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府家眷来京，先遣四女人来贾府“送礼请安”，四女人见了贾宝玉大吃一惊，说与甄家宝玉“模样是一样”，“淘气也一样”；“贾母喜的逢人便告诉，也有一个宝玉，也却一般行景”。贾宝玉本人则有“疑惑”，“若说必无，然亦似有；若说必有，又并无目睹”，在纳闷中，忽忽睡去，进入梦乡。梦中，贾宝玉来到甄府，丫鬟们先误认他是甄宝玉，待确知他“不是咱家的宝玉”时，便骂他是冒充宝玉的“臭小厮”。及至他见了甄宝玉，甄宝玉也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去到贾府，丫鬟们也骂他“臭小厮”，见了贾宝玉，贾宝玉“偏他睡觉”……梦中套梦，异地同梦，两个宝玉梦中相见，谁甄（真）谁贾（假），已难辨认。一声“老爷叫宝玉”，“唬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快回来！’，袭人听到贾宝玉的叫声，以为是他梦中“自唤”，“忙推醒他”；“宝玉虽醒，神意尚恍惚”，仍指着门外说另一个宝玉“才出去了”。袭人对贾宝玉笑道：“那是你梦迷了……是镜子里照的你影儿”。
在小说原著中，甄宝玉原本着笔极少，写得很虚（在原著前八十回还没正式出场，只是别人口头上提到他），影影绰绰，似有若无，只作为贾宝玉的重影或“对子”而存在，是个寓意化、符号化的虚写人物。在贾宝玉扑朔迷离的梦境中，两个宝玉更是甄（真）贾（假）难辨，似二实一，按袭人的说法，乃是对镜梦迷的贾宝玉“镜子里照的”自己“影儿”——这不仅是名副其实的物理镜像，也是意味深长的心理镜像。直白点说，从贾宝玉镜里自己的“影儿”中，不仅可看到他外在的自我相貌，也可以窥测他内心的自我意识。
我是谁？谁是我？每一个人从开始认识外部世界起，也同时开始认识自我。据心理学家的实验结果表明，9至12个月大的婴儿，“在镜子里看到他们自己时”，大多“表现出认识他们自己的迹象”〔美〕乔纳森·布朗：《自我》，陈浩莺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人的自我意识，也就从认识自我外貌即所谓“镜像识别”阶段开始，随着年龄增长，由外而内，由表及里，逐渐形成、深化。现代社会心理学的镜像自我概念，可以说是“镜像识别”之说的引申或扩展，其含义说的就是个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的他人意识的互渗、互动关系。自我意识，看似十分个人化的私密问题，其实也是高度社会化的现象。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是在自我封闭中形成的，而与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总是渗透或折射着他人的意识。比如一个人的自尊感，往往就是以社会上他人对自己的肯定性、褒扬性评价为背景或参照，否则，便可能是毫无根据的妄自尊大；反之，一个人的自卑感，则往往是以社会上他人对自己的否定性、贬抑性评价为背景或参照，否则，也可能是毫无根据的妄自菲薄。因此，“术语镜像自我所说的就是以他人为镜子，即我们在他人眼中所看到的自我”〔美〕乔纳森·布朗：《自我》，陈浩莺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或者说，“‘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景”〔苏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4页。，如镜照形似的映照着别人眼中的我。
贾宝玉对镜梦迷的梦幻心理，与他入梦前的外部刺激息息相关。当史湘云得知甄、贾二玉“同名”“同貌”时，对前来看她病的贾宝玉说：“你放心闹罢，先是‘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湘云这里不仅提出了“对子”之说，而且针对宝玉胡闹挨贾政毒打之事，颇为风趣地发出了忠告。贾宝玉正是带着对甄宝玉究竟有无的“疑惑”，怀着对贾政那次毒打的余悸昏昏入睡的。梦中，甄、贾两府的丫鬟，把甄、贾宝玉分辨不清，各自认错了人，都骂对方是“臭小厮”，并威胁“仔细你的臭肉，打不烂你的”；甄宝玉在贾宝玉梦中说梦，说他梦见正在睡觉的贾宝玉“空有皮囊”，以及梦中听着“老爷叫宝玉”，两个宝玉都吓慌了等梦幻情景、梦幻心理，都与贾宝玉睡前的“疑惑”抑郁心境和平常所受的心理压力大有关系，互有叠合。这一贾宝玉梦幻中的镜像自我，实际上都是通过贾宝玉“自己眼中之我”隐隐约约折射出的“他人眼中之我”——“他人”对“我”（贾宝玉）的鄙弃态度、敌意眼光和恶意攻击。
