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描写的纨绔子弟中，薛蟠“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为人行事带几分霸气，却又呆头呆脑，冒冒失失，故“混名人称‘呆霸王’”。一个“呆”字，活画了这个形象的突出特点，也把他和一般横行霸道的恶少、衙内之类人物区别开来。不过，薛蟠作为一个特点突出而又血肉丰满的人物，性格内涵并不单一，因而，他的“呆”也具多面性。
他有“呆”得可怕的一面。
《红楼梦》中，薛蟠是唯一背着“人命官司”出场的人物，“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回，又首次触目惊心揭开了当时官场的黑幕，初现了贾雨村的贪官脸嘴。真可谓出场不凡，一出惊人，小说故事开端不久，读者便牢牢记住了他，对他呆气十足的霸王行径，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原来甄士隐之女英莲自幼被人拐走，“如今十一二岁光景”，拐子先将她卖与小乡绅之子冯渊作妾，后“又偷卖与薛家”，“意欲卷了两家银子”一逃了之，谁知被“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两家争要英莲，相持不下，薛蟠岂肯“让人”，“便喝手下人一打，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薛蟠打人致死，人命关天，罪在不赦，但起因却是由于拐子将一女卖两家挑起争端所致，毕竟不同于有预谋的蓄意杀人，而属于争执斗殴中的过失杀人。他指使豪奴打死冯渊，既见“倚财仗势”的霸气，又有“弄性尚气”的呆气。他并无冯渊那样的“绝风流人品”，同冯渊争买英莲（买来后改名香菱）“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与其说是因为钟情于英莲（如冯渊那样），不如说更多出于“弄性尚气”、争强好胜，“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上京”投奔贾府，既不过问被“殴伤”者冯渊的死活，对夺到手的英莲似乎也没流露出特殊爱意和激情。这个“弄性尚气”的人，有时没有明确功利目的，只为了赌一口气，他可以不顾一切，不计后果，直至打人杀人，他这呆得可怕的一面，随时隐伏着惹是生非的危险。贾宝玉挨打后，薛蟠被怀疑“调唆了人来告宝玉的”，大感委屈，“有口难分”，一气之下，竟然表示“今儿越发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进去把宝玉打死，我替他偿了命，大家干净”，并“一边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闩来就跑”，要不是薛姨妈“一把抓住”大声喝止，后果不堪设想。薛蟠呆气加霸气、呆得可怕的一面，使他同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中写滥了的“花花太岁”一类人物，看似很相同，实则不一样。
薛蟠既近女色，又好男风，是个名副其实的双性恋者。而在同性恋方面，他有时显得相当霸道，有时又十分愚蠢下作，表现出呆得可厌的一面。他自同家人住进荣国府梨香院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龙阳之兴”即喜好男色。参见本书前文《贾宝玉的美男崇拜与同性恋倾向》的有关注释。，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白送些束脩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些进益，只图接交些契弟”（男宠或娈童，即同性恋对象）。他凭着有钱有势，在家学中“横行霸道”，“今日爱东，明日爱西”，互相争风吃醋，打架斗殴，搞得乌烟瘅气（包括宝玉、秦钟、金荣等人，也卷入其中）。薛蟠痴迷于同性恋，有时竟欲令智昏，认错对象，作出丢人现眼、自讨苦吃的丑事。“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问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因他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却误认作优伶一类”。薛蟠与他“会过一次”后，“已念念不忘”，“误认他作了风月子弟”，于是“又犯了旧病”，妄动邪念，死死纠缠。柳湘莲强忍怒火，虚与周旋，赚他到京郊北门外“人迹已稀”的静僻处，对他一顿拳打脚踢，一阵马鞭抽打，又逼他喝苇塘脏水，“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经他“叩头不迭”一再求饶，最后柳湘莲才“丢下薛蟠”，“牵马认镫”扬长而去。贾珍等一伙酒肉朋友，“各处寻找”均不见他踪迹，待到北门外找到人时，“只见薛蟠衣衫零碎，面目肿破，没头没脸，遍身内外，滚的似个泥猪一般”。这个呆子遭到柳湘莲一顿羞辱和苦打，完全是咎由自取，呆得令人厌恶。
薛蟠脑子既不太好使，又从未认真读过书，胸无点墨，孤陋寡闻，常常闹笑话，出洋相，呆得十分可笑。把尽人皆知的江南大才子唐寅的大名说成“庚黄”，固然是他附庸风雅谈画时闹的大笑话；在与冯紫英等一班纨绔和妓女饮酒作乐行酒令中，他的对句“女儿乐，一根往里戳”之类，更是庸俗不堪，有辱斯文，还有“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这样的“曲儿”，也只能出自这个头脑简单、情同小儿的薛呆子之口。他的闹笑话，出洋相，效果虽然类似插科打诨的小丑，其实也是本色使然，并非作秀，可笑中又带点可悲。
