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茜
我名姚静修，参加革命后改名苏茜，生于1913年11月，属牛。我的命运和牛一样。
听祖母说，我八个月时，母亲抱我到萝卜地拔萝卜，将我放在萝卜地里，我两手拉着大萝卜叶子就站起来，慢慢地迈步往前走，当时在地里干活的人都惊奇，祖母知道了就很不喜欢，骂我“八月鬼养不活”。
我去延安，是经过很久考虑的。当时县农业中学校长姚寅滨是我族叔，他校有个教师郝伸士（解放后任中央农业部长）是地下党员。他受那位教师的影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他常常动员我和他一同走。我下了决心，1937年11月底，我和女校老师孙月华，并带了一个临时教体育的女青年和一个女学生同走（女青年叫李晏旭，后来和高岗结婚），还把大哥两个儿子带到徐州，交还其母，就和另外几个人西去了。
陕北公学总校在延安，我们进的是关中分校，成仿吾是校长，罗迈是副校长，邵式平是政治部主任，何定华是教务部长。因战争需要，各方从简，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冒着生命危险经过万水千山到这块革命圣地的。学生不分年级，只编连队，我们四个女的编入四十五队。课堂是大树底下、农民场院，阴雨天在窑洞，每人发一块木板，席地而坐，由于敌人封锁，天上不时有敌机扰乱，学校四处设防空哨，如闻飞机声，则哨声大作，人们四处隐蔽，待敌机过去，再集合听讲。
看花宫离职田镇五里地，那里驻有国民党军队，白天讲统战，互不侵犯；夜晚则袭击，每天大家刚睡下，机关枪就雨点似的射来。为了避免流血牺牲，全校师生都顺着大沟跑到很远处躲藏。半夜，枪声停了，才回窑洞再睡，此种情况天天都有。我到队上第三天晚上就站岗，站在村头，夜深人静，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警惕，眼睛时时向四处张望，手端着子弹上膛的钢枪，心中忐忑，真是如临大敌。一个钟头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我感到万分侥幸。后来还站过村庄的另一头，我身背钢枪，手按枪机，时时准备与敌交锋。有一班岗，刚站一半，我看到村西有个黑影，朝我而来，我连忙作射击式，口中大声问：“哪个？口令！”对面答话：“是我。”我听声音很熟，知道是熟人，走近看时，是军事教练，他生气地对我说：“你怎么问话不狠？声音不大，不像个站岗的哨兵，你这样敌人不怕。”我无言可答。他又说：“以后站岗要大胆，大声，勇敢。”说完他就走了，从此我深深地懂得，对敌要狠，才能克敌制胜。后来再站岗，我胆子就大了起来。
这里三个月学习结业，我学习不满一个月，听人家说学校调学员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心动了，跑去找指导员，要求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指导员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到八路军、共产党里来了，就是党员。”指导员笑了，她和蔼地对我说：“来到八路军、共产党里，只能说你思想有进步，愿意打敌人，反对压迫剥削，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奋斗到底，不惜流血牺牲。入党时还要两个党员介绍，履行入党手续，宣誓才行。另外还有三个月候补期考验。”我听了这一席话，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我表示一定努力争取。她点点头。以后，我和孙月华都下决心，认真学习，努力做好一切工作。只要党召唤，刀山火海敢闯，流血牺牲不怕。打起仗来，只有前进，不后退，视死如归。过不久，队干事马岩找我谈话，肯定了我的表现，问我是否想加入共产党？我说：“愿意，时刻听从党召唤。”她笑了，拿来两张表给我们填。我看上面写着“入党申请书”，高兴极了，两人就到僻静地方填了交去（当时秘密入党）。星期天的晚上，马岩同志找我和孙谈话，说她和张志渊是我们两人入党介绍人，组织上已批准我们入党，今晚要到党委会举行入党宣誓。