贾宝玉的对镜梦迷，作为他梦中镜像自我，其梦幻心理显然带有模糊性和象征性，也可以说只是他梦外镜像自我在梦中的一个模糊性、象征性投影。它为我们进一步窥探贾宝玉某些深层心理，恰好提供了一个切入口和路向标，起到一定导向作用。
别的先且不说，贾宝玉梦中一听到“老爷叫宝玉”就吓得如惊弓之鸟，这绝非偶然，恰是他梦外自我心境的梦中闪现，而这种自我心境又与种种他人眼光、他人声音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个“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的情痴情种，对情的痴迷及其脂粉气、“爱红”癖，仿佛真的与生俱来。他满周岁时“抓周”只抓“脂粉钗环”，贾政见状“大怒”，“因此便大不喜悦”。可以说，从“抓周”起，贾政、宝玉父子龃龉即已露端倪，知事后的贾宝玉长期承受着对贾政畏之如虎的心理压力。随着渐届成年，贾宝玉承受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这种心理压力不仅来自贾政“过严”管教和严厉目光，也来自亲近姐妹（宝钗、湘云）的好心劝告和贴身丫鬟（如袭人）的苦心“规谏”，还来自贵为皇妃的大姐元春的谆谆告诫（对宝玉管教“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来自宝玉素所仰慕并引为同道（即同为性情中人）的“贤王”水溶语重心长的训示（对宝玉“不宜钟溺，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即使十分溺爱、多方袒护宝玉的贾母，又何尝不希望他将来真正“长大成人”，“为官作宰”，“光宗耀祖”；甚至与他深深相爱、生死以之的情人林黛玉，尽管从来不和他说“仕途经济”之类“混账话”，但似乎也没明确认同、赞许过他绝对排斥“仕途经济”的言行，在他挨打后养伤时，还“抽抽噎噎”劝他“从此可都改了罢！”贾母溺爱中的厚望，黛玉深情中的恳求，对贾宝玉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正是由于贾宝玉某些恣情任性、“乖僻邪谬”的言行，在当时不仅悖离了正统的主流文化轨道，也越出了做人的一般行为规范，因而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诟骂、贬抑、责难、告诫、规谏、恳劝……精神上处于极其孤立的境地，心理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尽管这未能使他浪子回头，改弦更张，但这并不等于说上述种种他人眼光、他人声音及其形成的巨大压力，没有对他心态产生影响，没有在他心里留下印记。
贾宝玉大抵属于低自尊类型的人，为人行事一贯比较低调，连在众多丫鬟面前也“惯于做小服低”，更不时流露出自恨自悔的忏悔意识和自轻自贱的自卑情结。这种忏悔意识和自卑情结，当然不是出于家族遗传基因与生俱来，也不同于源自西方宗教文化的原罪意识和罪感心理，作为贾宝玉的一种镜像自我，实质上是社会“反射性评价”在他自我意识中的折光。换种说法，是经过贾宝玉“自己眼中之我”折射的“他人眼中之我”。②〔苏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7页、第267页。
贾宝玉的忏悔意识和自卑情结，可以追溯到这个形象的神话原型石头。第一回石头故事中那块弃石的“无材补天”，作为一种价值评判，与其说是单纯的自我（石头）评价或他人（女娲）评价，不如说是经过（人格化了的）石头自我认同的他人评价。唯其如此，石头才会很在意这种否定性、贬抑性评价，并据此与其同类攀比，“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从而产生深深的羞愧感和自卑感，“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这无疑是对贾宝玉忏悔意识和自卑情结的一种象征性隐喻。
