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的情报功臣，到被政府遗忘的“非法”机构，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黑室”在经历了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后被无情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情报机构将因国务卿斯汀生的“绅士”言论而被抹杀在历史上。随着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在危险的战争气息下，美国情报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个继承了“黑室”的秘密机构开始堂而皇之的扎根生长，并参与着每一场关乎美国生死的决战。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群伟大的密码专家的带领下，美国新的情报机构大放异彩——在智慧的较量，情报的对决，生死存亡之间，“情报猎手”们屡建奇功，让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了它的不可取代！历经二战的荣光洗礼，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美国海军G科，这两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情报机构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美国的情报事业又将拥有怎样的突破呢？
1.“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
一战结束后，为美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亚德里以及他所领导的雇员们被无情地解雇了，而神秘莫测的“黑室”也因此关上了大门。十年以来，它隐秘地藏在纽约的穷人区，成功破译了超过二十个国家的一万多封电报，而在这些电报中，甚至包括当时号称最难破译的日本秘密电报。而最终，这些为美国作出杰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们，却因为国务卿斯汀生的一句话便被无情地放弃了。
可“绅士从不偷看他人的信件”的天真想法对于美国而言却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此时一场新的战争爆发了，那么美国将会处于情报领域的劣势，并不得不从零再次起步。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放弃“黑室”的期间，相反地，其他的国家将会获得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从而取得极大的进步，将美国远远甩在身后。当然，美国军方显然知道，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美国的情报事业绝不能就此而止步。
1930年4月24日，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诞生了，威廉·F.弗里德曼，这位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的杰出专家“接替”亚德里的位子，成为了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处的第一任处长。
“黑室”还存在之际，主要负责密码的破译与密写药水的侦破等（编制密码、密本由通信兵来负责；密表的印刷、储存以及分发是由陆军副官长负责）。
如今，新成立的陆军通信情报处在继承了“黑室”职能的同时，扩展了新的职能，将情报工作更好地统一麾下。据法令规定，陆军通信情报处的主要职能包括：“编制及修改陆军密本与密码电报，在战争之际负责侦收敌方无线电以及有线电的通信内容，并测定敌台位置，将截获的敌方密本与密码电报进行破译，还对密写药水进行实验工作。”
弗里德曼是一名犹太人，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曾在基什尼奥夫市的一所俄国邮局当翻译，为了躲避有可能会到来的可怕屠杀，弗雷德里克于1892年逃离到了纽约，并将妻子与孩子一同接了过来。
弗里德曼在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寻找合适的优秀人才，来与自己一同进行这项并不轻松的工作。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招聘之后，弗里德曼雇用了4名低级密码破译员以及一名助理密码编制员，完成了工作室最初的组建——7人队伍。弗里德曼所选择的这些人员与他一起，影响了今后若干年内，美国密码学的发展道路。
除了弗里德曼以外的这六名成员分别是：
第一位，是一直跟随他从事密码译解工作的一名退役拳击手；第二位名叫弗兰克·B.罗利特，毕业于弗吉尼亚州埃默里市的埃默里与亨利大学，作为德语工作人员加入了弗里德曼的工作小组；第三位是一个小个子的中学教师，名叫亚伯拉罕·辛科夫，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作为法语工作人员加入了小组；第四位是一个布鲁克林人，与辛科夫一样毕业于市立学院，同样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作为西班牙语工作人员而加入；第五位是由弗吉尼亚州众议员乔·谢弗所推荐的他的外甥，一名优秀的日语专家——约翰·B.赫特；最后一名有幸加入的成员是哈里·劳伦斯·克拉克，弗里德曼选定了他作为助理编密员。
这个规模甚小的7人团队一直在此后的七年中都没有任何扩展，而每年的预算最多也不曾超过17400美元。在这样简陋苛刻的条件下，弗里德曼和他选中的优秀成员们一同奋斗着，创造了远远超出预期的工作成果，可能也正因如此，弗里德曼才被众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尊敬。