我心中又是高兴又是觉得肩上担子重了，自己和普通人不一样了，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担，处处都要以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为己任了。晚上我和孙参加了宣誓会，我们站在党旗下，高高举起右手，一个字一个字宣读了誓词，心激动得要跳出来。宣誓毕，党委负责人讲话后，散会回宿舍。未睡的同学问我们到哪里去啦？怎么不来自习？我们说指导员找有事。从此，“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深深地埋在我心中。我全身都是力量，我知道，这是我的信仰。党的小组会每周一次，都在晚上开，开会地点在村外树底下或破窑洞内，为了不让人知道，去的人要单走，不叫别人看见。开会小声发言，怕人听见，一个人发言，大家都把耳朵凑到一起，才能听见。开完会也是东一个、西一个地走。共产党员要交党费，我们进校后只发过一次钱，每人一元，我就交一元党费，以后直到全国解放，一文未发，党费也免了。
我在四十五队学完结业了，我和孙月华都分配了工作，我分到教育部，她分到校油印室。我到孟家村几天见不到部长，也没有人谈工作，又回到看花宫，要求另作安排。领导要我当教育干事，教通讯员、炊事员文化课，我同意了。以后每天教他们读书识字。过不久，五十一队（女生队）成立了，我感到自己学的东西少，要求再学一期，组织同意了。未学多久，学校开了高级班，我被调到高六队学习。这时天渐渐热起来，庄稼也快成熟了，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我们全校员工都在准备收割，就在这时国民党打过来了，他们要拿共产党占领的五个县。我们在这里的兵力很少，陕公虽有几千人，都是文人，虽然上军事课，操练时都是树棍，又无枪，怎能顶住他们的进攻。中央决定我们全去延安，全校共编六个梯队，每天一个梯队出发。我是五梯队，出发前夕，郝来找我，说他脚走不了，要求留下，另找出路，他动摇了。我正在收拾东西，未及回话，他已溜了。后来知道他去国民党后方了。
五梯队出发时，我背一袋米、四斤书、一支长枪，还有做饭的铁锅、水桶、自己的衣服。清晨一声令下徒步前进，过河不许喝河水，我渴极了，偷偷捧水喝，一看水中虫子很多，也不管它，喝了再说。一天几十里下来，我的腿痛，可是路遥遥啊！要多少天才能到延安呢？次日一早动身，我们全副武装，徒步只走三四十里，腿已拐了，两腿都肿了，战友们将我身上的东西分去背了，还走不动，当天下午休息在一个村庄，组织决定将我留在那里等第六梯队，并告诉我，这村是统战地区，白天不摩擦，晚上摩擦，弄不好人会牺牲的。我留下来，还要留一人陪着，我心中很不安，心想：万一敌人把我弄死了，还搭一个，大不合算，我既不能走，生死由命，不能再害别人，因此坚决不要人陪。组织看我诚心，交给我一袋米留下吃用，我坐在农民屋檐下，目送大队远去了。久久，我不回屋里，那些农夫农妇看着我，我不知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太阳落山了，夜快来临，我还是在屋檐下，眼一直向六梯队来的方向看，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还是往那个方向看，实在难挨的分分秒秒啊！到明天我是什么样？现在有谁能安慰我？想啊，盼啊！那些农民讲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理我。夜静了，人们欲散去，这时，我好像看到前面有火光，再看，真的有火光，又听见有声音，我的心开始紧张，那是什么人，莫非是敌人吗？一种万分恐惧的心理，吓得我呆若木鸡。真的敌人来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抓住我。声音又大了，火光更亮了，可以看到人了，走近了，他们来到我面前问我：“你怎么在这里？”我反问他们：“你们是哪里的？”回答：“陕公六梯队。”我听了，差一点掉下泪来，我说：“听说你们明天赶到这里，怎么现在就来到？”他们说：“敌人追得紧，再也等不到明天了。”我接着说：“我腿坏了，一步也难走，等你们支援驴子。”
