传下来，有些不安，有人就沿着队伍前去探听消息，回来说，与公路并行的河上浮桥出了问题，正在修桥。
又走走停停了好长时间，当我们地委机关的干部队伍到达河边时，浮桥又坏了。浮桥是在两个敌据点之间的一段河面上，离两边据点都较近，附近有些零散住户，河上原有木桥，被敌人折毁了。我先谴队当晚到达后在河面搭成临时浮桥，好让队伍渡过河去，顺利的话应该比较快就能渡过的，却出了问题，队伍中有些马匹，还有些重物，人又多，浮桥一再被踩坏。
修桥需补充材料，派人到附近去搜集，不免弄出一些声响。据点里的敌人可能发觉了什么，亮起了火光。那火光像魔鬼的眼睛，向夜空窥视。
“皮——”，第一枪射了过来，有人本能地弯下身子，接着，“皮皮——”的枪声连射过来。
我们的警卫部队埋伏在敌据点外，没有回击。我们的人都知道，在黑夜，敌人不轻易出据点，打枪是试探。他们打了一阵枪后，没有反应，大概是消除了怀疑，不再射击，火光也随着熄灭，黑夜又归于寂静。
月亮升上来，增加了人们的不安，正是阴历的下旬，月出便接近天亮了。
浮桥又一次被踩坏，而且坏得桥的形状也没有了，搭桥用的木板一块块飘散，修复是无望了，只有一条小木船可以摆渡，但载量很小，又费时间。指挥部决定，少数人依次乘渡船，能游泳的可轻装游过河，其他人员回撤，来日再穿过。我们怎么办？我的直接领导、地委秘书汤池同志（后任省文化局长）跟我商量，地委的主要领导已经过河了，从工作需要考虑，秘书是应该跟着领导的，我又应跟着秘书，如我们回撤，领导就找不到办理文件的人，上情就不能下达。如乘渡船又不知还需等多久。他问我会不会游泳，能否游过河去？我打量了一下河的宽度，肯定地回答：“能！”于是，脱下蕴储着无尽母爱的新棉袍置于河边，丢下米袋、背包，身上只留着贴身的衣服，背着汤秘书交给的原由挑勤员挑着的一个文件包，下河去。脚一踩进冰冷的水里，即刻凉到心口，当水齐胸时，心里一阵难受，连连吐了几口酸水。我摸摸文件包，仍背在身上，便踩水游过中流深水，抵达对岸。汤秘书已先到岸上，连忙拉着我的手，接上岸来。我说棉袍、背包还在对岸哩！他说，顾不上了，文件包带着就行，赶快跟上队伍。
我的内衣湿漉冰凉紧贴肉体，全身哆嗦，汤秘书不知从哪弄来一条棉裤让我换上，但没上衣，另一个同志拿来一条被单让我披上，我顿觉全身暖和起来。
过了河的人们，一个个自动盯着前面的人，飞快地追赶，以求尽速离开河边，离开封锁线。
天朦朦亮了，我们不停地跑着。
长时间奔跑后，我精疲力竭，完全走不动了，无力再跑，只好在路边坐下，一坐下，即歪倒在地，睡着了。
枪声把我惊醒。枪声来自后方，天已大亮，估计是敌人出动了。我不知怎么的又有了劲，一跃而起，跟上队伍，继续往前跑……。
枪声渐远，渐稀，听不到了。
我们终于到达预定的地点。秘书处的人和随身携带的文件包都在。组织科的人也齐了，但少一个文件包，包里装有地区党组织材料。组织科长李元如（后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急问负责这个包的干事：“咋会事？”干事说，过河时情况紧张，敌人又打着枪，他如果走不脱只关系个人，党组织情况落到敌人手里问题就大了，于是他把文件包埋在渡口附近地里了。结果人没出事，包却没能带回。科长又急问：“还记得那地方吗？”干事说：“记得，在一棵树下。”同志们闻讯，都觉得玄，很担心。当晚，科长背上短枪，与干事一起返回渡口找那个文件包去，竟然把它找了回来。
后来听说，那天天亮后，渡口两边据点的敌人齐出动，包抄我们渡河的队伍，我们的大部队赶在前面跑出了敌人的包抄圈，但有两个新入伍的学生掉在敌人的包抄圈内，被抓去关进监狱。
当夜未能过河的队伍安全回撤，几天后再渡封锁线，成功了。
也是后来才知道，我父亲戴伟俊也在这次向北转移的队伍中。小时候在家时，他鼓励我学游泳和爬树，说这是遇到紧急情况时两个重要的救生手段。我在家乡的小河沟里扑腾了一个夏天，当有天感觉自己能在水上飘浮起来时，不用说多高兴了！那时学会的本领这次真的发挥了作用。父亲自己却不会游泳，所以那次回撤了，后来又重走了一趟。他转移时腰里缠着金条，是组织交给他随身保存的。他圆满完成了任务。那时地委机关人少，都很接近，甚至几个部门的人晚上同睡一个地铺。李元如同志曾跟我说起，父亲是向北转移后入党的，转移时经地委转组织关系的党员中没有父亲，返回名单中却有了父亲的名字。