贾宝玉其人其性根于情、真于情、痴于情，也纵于情、失于情、毁于情。这个半生“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有负“天恩祖德”、“父兄教育”、“师友规谈”的情痴情种，虽然我行我素、“那管世人诽谤”，但内心深处又不可能不受到“世人诽谤”的影响。“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红楼梦》第三回《西江月》二词中这些判语，既代表了世人对贾宝玉的“诽谤”，实际上也隐含着贾府家败人亡后贾宝玉的“深自忏悔”和自贬自责。这是一种“含义双关的他人语言”②，即是为贾宝玉自我认同的“他人语言”。比如贾宝玉对镜梦迷中的甄宝玉说正在“睡觉”的贾宝玉“空有皮囊”，与《西江月》二词说的“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词语及贬义如出一辙。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无关紧要的一点事、一句话，也能刺激贾宝玉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触发他内心深隐的忏悔意识和自卑情结。第七回，面貌、身材、举止“似在宝玉之上”的秦钟来到宁国府，凤姐见后喜的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宝玉自此“心中若有所失，痴了半日”，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个死木头；美酒羔羊，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在“人品出众”的秦钟面前，王熙凤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贾宝玉便如此深感失落，自惭形穢，如此自污自唾，自恨自悔，几乎用尽了一切亵渎尊严的字眼咒骂自己，这种超常的过度反应，按常情常理，的确匪夷所思。我们只能认为，在他内心深处，原本既存在某种顾影自怜的自恋情结，又存在因长期遭人非议、“诽谤”而形成的自我愧恨和自卑情结。而从自闭自恋转到自恨自卑只一步之遥，一句“比下去了”的玩笑话，不过成了触发他内心这种转化的触媒。
第三回，贾宝玉与林黛玉初见，他因自己有“通灵”宝玉而黛玉却无，便“摘下那玉”，“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得众人争去拾玉。他把黛玉看得很高，却自视很低，不仅自轻自贱，还因人贱玉，把“通灵”宝玉当成“人之高低不择”的“劳什子”要摔掉。这里，贾宝玉自我意识里不仅有个人自恨自卑，还包含了性别自恨自卑。“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诸人”，姊妹间虽存在差异，但总的来说，比之贾府同辈及父辈男性，无论人品、才智和识见都高出一等，甚至有天壤之别；众姊妹之外，当家理财的王熙凤虽识字不多，其聪明能干却是“男人万不及一”，而老祖宗贾母年轻时的“伶俐聪明”，更胜过王熙凤“十倍”。自幼的耳鬓厮磨，长期的耳濡目染，影响所及，形成定见：他十分尊崇女性，极其轻贱男性。“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种以性别分尊卑高下的偏激想法，与他自我的忏悔意识和自卑情结恰是一脉相通。在他所尊崇、喜欢的女儿面前，他认为“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他自悔其生之为男，也“自恨其生之为男”陈其泰：《红楼梦回评》第五回评语，《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5页。。贾宝玉的性别悔恨、性别自卑，并不等同于一般性变态心理，而与他自幼长大的生活圈子、直接感受密切相关，是一定范围（主要是贾府）内男女性别比较的结果；同时，他内心深处折射着“世人诽谤”的忏悔意识、自卑情结，又大大加重、加深了他的性别悔恨、性别自卑。
贾宝玉本身是个性格和内心充满矛盾性的人物，一方面他“落堕情恨”，秉性难移，一直到无路可走才“悬崖撒手”；一方面他又自恨自悔，自轻自贱，具有深度的忏悔意识和自卑情结。这种忏悔意识和自卑情结，作为贾宝玉的镜像自我，既是他“自己眼中之我”，又折射着“他人眼中之我”，是两者互渗互动形成的个人自我意识。
在曹雪芹生活、创作的时代，中国绝不会有现代社会心理学，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我意识”“镜像自我”之类术语。但，他凭着自己的天才感悟，在贾宝玉对镜梦迷、甄（真）贾（假）难辨情景的描写中，在整个贾宝玉形象塑造中，已实际触及并巧妙表现了人的自我意识和镜像自我。
《红楼梦》虽然是个古典文学文本，但某些方面却与现代意识隐隐相通，具有潜在的现代性；现代读者对《红楼梦》的现代解读，不是给它外加什么现代性，只是把这种潜在的现代性揭示出来加以解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