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给人物命名，常用谐音、隐喻之法。作为全书头号主人公的贾宝玉便是典型一例。
以物而论，世人皆以玉为宝，故称宝玉；但市上宝玉有真有假，真宝玉无定价千金难买（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是也），假宝玉有可能一钱不值。对作为“物”的宝玉的真假评判，也可说是一种价值评判。
以人而论，取名贾宝玉，当然是以贾谐假，以物（玉）喻人：贾宝玉者，假宝玉也。宝玉而为假，系冒牌货（作为贾宝玉“命根子”的“通灵宝玉”属石头“幻相”，也是假的宝玉），这作为对贾宝玉其人一种隐喻性的价值评判，其“贬”意显而易见。
在这里，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按作者本意和作品实际，《红楼梦》对贾宝玉的贬义到底是真贬还是假贬，抑或是亦真亦假，亦贬亦褒？
对此有人反其意而解之，认为这实质是明贬暗褒，寓褒于贬——用现代修辞学术语来说，这是用的反讽笔法。清代评点派红学家涂瀛便认为，人的“性情嗜好之不同，如其面焉。不能强巢许为功名，犹巢许不能强尧舜为隐逸也。但能各宝其宝，各玉其玉，斯不负耳。然世俗之见，往往以经济文章为真宝玉，而以风花雪月为假宝玉，岂知经济文章，不本于性情，由此便生出许多不可闻不可耐之事，转不若风花雪月，任其本色，犹得保其不FDA4不凿之天。然此风花雪月之情，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故不得不仍世俗之见，而以经济文章属之真，以风花雪月属之假”涂瀛：《红楼梦论赞》，《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5~126页。。这里，谈的是两种生存状态或人生追求，其价值取向却都在“性情”“本色”上：只要“本于性情”，“任其本色”，即出自真情真性，“经济文章”（即“仕途经济”）与“风花雪月”（喻男女风情），俱能各得其所，各有价值。此说似乎并不一概否定“经济文章”，只是主张一切要出自真情真性，反对贵此贱彼，扬此抑彼。就涂瀛所取角度而言，谈的也许不无道理，比之把是否走“仕途经济”之路，提到封建和“反封建”高度加以褒贬的政治高调，至少要平实得多。不过，仅以“性情”“本色”作为人的唯一价值取向，则未免失之偏颇，这是把人性价值完全等同于人生价值——而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有真情真性的所谓“性情中人”，他的一生都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红楼梦》第二回，当冷子兴与贾雨村谈及有关贾宝玉之奇闻、奇言、奇行时，作者便借贾雨村之口大发议论，提出了“正邪兼赋”之说。按此说，“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其中，有些人既非禀赋正气的“大仁者”，又非禀赋邪气的“大恶者”，而是兼赋正邪两气、中不溜秋之人，他们“置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必为奇优名倡”。《红楼梦》列举的众多“正邪兼赋”之人，形形色色，类型驳杂，单从人性价值取向看，尽管都是具有真情真性和“聪俊灵秀之气”的人，但结合人生价值取向定位，情况就千差万别了。比如其中陶渊明与陈后主、宋徽宗情况就有天壤之别。陶渊明作为真正“逸士高人”和绝代田园诗人，其恬淡清高、不慕名利的真情真性，与其辞官归田、诗酒自娱的人生选择恰相契合，从而使他更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也就是说，他既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性情”“本色”，一生也事业有成，没白活，其人性价值与其人生价值是平衡协调的。而陈后主、宋徽宗如果说也可算生于帝王之家的情痴情种，那么，其作为情痴情种那种恣情任性、沉溺情色，与其身系苍生祸福、国家安危的国君角色身份则恰相牾，这至少是作为重要主观因素之一，促成了他们的失败人生或可耻人生，最终分别以亡国或祸国之君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此，其人性价值与其人生价值是矛盾悖反的。
贾宝玉这个“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己卯本第十九回夹批）的小说人物，情况也很独特。作为《红楼梦》中“正邪兼赋”的人物，贾宝玉远不是个理想化的男子汉，但作为一个“实心的傻孩子”，他最少世俗人情世故，更多保留了人的某些真情真性，保持了儿童的某些天真。在世人眼中，他的某些“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往往恰好是其真情真性、任情任性达于极致的表现。
贾宝玉的“情”虽不限于儿女之情，但儿女之情无疑是其重要方面。他一生既对林黛玉情有独钟，又泛爱一切年轻貌美的女孩子（甚至包括有“女儿之风”的男性）。他的这种泛爱，同他的嗜红癖一样，仿佛与生俱来，又与他自幼锦衣玉食，珠围翠绕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但比之一般贵族纨绔，他对女孩子们却少了一点轻薄，多了一份尊重；少了一点狎邪，多了一份纯情；少了一点占有欲，多了一份体贴心——这种所谓“意淫”心态，虽带公子哥儿怜香惜玉的脂粉气，却也从中流露出少男少女间某些纯真美好、弥足珍贵的感情。
不过，事物往往有其两面性，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贾宝玉的“情”出自人性本真，较多保持了人的赤子之心，固然有可“宝”可“玉”、真“宝”真“玉”的一面，但贾宝玉由于过分痴迷于一个“情”字，超过了一般正常人感情生活应有的“度”，也就走向反面，使其一生为情所累，为情所误，为情所毁。