呆霸王薛蟠不仅呆得可怕、呆得可厌、呆得可笑，更有诸多呆得可爱之处。呆人有时本是老实人的同义语，不世故，不圆滑，能掏真心，说真话，往往被世人看做“呆”。第二十四回“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半回情节中，原本是薛姨妈和薛宝钗错怪了薛蟠，以为宝玉挨贾政毒打与薛蟠有意无意“犯舌”有关，任他“急的乱跳，赌身发誓的分辨”，甚至气得想“越性进去把宝玉打死”，宝钗还是对他不信任，于是“正在气头上，未曾想话之轻重，便说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这一说，“把个宝钗气怔了”，“拉着薛姨妈哭”诉，“薛姨妈气的乱战”，薛蟠也“知自己冒撞了”。其实，薛蟠冒冒失失的呆话，倒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恰恰点到了宝钗这位城府甚深的妹妹内心隐私，也触动了薛姨妈自我推销“金玉姻缘”之说的痛处，所以母女俩反应才如此强烈。
知耻后勇，知过愿改，也是薛蟠呆得可爱之处。就在他乱“调情”遭到柳湘莲“苦打”，“三五日后，疼痛虽愈，伤痕未平，只装病在家，愧见亲友”。时间久了，他想到“天天装病，也不是事”，并反躬自省“我长了这么大，文又不文，武又不武，虽说做买卖，究竟戥子算盘从没拿过，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于是决意随“薛家当铺内揽总”张德辉一道去外地跑趟生意。宝钗见“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也说服薛姨妈支持薛蟠的想法，并拿出“八百一千银子”“交与他试一试”，“叫他学些乖来也值了”。尽管薛蟠未能从此彻底改掉一切毛病，日后在家里妻妾间因“怜新弃旧”闹得鸡犬不宁，但他在外行为似乎有所收敛，称王称霸、惹是生非的事少见了。
这位呆霸王最呆得可爱之处，是他不计前嫌，知恩厚报，待人诚恳，很重哥们义气。他遭柳湘莲“苦打”后一度怀恨在心，“睡在炕上骂柳湘莲，又命小厮们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他此时此境如此怨恨柳湘莲，企图报复解恨，自在情理之中，更符合他的呆霸王天性。但事有巧合，薛蟠那次去外地做生意，“同伙计贩了货物”，“到了平安州界，遇一伙强盗”拦路抢劫，恰逢柳湘莲“从那边来了，方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他们的性命。瞬息间，命运根本改变了两人间的恩怨爱恨，薛蟠为感救命之恩，对柳湘莲不仅尽弃前嫌，还“结拜了生死弟兄”，准备回京后“给他寻一所宅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后来，柳湘莲因尤三姐刚烈自刎而情断心冷、遁入空门，薛蟠“一听见这个信儿”，就亲自“带了小厮们在各处寻找，连一个影儿也没有”，他为此“还哭了一场”，回到家里，“眼中尚有泪痕”，过了好几日，酒席上他与“众人”谈起柳湘莲的事，仍“只是长吁短叹无精打采的，不象往日高兴”。薛蟠的情深义重，与宝钗听了尤三姐之死，柳湘莲的出家，漠然置之，“并不在意”（反用“生前命定”之类空话来安慰为之“叹息”的薛姨妈），恰成鲜明对比。
呆霸王薛蟠之“呆”的多面性，正突现了他性格和人性的复杂性。他虽然干过坏事作过孽，但他绝不是从头到脚都坏透了的坏蛋，也不是从始至终无恶不作的恶棍。在他身上，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混然杂陈，又有机统一，并不存在“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似的性格分裂。他的作恶使坏、出乖露丑，与他的憨厚诚实、重情重义，看似矛盾对立，其实都有机统一于他作为呆霸王的本色秉性。他的“弄性尚气”和纵情任性，本身就带有可善可恶、可好可坏的二重性，也存在从恶向善、由坏向好转化的可能性，他与柳湘莲之间的恩恩怨怨，他对柳湘莲由原先恼羞成怒的满腹怨恨，转变为后来感恩戴德的深挚情谊，其所以自然而然，真实可信，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历来对薛蟠评说不少，多把他归为坏人或反面人物一类，充其量说他只不过多少有别于那种一无是处、“无往不恶”的坏人或反面人物。比如有位红学家的文章说，“薛蟠是个反面形象，这是无可置疑的”，“他是个坏人，那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在舞台或银幕、荧屏上出现时，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无须提‘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 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321页。。
依我看，这个“无可置疑”、“毫无疑问”的结论，实在是大可怀疑、大可讨论的。舞台、银幕、荧屏上出现的形象，让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看都能分清“是好人还是坏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样简单化、脸谱化的形象塑造是否都值得肯定、值得提倡，我们不必在此讨论。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如此简单划分好人坏人、正面反面的人物分析方法，在《红楼梦》里未必都行得通，这部小说里的绝大多数人物（包括薛蟠在内），未必需要、未必适宜划为通常意义上的好人坏人或正面人物反面人物。
如前所说，薛蟠是背着“人命官司”出场的人物，有的读者可能会先入为主，或者按照惯有的阅读期待，以为他必然是被作者当成坏人或反面人物来塑造的，但一当认真读完“红楼”全书，仔细审视薛蟠全人，恐怕自己也会怀疑或推翻原来那个先入为主的设想。
毫无疑问，按照任何时代的任何刑律，薛蟠都是个被贪官庇护、逍遥法外的刑事罪犯。但，对文学形象的审美评价，毕竟不同于对刑事罪犯的法律裁决，仅据此就把薛蟠归为坏人或反面人物一类（尽管承认他多少有别于其他一般坏人或反面人物），岂不是太匆忙，也太简单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