次日黎明，打好背包，开饭后哨子一响，长龙似的队伍出发了。我呢，梯队部给一头小驴，派一个年老同志牵着，跟在队伍后面，走了几天，已到红区，腿仍不好，又有几个人走不动了，组织决定我和他们几人编在一组慢慢走。上山下山时，不能骑驴，我就拉着驴尾巴，经过半个多月，好容易才到延安。进延安南门时，那里聚有许多驴子驮着东西，许久进不去，替我牵驴的同志火气上来了，一下把对面的驴子推倒了，驴子的主人拉着他不放，要和他到毛主席面前评理。我催他向农民认错，他不肯，那位农民说：“毛主席、八路军对我们都好，没见过你这样的八路军！”他一定要见毛主席！事后还是说了好话，农民才放行。我内心非常赞成农民的主人翁精神。
经过一路骑驴，到达延安腿已消肿，走路也不拐，我们由陕公去的人都纷纷上前线，名单上没有我，我不愿留在后方，于是从驻地走到中央组织部，坚决要求去前方，初走几里腿还好，再走腿就作痛，到中央组织部时，腿又拐了。一位同志接见我，他说：“你腿不能走，留在延安做的工作一样是打敌人消灭鬼子。”我万般无奈，只好听从分配。
组织定了的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第二天我从驻地到组训班报到，共学半年，陈云、邓发都来讲过课。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目标很大，敌人常来空袭。一天下午，敌机来了，全组的人都在窑洞门口往外看，我也伸着头看，看到敌机上掉下一个东西，我正问，已落下来了，“轰”的一响，同学们转脸就往里跑，他们把我压在底下，这时窑洞上端已有一条长裂缝，幸好未塌，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还有一次轮到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做饭，敌机又来了，我们快快把火熄了，跑到厨房后面玉米地里，刚卧倒，炸弹已下来，正炸在厨房前面，行政处长被炸伤，我们侥幸未被炸着。秋天到了，我们班种的谷子已熟，我们要住在山上收割，为了防空，我们人人都用野草编成帽子戴上干活，一遇空袭，大家都蹲在山沟里，远远望去，就是一堆草。多少次，我们都是这样瞒过敌机的轰炸。冬天来了，我们没有棉衣，12月天气，冰结得很厚，我们还是穿单衣，睡的是光席，几个人睡在炕里，抖累了，才入睡，不多会儿又冻醒了，又抖到天亮。我们寝室里有一个30多岁的同志，叫严述，她有一条棉被，一觉睡到天明。她有衣有被，还不愿干革命，过不久她就退职回家了。我们不管怎么饿和冻，从未想过回家，我们是死心塌地跟定了共产党，以苦为乐。为了解放全人类，什么苦都不怕。记得我有一只鞋子底掉了，在山沟里拾到一大一小两只鞋底，便把它裁成一样大，又贴一块破布缝上去，用绳子穿起来，绑在脚上，就是鞋了。
六个月学习结业后，我又被分到中央财政经济部办的会计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接到大哥托人带给我的50元钱，我就用这点钱，替大家买牙刷、牙粉，然后买肉和大家吃了一顿，钱就没有了。我唯一的一条被单，也剪了做成七条裤头分给男同学。六个月的艰苦学习结束了，已是1940年夏天，我被分到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粮食局当会计。
我在中财处工作，处长很信任，后来改成局，局领导待我也很好。1942年春节前夕，我结束了手中的工作，住到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当时手中除了有几片旧布外，别无他物，临行前局长批了30斤麦子给我，自己买了半斤红糖、几个鸡蛋，孩子出生了，没有奶吃，天天处在半饥饿中，养到半岁，他因缺奶，十分瘦弱，又多病，我带他到白求恩医院住院。由于敌人封锁，药物缺乏，只好每隔一天，就抽我20CC血给他打，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已见大好。
一天，中央军委二局派人来接我，说是组织上调动我的工作，要我马上就跟他去安塞二局报到，没有办法，只好出院。当天下午先到王家坪军事招待所住，来的是一位老人，牵了一匹马，我收拾一下，就抱着孩子骑上马，他牵着，快进飞机场了（医院离延安十多里，在乡下），老人遇到一位熟人，就把缰绳交给我，他去和熟人说话。马看到四下无人，就很悠闲地往前走，不料刚进机场，民房墙角边有两个农民在一起说话，马的视野里突然映进人影，就惊了，跳起来四蹄生风往前跑，把我的孩子摔出一两丈远，我呢？一只脚套在马镫上，脱不下来，被马拉着跑了几丈远，老人赶来时，马已停下，我脱出脚，抱起孩子，不知马上回医院检查伤情，而是带着孩子继续前进，晚上住在王家坪军委招待所，孩子吐血，我的背上也擦伤多处。次日一早赶路去安塞，下午到了安塞军委二局，当我交介绍信报到时，一位同志风趣地问：“怎么干部未来，家属先到了呢？”我笑笑。