正如预料，南线斗争尖锐严酷。泰兴县的领导机关和县团遭敌袭击，县团奋起还击，打死许多敌人，但四面八方之敌闻声都围过来，终寡不敌众，突围中县委书记兼团政委叶轶青同志英勇牺牲，县长张鹏举同志被俘，英勇就义。驻如皋城时任地委秘书、直接领导过我的胡之同志，南线坚持时到下面一个区任书记，遭敌人搜捕，他剩下三发子弹，前两发结束了两个敌人，最后一发给了自己……。
北线也经历敌人多次“扫荡”，我军民奋起反“扫荡”，阻扰敌人，与敌人兜圈子，“捉迷藏”。有一次为避开敌“扫荡”路线，我们机关人员竟趁海水落潮之际，踏着裸露出来的海滩转移到一个小岛上。涨潮时岛在海中，敌人不会过来。敌“扫荡”过后，大家由小岛返还，正轻松地走在海滩上，却传话说快涨潮了。为不被海潮卷没，大伙又猛跑起来。
在南线坚持斗争的同志，适时到北线休整，北线同志也有派往南线的。
随着战事发展，形势逐渐好转，北线人员按计划向南线转进，配合解放大军夺取了全地区的解放，并支援解放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淮海战场上（外一篇）
丁文海
【作者简介】丁文海字孝甫男，1928年月4日生，泰兴市曲霞镇安乐桥人。少儿时先入私塾后入小学。1942年9月考入泰兴乡村师范，先后在常家庄、张家河、鞠家庄和薛家垛就读。1944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底徒步去宝应参加苏中文工团，后入苏中军区无线电训练队学习。在战争年代，历任苏中军区见习员、报务员、报务主任，八十七师电台报务主任、台长等职。参加苏中七战七捷后转入敌后作战，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担负无线电通信保障任务。1948年下半年随大部队参加淮海、渡江、上海、福州、厦门等战役的通信保障任务。
解放后历任通信参谋、通信股长、高级通校学员、通信兵第八独立通信团无线电营营长、团副参谋长、参谋长、通信学院学员、江西景德镇市人武部副部长（副师单位）。
1979年底转业至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任副局长、副书记，行政十三级。
离休后享受地（市）级待遇。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年，全国形势变得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强，敌弱。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中央军委决心在总前委指挥下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为主发动淮海战役。
当年二十岁的我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廿九军）司令部机动电台台长，哪里最需要、最危险，就派遣我到那里去执行任务，负责上、下级间指挥通信和抄收新华社电讯。
淮海战役是大兵团作战，战况和任务常瞬间有变。虽然敌人是机械化，我们靠两条腿，可是，由于我们坚决贯彻十大军事原则，指战员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出色完成了淮海战役三个阶段的战斗任务。亲历这场战役，我体会最深的是：
一、打硬仗——不怕牺牲
黄伯韬兵团被围困于碾庄地区后，蒋介石令邱清泉、李弥兵团由徐州沿陇海路两侧全力东援猛攻我军，企图解碾庄之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