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廉
1999年10月17日，我带着河南省委党史办的通知，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登上东去的列车。乌鲁木齐到郑州三天三夜的行程中，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是啊，整整50年了，当我参加到抗日救亡团体——光明话剧团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祖国胸膛、国破家亡的生死存亡关头，即使是个孩子，也抱有拯救国家危亡的宏愿。我抛弃了学业，顾不上回家，毅然走上斗争的征途，实现了抗敌救国的决心。在将近一年的艰苦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中，我受到了难得的锻炼，初步树立了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每忆及此，我都把光明话剧团作为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师、培育我成长的摇篮。这次能参加“光明”老同志座谈会，是多么难得、多么幸运啊！
经过50年的漫长岁月，久别重逢的11位兄弟姊妹们又相见了，说不完的想念，道不完的回忆，那峥嵘的岁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啊！
一、我投身抗日救亡的激流
1937年12月中旬，我参加了由开封部分爱国青年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光明话剧团。
此前，我只身远离家乡确山县，就读于开封北仓女中，16岁的我，十分幼稚、单纯，我的天地就是校园，我的生活就是读书，我想念的就是妈妈，既不了解社会，也不太关心国家大事。
卢沟桥惊天动地的炮声后，北平、天津、保定相继沦陷，河南危在旦夕，亡国奴的厄运降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当时河南省会——开封的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个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纷纷走上街头、郊区农村，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动员群众。11月学校被迫提前放假，我安谧的校园天地被打乱了，自己用鲜花编织的读书美梦也破灭了。在抗日救亡大潮推动下，我随着许多爱国同学的脚步，先是参加了河南大学进步教授范文澜、稽文甫、肖一山创办的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大众哲学等课。刚学习了一个来月，由于日寇逼近豫北，日机轰炸加剧，训练班又提前结束，一些同学，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另找了工作，有的回了家。我既无任何社会关系，又不甘心回老家困守闲居，面临着报国有心、抗日无门的窘境。恰在此时，开封光明话剧团准备赴豫东各县广大农村宣传抗日，北仓女中同学李秀媛（现名李予姜）约我一块参加了光明话剧团，同年12月29日奔赴豫东豫南广大地区，开始了艰苦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我和李秀媛到光明剧团后，才发现北仓女中的教师林亮（原名林英亮）已被邀请参加了剧团，并被选为团长。团员除北仓女中的外，还有开封女师、开封男师、开封豫中、开封初中的。年纪最大的是剧团党支部书记、河大学生杜达，大约30岁左右，其次就是团长林亮老师。初次见面，大多数互不相识，可是会前同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等抗战歌曲，却像一股红绳，把大家一颗颗滚烫的心紧紧地串在一起！是啊，我们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来，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相聚，为了达到这个神圣的目的，我们有着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的决心。在这里，我们没有宣誓表决心，可是此时此刻存在于每一个人心里的共同信念，却比那宣誓和表决心坚定何止千百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姊妹。后来，在出发前，团里又决定全体团员按年龄长幼以兄弟姐妹相称，支部书记是我们的大哥，林亮团长是我们的二哥，我排行十五，长者叫我十五妹，幼者叫我十五姐，最小的弟弟小张才14岁，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亲昵地叫他“小尾巴”。可惜他在剧团只工作了一个来月就被他父亲强制叫回家去了。我们这一伙年轻人，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消除了一切私心杂念，纯净了灵魂，升华了思想境界，组成了亲密无间的战斗集体，确实做到了一人有难，大家相帮，吃苦争前，享受互让；那时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开一次工作小结和生活检讨会，对于当天发生的偏差，都能展开坦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是不是手足胜过手足。