在二局行政处会计科工作，日日夜夜不停手，孩子一日、两日就吐一次血，医务室无法治。我忙了工作，晚上又要纺纱，生产组长天天催命，每天要完成三克细纱。纺了纱又要再搞账，孩子夜夜都跟在我桌边，每次都是跪在桌头和凳子上睡着了，我再抱他上床。孩子瘦弱得不成样子了，想给他吃点什么，又无钱。记得有一次，很需用钱，就从棉衣里拉出一块棉花，用手拧了十多条线，拿到小卖部代卖，不知卖了几个钱，也不记得那钱作何用了（直到全国解放，1955年改工资制，自己仍不知钱为何物，不会买东西，至今还是留恋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我带着多病的孩子，不停手地工作，直到他病得不行了，好心的同志劝我向组织提出去延安为孩子治病（当时有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每天替我打水打饭）。组织上批准我带孩子去延安治病，但不许带那个小孩去。我只好一个人抱着孩子坐顺路的马车去了，经过一天的颠摇，到延安一进中央医院就抢救，好不容易渐渐转危为安，不幸只过几天又传染了麻疹合并肺炎，当时又没有青霉素，只好硬拖，未过三天，小小的生命被病魔夺去了。我失去了心爱的孩子，孤单极了，要求回延安，组织批准了。
1944年秋调回延安，分到中央军委供给部，仍是做供给工作。这时期大生产热火朝天，我仍纺纱，也有人到山上挖药，什么半夏、甘草、车前子等等，我都认识。有时单位修缮，需要几个工，我们会计科就包下来，我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办公室工作。我们平时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人人都以节约为光荣，浪费为可耻，至今我还是最讨厌浪费，特别是有些人不爱惜公共财物更坏。
为了身边有个孩子，所以对方来了，也就既往不咎，短暂聚散至1945年5月开七大期间，我住白求恩医院生第二个孩子。那时正是日本投降，组织上调很多人去东北根据地，对方也被调去。行前，他到医院道别时，孩子还未出世，他走后，生了一个千金。1945年秋，大哥从山东分局到延安，由哥哥口中知道，他的女儿苏红比他先到延安，在延安中学学习，此后我们才常见面。1946年三八节，我在会场里见到周总理，他告诉我，三弟已去美国，待由美国回国，争取为我党效力。
1946年秋，组织决定凡去东北的家属，都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我带了孩子和一位老人（帮助照看孩子的人）也到三部学习。1946年冬敌人攻打延安，组织决定东北家属疏散去东北，我和孩子跟大家一起疏散，一路上，白天敌机到处轰炸，只好夜间行军，孩子都背在妈妈身上。从延安出发，天天早上宿营，晚上行军，日复一日，直到1947年7月间，才到河北曲阳前一站。
经过几个月的夜间行军，吃不好，睡不好，现在白天可以平安无事行军了，心中很高兴！记得那日农村逢集，自己有几个钱，就买几两肉给孩子吃，做好了，希望她多吃一点，总是吃一点又给一点，她不吃了，还逼她吃。下午，又从空房墙角找到一把红薯干，我自己多年未吃，认为是好东西，就煮了给孩子吃，也是吃了又给、又让、又逼，就这样把孩子活活塞死了！晚上孩子不说话，只是哭，我不耐烦，打了她，这一夜，她万分难过，但没有哼一声。第二天坐车出发她也一声不响，神色很不好，晚上到了曲阳，神色更不好，组织决定我留下来，就地给孩子治病。天哪，哪有医生，一个妇女在孩子肚子上，挑一针，挤一滴血，挑一针，挤一滴血，孩子万般难过，哭不出声来，痛苦极了！后来又一个妇女，说是要在背上扭才行，她两手一把扭下来，就是一大块紫黑条子，满背都扭遍了，孩子死去活来，一声发不出，就这样挨了一天，夜间气绝了，又是两岁！可怜她未见过爸爸什么样！我痛不欲生，住了一天，想想，还是要前进。临行时，去看了一下孩子的坟，洒泪道别，真是一步几串泪，一步三回头啊！路上举目无亲，又离开大队，茫茫天涯凄凄然！曲阳啊，难忘的曲阳，可怕的曲阳！你吞掉了我的孩子，又走了几天，来到山东地界，一天到了区党委驻地，见到一位负责人，我像见到亲人，痛哭不止。他们安慰我，留住两天，才遇到同行几人，就这样走啊走，几千里下来了，来到烟台。