此时，陆军通信情报处下辖有信号情报学校；第2通信连，即从事侦收活动的G-2；A科，即负责文书和制表工作的行政科；B科，即负责破译截获的敌方密码的破译科；C科，即负责编制陆军密码以及从事通信保密工作的编密科；D科，即负责研究密写药水的实验科。一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军进入波兰之际，陆军通信情报处才终于增加到了19人。而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际，工作人员已经迅速发展到了331人。到二战结束时，陆军通信情报处的工作人员已经超过了1万人。由此可见，美国对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也预示着一个空前绝后的巨大情报工厂有了诞生的可能性。
也许是因为国务卿斯汀生对“黑室”以及亚德里态度的不友好，陆军通信情报处的成立，国务院毫不知情，而因此弗里德曼也成功逃过了国务卿斯汀生的盘问。但让弗里德曼感到头疼的是，美国有一项法令明文规定禁止截获通信内容。这项法令使得陆军通信情报处的一切事务几乎都成了非法活动，也使得训练优秀的侦收破译人员成了一大难题。
在与法律的博弈中，通信情报处最终取得了胜利。1931年夏，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地区开展了一项巨大工程——一座试验性侦听站将会在此建立，美国的侦听网络终于开始了它艰难的起步，并将以星火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2.攻克神秘的日本“紫码”
使用密码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让敌人全然不知的同时却能简单而迅速地对自己人下达军事命令。可以说，密码的使用几乎决定了战争一半的成败。
早在20世纪20年代，亚德里就表示过对美国密码的担忧，他认为美国密码太简单，非常容易被人破解。对此，弗里德曼也有相同的看法，而在对日本密码的破译方面，两个天才密码专家的态度也几乎是一致的——日本密码的破译工作难度非常大。
虽然日本密码十分复杂，但在一战时期，亚德里还是曾多次成功破解过日本的秘密电报。显然，这并不会成为困扰弗里德曼的最大难题，而最大的难题在于，日本密码不仅难破解，日本人的办事效率也极高——他们总能十分快速地更新自己的密码系统。
1934年，据陆军通信情报处所截获的资料显示，日本从德国购买了一部名为“恩尼格码”的商用密码机，并编制出了全新的密码系统，而且日本至少拥有9种不同的密码体系。当时，弗里德曼和他的小组得到情报，在日本所使用的密码体系中，有一种被称为“A”型密码机的机译系统，是日本密码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专门用于高级外交电讯的传送。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陆军通信情报处就攻克了这种密码。弗里德曼为所破译的“A码”选择了红色作为其代表颜色，代号“红码”。
“红码”的破解并没有让弗里德曼感到沾沾自喜，因为以日本的办事效率来看，很快他们将会推出比“红码”更加难以破译的新密码系统。
这个猜想很快得到了印证，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日本军部在东京建立了一个军事情报中心，并先后设计使用了一系列新的高级密码，用于侵华战争中的军事联络。此后，在日本密码之父山本武夫少将的统率下，日本将从德国所购买回来的“恩尼格码”商用机进行了巨大改造，研制出了名为“九七式欧文印字机”的新密码机。很快，日本外务省对新的密码机进行了改进，并迅速将这种密码机投入军队使用。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美国所破译的“A”型密码机全面被取代了，日本人将这种新的密码机称为“B”型密码机。
显然，这个新的密码机要比从前的复杂许多，新密码机的诞生顿时截断了美国获得日本情报的渠道。弗里德曼将“B码”称为“紫码”，而破解“紫码”
也成了陆军通信情报处的头等大事。
随着各国关系的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尽快破解“紫码”，让美国在与日本的对垒中可以占据先机，弗里德曼迅速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紫码”的破译小组。
其实，当时正在破解“紫码”的不止陆军通信情报处。美国海军从事密码工作几乎可以追溯到189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通信处密码与信号科便肩负着关于海军的一切密码工作。
“红码”被弗里德曼所带领的陆军通信情报处率先破解一事，已经引起了海军情报处负责人劳伦斯·萨福德的不满。要知道，在陆军通信情报处组建之初，海军早已经拥有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密码破译机构——海军作战部二十处G科，代号为OP-20-G。到30年代末期，G科已经拥有了超过700名官兵，并设有自己的侦听站，其规模要远远超过陆军通信情报处。而领导这个科的人便是劳伦斯·萨福德。在“红码”破解上的失利让萨福德感到很难堪，为了能够在“紫码”上扳回一城，海军方面也在日夜不停地进行着研究。
1940年夏季，弗里德曼小组正在埋头苦干之际，大楼的楼顶突然失火了，为了救火，办公室惨遭水淹，最后，弗里德曼不得不暂时将工作搁置，而小组成员们也获得了难得的休息（这一次的休息持续了大概一周）。到9月份的时候，这些破译员竟在完全没有见过日本密码机的情况下，奇迹般地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复制品！历时一年多，弗里德曼终于成功破解了日本的“紫码”。
这一消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欢呼。当然，只有海军部门的萨福德感到十分不高兴。要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又一次输给了这个简陋的小部门。