甲戌本第一回石头“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一句有眉批云：“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我们也可反过来说，石头因“无补天之用”，故更深地“落堕情根”，这两者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于作为石头隐喻所指的贾宝玉来说，其喻意是很确切的。只要不把“补天”喻意政治化，说成是什么“补”封建制度或封建统治之“天”，不把石头“无补天之用”或“无材补天”说成是其自觉拒绝“补天”，那么，这一批语实际上已触及贾宝玉身上人性自我与角色身份、人性价值与人生价值的严重失衡或相互悖反的问题。
其实，宽泛点理解，所谓“补天之用”，无非是指于社会有用，成为社会所接受的有用之材——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制度下，社会为维持其存在及正常运转而对每个成员的基本要求。然而，贾宝玉虽生为男性，渐届成年，却“自忘其身之为男”陈其泰：《红楼梦回评》第五回评语，《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4页。，忘记了自己作为男性社会成员的角色使命，感情上无可自拔地深深沉溺于女儿王国，甘愿一生“见弃于世道”，“独为”“闺阁增光”，永为“闺阁良友”。小说第三回插入的“《西江月》二首”说贾宝玉“于国于家无望”，嘲讽中虽带点（人物）自嘲，却也并非反话，而是实情。试想：贾宝玉这个所谓“圣之情者”（涂瀛语），长期陶醉沉迷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把全部心思、全部兴趣、全部精力都耗费在一个“情”字上，三天两头被种种感情纠葛搞得喜怒无常、神魂颠倒，如痴如醉、似傻若狂，没日没夜为体贴、呵护女孩子们婆婆妈妈、“蝎蝎螫螫”地“无事忙”，那么，除与“情”有关之事外，他还想干、愿干、能干点别的什么呢？
像贾宝玉这样无可救赎地“落堕情根”的情痴情种，何止“于国于家无望”，于自己也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他虽然感情上只求与众姊妹长聚不散，视大观园这个女儿王国为唯一的人生乐园和精神家园；但他后来也悟出了人生聚散的道理，深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宴”，即使“温柔富贵乡”的荣国府可以长盛不衰，“花柳繁华地”的大观园可以好景长在，而大观园女儿们却绝不可能青春永驻、红颜不老，也不可能不婚不嫁、长相厮守，因此断无大家终生长聚不散的可能。他每念及此，“不免伤心”，“流泪叹息”，甚至经常提到死。他曾明确表示，只求女儿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化成一股轻烟”，自己也就死而无憾了。贾宝玉看似一个纵情恣性的享乐主义者或“混世魔王”，骨子里却是一个对未来极度绝望的悲观主义者。鲁迅说“宝玉在繁华丰厚中”“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8～189页。。此说堪称独具只眼，入木三分。贾宝玉的悲剧在于：他进不愿像后来甄宝玉那样，走“仕途经济”、读书做官的路，退不能如甄士隐似的归隐江湖、“恬淡”自守，下不甘学蒋玉菡之流做“奇优名倡”、献身伎艺。偌大一个社会，却似乎没有一个他未来安身立命之所，感情上、精神上也找不到一个能“永远依恃”的归宿或家园，留给他的似乎只有一条出路——出家为僧。但贾宝玉后来的“悬崖撒手”，又未必是他心甘情愿的人生选择，出家后他又未必真正做到了“四大皆空，六根清净”，彻底斩断了“情根”。作者在第一回声称本书“大旨谈情”，不仅在虚无的“色空”说中锲入一个“情”字，且让空空道人“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这绝非一般小说家虚言，而当意有所指——“情僧”应是隐指出家后的贾宝玉，以他为主人公的《石头记》故又改名《情僧录》。说贾宝玉平日“杂学旁收”，其思想所受影响似乎亦儒亦道亦佛，但其真正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非儒非道非佛，唯独倾心于一个“情”字——如果说这也算一种人生选择，那么，这一人生选择恰恰导致了他未来无路可走的人生悲剧。
由贾宝玉我们联想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包括普希金同名诗体小说中的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湟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湟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罗亭、《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等等。。贾宝玉作为中国18世纪封建社会“无材补天”的“富贵闲人”，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虽然时代、国情、政治文化背景、具体生存状态和个人思想性格等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颇为近似：都是具有真情真性的性情中人，人性人格上都各有其可取可贵的一面，但由于不同原因却都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归属，精神上都感到困惑、空虚或痛苦，因而在人性价值和人生价值上都存在互相矛盾、悖反的现象——只不过在贾宝玉身上，两种价值取向、价值评判的矛盾、悖反更为尖锐、深刻，更富于悲剧性。
弄清了贾宝玉作为情痴情种之“情”的两面性，以及对他价值取向上的双向性，贾宝玉形象价值评判也就一清二楚了：贾宝玉从人性价值取向看是有可贵之处的真宝玉，而从人生价值取向看又是百无一用的假宝玉——两种价值判断，互相悖反，又互有关联，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