记得这年7月，在豫南汝南县繁忙的演出中，我脚气发作，两脚溃烂，难以行动，只好请假回家就医。八哥郑秉乾同志（解放后因病去世）负责送我回家。路上，我坐在独轮车上，火热的骄阳晒得我头昏脑涨，脚痛难忍，八哥却顶着太阳，跟着车子步行100多里路，把我安全送到家里。在一天多的行程中，他扶我上车下车，帮我打尖吃饭，耐心地照顾我，那真挚的兄长般的情谊，至今仍铭记不忘。还有一次在农村演出时，突然惊报土匪来袭，群众惊散，剧团也急忙收拾演出什物搬走。正恰十九妹李岩疟疾发作，寸步难行，在此危急时刻，十四哥李战同志二话没说，把她背上就走，硬是跑了十几里路，逃出了险境，至傍晚才赶回剧团，累得十四哥瘫倒在地上，好久才爬起来。诸如此类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和真正的同志之情，确实使人感到格外的珍贵。无怪乎1988年河南省委召集光明话剧团老同志座谈会时，虽然时隔50年，天南海北未曾谋面，当年风华正茂的一群青少年，如今都已双鬓斑白，耳聋齿落，面目全非，蓦一相见，已不相识，只有按当年的排行称谓自我介绍，方能唤起往昔的记忆。当我在座谈会上，初次见到大哥、五姐时，说“我是十五呀”，大哥、五姐一下握住我的手，老泪纵横，久久难释。难忘啊！在那艰难战斗岁月中铸成的无比崇高的同志情谊。
二、艰苦的锻炼
抗战初期，进行广大农村地区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就是在这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从事战斗的。记得剧团在开赴豫东时没有一分钱经费，置点最简陋的布景、道具、化妆品的费用，是大家捧着募捐册，像求乞似的求亲友“施舍”的，没有伙食钱，是由参加者每人预交五块钱凑的。踏遍豫东豫南大部分城镇农村，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都凭的是两只磨不穿的脚底板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所迸发的坚强意志。我们近一年的流动演出宣传，全部以足代步，县县之间，一般都在八九十里，遇到特殊情况，还要走得更多一些。有时能找上一辆大马车，拉着布景、道具和演员简单的行囊，这就是最好的条件了，而大多数时间连这个条件也没有，我们只好把布景拆开，连同道具、行囊等分配给每一个同志背着走。吃饭是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就饿着。当饥肠难忍或乏累不堪的时候，我们就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唱，精神就来了，好像就忘了饥饿乏累。夜晚睡觉，马厩、牛圈、草房都是我们的住处，从无人挑剔。当然，碰到好运气，住进学校教室或是分住在群众家里，那就是最好的享受了。有一次，我们步行的队伍和拉东西的大车脱了节，夜晚，我们走进一处荒无人迹、仅有几间破烂草房的小村庄，住进一间储草的黑的小破屋，屋里堆着一堆铡碎的麦秸，此外别无他物，房主人大概都逃荒去了。我们奔波了一天，随身带的干粮吃光了，水喝光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可是在这个野村里，渴无水，食无粟，旷野的寒风又从倾斜的门缝和破窗户往屋里吹灌，一身热汗倏忽间像变成一层冰，冷得直打战，真的走到了绝境。大家经过一天近90里路的急行军，已经乏累不堪，都需要躺下来美美睡一觉，可是拉行李什物的大车还杳无踪影，无铺无盖，怎么睡呢？睁着眼睛，这一夜是熬不过去的。怎么办呢？不知是谁出了个“绝招”，大家一同钻进草堆里，互相把碎麦秸厚厚地盖在身上，没有多大一会儿，居然都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已是晨光熹微，大车也寻来了，我们从草堆里钻出来，彼此相视，都不禁捧腹大笑起来，一片欢腾雀跃，好像昨晚遇到的困难早已抛到九天云外去了。在这劳累又欢快的日子里，不知遇到过多少诸如此类的困境，每逢克服一次困境，我们就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唱起鼓舞斗志的歌，这次也不例外：“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在雄壮的歌声中，大家又随着马车车轮的转动，精神抖擞地继续往前走去……
三、和广大人民心连心
在这一年抗日救亡的征程里，我们这群刚从学校踏入社会的青年，确实历尽了困苦艰辛，受到了难得的锻炼和考验，为以后投入更艰巨、更漫长的革命征程打下了可喜的基础。我们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深入到豫东豫南广大农村，实践了与工农相结合，毫无保留地与农民做到了“三同”，我们和广大农民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的现实面前，结成共洒一掬泪、同流满腔血、生死与共、甘苦共尝的情谊。广大农民群众一经动员起来，迸发出的强烈爱国思想、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义无反顾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的散漫、怕苦、好高骛远等思想意识受到一次猛烈的冲击，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投身革命洪流的决心。