到烟台住在联络处招待所，在窗前抬头就是大海，要去东北必定要过海上封锁线，当时联络处的同志带我和另外几人，去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表示送行。晚上化好装，联络处长找我谈话，他说：“别处封锁线都过不去，只有海上这一条。今晚上船后，凡是在招待所相识的人都不要打招呼，坐苏联商船，敌人不敢开炮（前后六艘中国商船都击沉了），但可以命令停船检查，查到可疑的人，有权带走，那就不好办了。你们要将党员介绍信握在手中，内中包一块小石子，万一查到你，在紧急时将介绍信丢在海里。如果你牺牲了，追认为烈士；如果介绍信丢在海里，人安全过去，可以补办，千万不要说出自己是八路军、共产党，更不能出卖别人，要保持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气节。”我表示宁死不屈。谈完话，天已渐黑，我手提一个小包，向码头走去（我们20多人，都是化装分散上船），到船上，处处坐满了人，人人都是愁眉苦脸，不知开船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船上东看西看，想找个角落，将介绍信塞在那里，但是人挤人，哪有空地，只好找一个地方坐下。船开一个多小时，我开始晕船，吐啊吐，吐到最后，黄水吐尽了，再吐，什么也没有，只是吐，吐到精疲力竭，我倒在船舱角落，不知怎么睡着了。我睡着后，船到深海，国民党军舰横在中间，打信号叫停船检查，苏联船马上灯火管制，开足马力向前冲（开船前，联络处已请苏联船家保护我们从延安来的人），出他们预料之外，于是他们就在后面追，追呀追，快到浅水了，国民党军舰不敢到浅水，方才停下。我们这只船冲破封锁了，全船欢呼！我被欢呼声惊醒，知道过了封锁线，平安了，心中万分高兴！天鱼肚白了，渐渐看到对岸了，七点多，船已到大连码头，大连联络处已派车来接了。我们如见到亲人般的高兴！下船上车，直抵联络处招待所，我衣服都吐脏了，只有一套，没有换的，就穿内衣洗外衣，刚晒到半干，来人叫我去转组织关系，只好把半干的衣服穿上去。送我的小同志将我送到后，他先回去了，我和另一位女同志转好关系出门后，找不到归路，就在街上东看西看，这里走，那里走，都是一个样的房屋，怎么也找不到出来的那个大门，找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找不到，又不敢问人（当时还有国民党）。桥边一位卖烟的妇女看在眼里，就主动地问：“你们到哪里去？”我们不说，她又说：“是不是到那个大门里去？就在那边，转过去就是。”我们真的往那边一转，可不是，就是这个大门，内心非常感激她！从大连还不能直接去东北，要经过北朝鲜才行，联络处为我们办出国手续，检查身体。听说到朝鲜港口还要隔离一星期才能上岸入境。经过几天时间，才办好一切手续，我们20多人，又坐海船出发。在船上心情异样，天连水，水连天，离祖国渐渐远了，思国之情油然而生。经过一天一夜，到了南浦码头，下船就上火车，本来要隔离一星期，因当时去的人太多，隔离地方盛不下，只好让我们坐到火车里，停了一天，开车去平壤。平壤在战前真是破落，不像一个大都市。朝鲜的人民对我们是友好的（我们去之前，金日成已到过延安）。我们一下火车，妇女们就悄悄地问：“八路不八路？”我们只是笑，在平壤住了几天旅社，我们20多人住在一个大房间，男一边，女一边，饭每人一份，一碗饭，六个菜，每个菜二小条美（一种小小鱼子）。吃完一碗饭，再要第二碗则不给，必须管我们伙食的人开条子。一张条子一碗饭，六小盆菜，像小孩子过家家，真好玩。
在平壤住了几天，又去镇南浦，那里与中国一江之隔，思国之情更深，巴不得马上渡过鸭绿江，踏上国土。10天过去了，未办好入境手续，眼看又是几天了，还没有办好。后来大家想个办法，每个人都出一点钱（当时只给很少的钱，专作在朝急用的），买点东西送国防哨，他收了东西，就会放我们走。真的，次日买了烟酒送去，国防哨收下礼物，点头放行（意思是你们偷渡我不管）。吃完晚饭，我们齐集鸭绿江边，大家同时向对岸招手，大声呼喊“我们要过去，请来船！”，对岸农民就把大木盆样的船划过来，每船二三人，很快就都过去了。对岸村姑农妇都来欢迎，亲如一家。我们又回到祖国的怀抱，更觉自己的国土比金子还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