在弗里德曼成功破解“紫码”的过程中，陆军通信情报处与海军作战二十处G科这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矛盾渐渐开始凸现出来。虽然两个部门同样是在为美国政府而效力，但是负责人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毕竟谁都想率先完成任务，向上级邀功。这样的矛盾日益激烈起来，在情报的获取上，由于两个组织对彼此的隐瞒和防范，导致美国情报工作，尤其是密码破译工作方面的效率大大降低。很多时候，两个部门截获的情报是相同的，破译的手段也极其相似，但都不愿意与对方分享，这就导致一份工作往往会花费两份人力物力去进行。
对此，陆、海两军的高层进行了一次次的沟通与协商，最终达成了共识：
按照单双日来划分陆军通信情报处与海军作战部二十处G科的职能范围。即便这个协议使得两个部门之间避免了正面冲突，但实际上，双方依然无法通力合作，这就使得美国的通信系统陷入了一个大杂烩的混乱之中。虽然情报破译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分析方面却因为没有人负责对所有情报材料进行整合，将其组成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导致在情报分析上一直毫无建树。
随着太平洋形势的日趋紧张，经过漫长的思量和考虑，海军部门终于决定将精力主要集中于对日本海军密码的侦破上。对此，海军部门与陆军通信情报处经过和谈，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海军部门将除海军密码及有关密码之外的全部破译工作和已有资料全部交给陆军通信情报处。虽然订下这样的协定，但海军部门却并不打算将自己的权力永久让渡，而是计划在战后要回这一让渡出的权力。这一决定显然是明智的，之后的战争实践表明，当两个部门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之后，双方的力量都得以发挥，但这一决定也为战后两个情报部门之间更加严重的争权夺利埋下了祸患。
3.“珍珠港事件”情报黑幕
1940年，弗里德曼破解了日本的“紫码”，可是在1941年12月7日，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珠港事件”。以其出色的手段成功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美国，在对日本情报掌握方面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够判断出日本将会发起对珍珠港的偷袭，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1995年9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曾接到过一封信，这封信的寄件人是一位名叫海伦·哈曼的女士。海伦·哈曼女士在信中称，自己的父亲史密斯曾经向她透露过一个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惊人内幕。哈曼女士的父亲在二战时曾担任美军后勤部副主管，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罗斯福总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个会议只有极少数的军官得以参加）。在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宣称美国高层已经获悉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并命令与会者们将一批医务人员调到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随时待命。但关于此次会议的内容，总统却禁止任何人向外透露半句，而对于与会官员的惊讶，罗斯福总统解释，只有让美国遭到攻击，一直对战争犹豫不决的美国民众才会同意加入这场战争中。
这封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经过查阅1941年至1942年度美国红十字会财政年度报告及有关国家档案，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竟发现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两个月，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军后勤医疗部队确实进行过非常规的人员以及储备物资紧急调动。但即便如此，海伦·哈曼女士也并非事件亲历人，而她的父亲也早已经去世，所以此事最终也无法得到确定的结果。
“珍珠港事件”究竟是不是罗斯福的“苦肉计”？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国的情报部门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美国海军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网，专门用来搜集日本海军的情报。1941年夏，在无线电技术侦察和密码专家约瑟夫·罗奇福特上校的领导下，这支海军情报部队被组建成为了一个肩负无线电侦听、测向、密码破译以及资料积累、情况分析的综合情报机构，展开了对日本海军的侦听工作。
1941年9月24日，海军G科破译出日本海军发给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中，日本海军下达指示，要求领事馆了解美国舰队在珍珠港的停泊位置，尤其是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的停泊位置；11月15日，海军再次截获日本外务省发给驻夏威夷总领事馆的一封电报，电报中再次指示总领事馆将美军舰船在港内停泊的情况不定期进行汇报；11月18日，总领事馆发回了关于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内的所有详尽情况；11月28日，日本外务省再次下达命令，要求驻夏威夷总领事馆“在紧急情况下销毁所有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