我们人员少，工作任务重，经费困难，一切都很简陋，演职人员没什么严格分工，每人都身兼数职，搞编导的也要参加演戏、搭台子，演员除了演出任务，也要参加教唱抗战歌曲，编壁报、画宣传画、写标语、家庭访问、组织座谈以及开展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等，总之，只要工作需要，什么活都干，而且干得很起劲。生活这么艰苦，工作这么劳累，虽然随着日军进攻的不断逼近，我们仍然按着预定计划，从北到南沿县进行宣传、演出，大家从无怨言，从未辍断。这年的6月6日，开封失守了，出生在开封、豫北各县以及在开封求学的我们19位兄弟姊妹们，全部成了逃亡者。那几天大家都郁郁不乐，很少讲话，有几个年幼的弟妹不禁哭了起来。大家在演出中更加义愤填膺，迸发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无比仇恨，演出效果更加明显。为了表达我们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为了进一步唤起广大农民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演出剧目间隙，穿插了《逃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当每次唱到“……丢掉了我的家乡……”时，大家都毫无例外地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女演员甚至泣不成声，这时台下观众也是一片抽泣，不忍再听下去……一曲唱罢，紧跟着就是响彻田野的“打倒日本鬼子”的怒吼声！难忘呵，那民族危难的悲壮时代！难忘呵！我们年轻时曾经奉献给祖国的赤子之心的壮丽生活！而今，50年后，曾听到不少修养有素的歌唱家演唱这些歌子，为什么反使人感到那么苍白、那么空虚呢？
我们的剧团，演出了20多出抗日救亡题材的戏，大部分是从上海演剧队及其他地方引进来的剧本，如《九一八以来》、《张家店》、《顺民》、《放下你的鞭子》等，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出发以后同志们自己编写的，如《周年祭》、《不能走那条路》、《敢死队》等。每个兄弟姊妹都多少不同地担任着演员的工作。其实，我们大家都没受过表演艺术的专业训练，也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只有少数人是学校里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在每年节假日演过几次校园话剧，多数人还没上过舞台，虽然我属于前者，但毕竟不是专业戏剧工作者，只是凭着抗日救亡的一腔热血闯入戏剧艺术殿堂的。那时，在舞台上只知为苦难的祖国和同胞而情不自禁地流淌着热泪，为宣泄对日本鬼子和叛国贼走狗的无比仇恨，呼唤着人们同仇敌忾奋起斗争，为鞭挞侵略者灭绝人寰的暴行而痛揭其禽兽嘴脸！每个演员都好像和所扮演的角色融合为一体，虽然当时我们还不懂得什么表演方法，正是这种朴实真诚的表演，使我们眼中流淌的热泪、胸中奔腾的热血，迅速和观众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共鸣、融会，点燃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抗日火焰。那些震颤人心的场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惊心动魄的呼喊，即使是明日黄花，俱往矣，但每忆及此，仍然令人激动不已。记得在豫东项城县演出《九一八以来》时，观众看到舞台上这个家庭中的两个女儿都已被残暴的日寇抢走，日本鬼子仍然不顾这位可怜的父亲的磕头作揖求饶，又向第三个女儿扑来时，台下观众心中的怒火一下像火山般地爆发出来，无数只手指着张牙舞爪的鬼子兵，不约而同地高喊：“打呀！”“打死他！”“把他赶出去！再也不能求饶了！”……扮演三姑娘的我听着观众震耳的吼声，一股热流涌过全身，对日寇侵略者的无限仇恨，一齐涌上心头，竟然忘了是在演戏，捋起袖子，猛冲一步，狠狠地给扮演日寇的演员一记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捂着半边脸，在台上转了一圈后，踉跄地退了下去……在日常生活中，郑秉乾同志对年纪小一些的弟、妹照顾得无微不至，态度非常和蔼，大家都喜欢接近他，可在那次演出中，他真的生了气，下了舞台，不断责备我：“演戏嘛，怎么能这样？！”我很不好意思地连连向他认错道歉，后来他却笑了，反而夸奖我演得好，演得真实。诸如此类的观众情绪和场景，在我们频繁演出的众多剧目中，几乎是屡见不鲜。特别是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剧时，差不多每次演出都使我激动不已，至今难以忘怀。
《放下你的鞭子》是我们在豫东豫南广大农村城镇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这个戏是街头剧，不受演出场地限制，舞台、街头、打麦场、村边上随时随地都可以演，为了扩大宣传面，到扶沟县后，剧团组织了两个《放下你的鞭子》的剧组，在舞台演出空隙，两个剧组常常同时分赴农村演出。所以，仅这一个戏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据粗略估计，演出场次不少于300场。在这戏里，我参加了一个剧组的演出，每次演出的艺术效果都很好，至今虽已60多个寒暑，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引发出来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情绪，仍然历历在目。记得在西华县的一个农村村头演出此剧时，照例一阵紧锣密鼓引来众多观众，密密麻麻围成一圈，打开场子后，剧中卖艺老汉边敲小锣边高声念起来：“小小镗锣转悠悠，五湖四海皆朋友，南边收了南边去，北边收了北边游，南北两边都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咳！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说着练着，真把式。”几句江湖套语开场白后，接着就将卖艺姑娘香姐唤出舞剑，香姐因饥饿乏力，一套剑未舞完就倒在地上，立即受到老汉的痛斥责骂，接着又逼着香姐唱小曲。由于演得真实动人，同时，那时候农村里甚至城镇还没见过这种演出形式，观众都信以为真，很多围观妇女都感动得暗自抹眼泪，有位老奶奶竟趋到我跟前，眼里噙着泪颤巍巍地将一个铜板塞在我手里说：“孩子，先买个烧饼吃了再唱吧！”很多农民观众也跟着纷纷往场子里扔钱。我知道这每一文钱都是他们连醋、盐也舍不得吃攒下的，如今却慷慨地给了香姐（我），这是多么高尚的阶级感情啊！我感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点点落在老奶奶的手上，我真的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可卖艺老汉又在责骂了，在他的威逼下，我抹掉眼泪，唱起了《凤阳花鼓》小调：“……自从来了日本鬼，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户人家改行业，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他乡……”当时，虽然是按照剧情规定，其实，我的确为香姐的苦难遭遇和演出现场的情景所感动，哽咽得唱不下去了。卖艺老汉“怒不可遏”地用鞭子狠狠地抽打我，原已站在观众中扮演青年工人的演员一声大吼：“放下你的鞭子！”跳进场内，不少观众也气愤地跟着冲进场子，高声制止卖艺老汉：“不许打这个可怜的苦孩子！”还有个40多岁的大娘也挤到跟前，向卖艺老汉说：“这孩子还小啊，不能打了……”还有一些人在一旁议论纷纷：“这都是日本鬼子害的呀！”当观众知道香姐原来是卖艺老汉的亲生女儿，因为不甘忍受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而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为了糊口，出于无奈不得不卖艺为生时，许多人又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还有一次在杞县城里，这出戏演完后，杞县县长激动地跳上舞台，举着哭湿的手帕，告诉观众：“这个戏演的都是真事，我们都要记着日本鬼子的惨无人性啊！……”接着带头捐款200元，帮助我们克服经费的困难。回想起我们多次演出时，广大观众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阵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鬼子”的怒吼声，好像至今仍然萦绕在耳际……
其他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如《张家店》、《顺民》、《重逢》等，都取得了强烈的效果。每逢演完一场戏，经常有一些姑娘、媳妇强拉着女演员到她们家里吃饭、休息，我们也就趁此机会，通过谈心、拉家常，做了不少的家访和宣传抗日的工作。我们这群青年学生的心和劳苦大众的心更一天比一天地贴近了。我们也更加热爱农村了。
四、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在我们工作过的豫东豫南广大农村城镇地区，我们还做了许多组织工作，如协助当地群众成立剧团、排戏、教唱救亡歌曲、召开社会各阶层的座谈会等等。好像是在淮阳县（或项城）的时候，有个名叫贺红玉的女学生，看了我们几次演出后，同她的几个同学一块儿找我们要求帮助排《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想不到在六年后的1944年在延安联防司令部政治处外边，意外地又遇到了她。原来她从那时受了我们的影响，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以后不久，也到延安来了，改名贺路，调在部队文工团。我为光明话剧团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工作，在豫东豫南广大地区洒下的汗水和心血，结出了果实而感到欣慰。其实，60年的沧桑岁月，我们自己做过的很多事已淡忘了，可是，据说我们过去走过的县份，在当前编写地方党史时，还记载了当年光明话剧团的足迹。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我，当然更不会忘记当我年轻时在那段战斗的峥嵘岁月里所度过的传奇般的舞台生活；那些教育、哺养我投身革命洪流、坚定了中国不会灭亡信念的父老兄弟姊妹，特别是曾在西华相聚、直接领导我们工作而在不久之后与日寇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豫东中共工委书记沈东平和西华县农民武装领导人胡晓初等同志；也不会忘记已先后离开人世的曾和我们一道跋山涉水、忍饥受饿进行艰苦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八位兄弟姐妹；永生也不会忘记我是在光明话剧团的怀抱里开始起步，而走向更广阔的抗日战场和更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