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正题之前，不妨先从一个遥远的历史故事说起。
《左传·隐公元年》记述了春秋时代郑庄公与其胞弟共叔段同室操戈的史实。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位骨肉相残之类事，在中国史不绝书，不足为奇，此段史实作为真实故事，独特之处仅在于：郑国这个兄弟阋墙导致兵戎相见的历史事件，却根源于生母偏心，而偏心的具体原因更异乎寻常。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所引原文和史实可参见《古文观止》首篇《郑伯克段于鄢》。……
意思是说：当初，郑武公（庄公之父）娶夫人于申国，叫武姜，她生了庄公和共叔段两兄弟。庄公出生时难产（手足先出曰“寤生”），姜氏受了惊吓，所以给他取名寤生，从此就厌恶他。武姜偏爱次子共叔段，想立他为储君，多次向武公提出请求，武公都没答应……武姜因难产而恶庄公、生偏心，因偏心而企图废长立幼，由此种下了兄弟之间权力斗争的祸根。及至庄公当了郑国国君，在武姜公开袒护、暗中支持下，共叔段为选封邑、争地盘处处与庄公作对，直到后来，武姜企图做内应，开城门，配合共叔段武装偷袭郑国国都。这场内讧，当然是以郑庄公取胜，共叔段失败告终（《春秋》一语定褒贬，谓之曰“郑伯克段于鄢”；庄公爵位为“伯”，故称“郑伯”）。庄公对武姜极为不满，曾发誓不到黄泉不再见面，后在部下颖考叔的启发下，庄公掘地及泉（泉水），与武姜相见，“遂为母子如初”。当然，“如初”不等于和好——因为这对母子关系开初就很不好，只不过恢复母子间起码的礼仪关系而已。
人说母爱是无私无偏的。对武姜而言，郑庄公与共叔段，手背手心都是肉，理应一视同仁，一样疼爱。生庄公时难产，本是产科病理现象（胎位不正），胎儿何罪之有？根本不能成为厌恶儿子的理由。问题恰恰在于，武姜因难产而产生的仇子情结，是不能用一般常情常理来解释的，作为一种非理性的个人心理无意识，它的形成原因或许十分偶然，却对人的一生某些思想、行为往往具有导向性或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从历史上武姜与庄公的母子关系，我们不由联想到《红楼梦》中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虽然两者一为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一为小说人物、小说故事，历史时代、故事背景、人物地位、事件性质、具体情境也大相径庭，但从导致至亲骨肉关系反常的深层心理原因来看，两者不无相通之处。
《红楼梦》中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按当年的流行说法，这父子二人乃是封建卫道者与封建叛逆者的关系，他们之间存在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其实，在涉及宝玉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的问题上，父子二人尽管存在过分岐，但未必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如此政治化的高度，说得贴近实际一点，他们的关系倒有点像严父与逆子的关系，又有别于一般严父与逆子的关系。宝玉比之一般不肖逆子，自有其特立独行一面；贾政对宝玉的厌恶以至深恶痛绝，也大不同于心态正常的一般严父。更值得注意的是，贾政对宝玉的厌恶，并不始于宝玉渐知人事、渐届成年的阶段，而是发端于他刚满周岁、蒙昧无知之时，引发的事因也纯属偶然。
旧时代流行“抓周”试志之俗，即在幼儿满周岁时，任他（或她）抓取周围之物以试其志。这本是大人一手安排、一厢情愿的测试，与幼儿本人未来志向并无什么必然联系。因而对这种半仪式化、半游戏化的民俗，一般老百姓即使带着不同期待无妨一试，对测试结果未必看得那么认真，往往一笑置之。唯有贾府这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脑壳却有点方的政老爷，对“抓周”结果看得认真，认真得出奇。据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介绍，宝玉“那年周岁时”，贾政“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贾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刚满周岁的孩子，谈得上什么“志向”，“抓周”只抓“脂粉钗环”不过是偶然巧合，或出于孩子习惯性的视觉、嗅觉反应（因宝玉自幼生活在珠围翠绕、脂浓粉香的环境）。全知全能的作者可以借写“抓周”暗示点宝玉未来行状，小说中人的贾政据“抓周”结果便断言宝玉“将来酒色之徒耳”，则纯属主观武断，“因此便大不喜悦”，似乎和儿子结下深仇大恨，更说明此公的脑壳真有点方得可以。
向来虽有严父慈母之说，但像贾政对宝玉那样“严”得出格，确乎少见。按作品所写，贾政对宝玉难得开过笑脸，难得轻言细语说过一句话。宝玉远远瞧着贾政，即如老鼠见猫一样，避之犹恐不及，实在避不了，才罪犯似的屏声静气，俯首恭候。可以说：宝玉基本上是在乃父严厉目光下和声声“断喝”中渐渐长大的。试看作品第九回首次描写这对冤家父子见面的情景——贾政“正在书房中与相公清客们闲谈。忽见宝玉进来请安，回说上学里去”，贾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
从宝玉“抓周”到宝玉“上学”（贾家义学），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作品没告诉我们宝玉从渐知人事到现今渐渐成人，他的“表现”如何，父子关系如何，似乎留下大段空白，但仅从贾政对宝玉的冷嘲热骂已可说明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空白。宝玉“不喜读书”（准确点说，应是不喜读“四书”“五经”“时文八股”之类），贪玩好耍，做父亲的告诫几句，原是应该的，但像贾政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对“进来请安”“回说上学”的宝玉劈头盖脑一顿臭骂，骂得如此咬牙切齿、尖酸刻薄，确实有点出格。贾政这样对待宝玉绝非偶然。从“抓周”起就对宝玉“大不喜悦”的贾政，面对渐届成年而“不喜务正”的宝玉，似乎恰好应验了他当年“将来酒色之徒耳”的预言，其对儿子由厌恶而憎恨乃是势所必然。
当然，这时贾政对宝玉虽极度失望，却尚未彻底绝望，对宝玉虽由厌恶而至憎恨，其中还多少含有恨铁不成钢之意——这不只是出于他个人愿望，更是基于家世利益、家族承传的考虑。自长子贾珠夭亡之后，宝玉已是贾政唯一嫡子，他虽“禀性乖张，生情怪谲”，其“聪明灵慧”，在贾府众多子孙中却无人能及，倘能“归引入正”，或许“略可望成”。贾政厌恶、憎恨宝玉的“不喜读书”“不喜务正”，却又未完全放弃望子成才的一线希望和对宝玉“归引入正”的最后努力，这使他对宝玉的态度有时表现出喜怒无常或前后矛盾的情状。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开头，大观园工程竣工，贾珍等人请贾政巡视验收并“题匾额对联”。“贾政近因闻得掌称赞宝玉专能对对联，虽不喜读书，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见这机会，便命他跟来。”“对对联”等“歪才情”，在贾政看来，自然非关“仕途经济”正道，但一则由于大观园竣工需要“题匾额对联”，二则贾政也想顺便借此试试宝玉“歪才”是否如师所言。这一天，也许因为大观园竣工，意味着元春归省这件显示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非常喜事”即将来临，贾政春风得意，心情特好，没有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而是带领众清客和宝玉一路观赏园景，一路斟酌留题，一路谈笑风生，对宝玉试才题对中，也破例开过笑脸。比如众人在讨论一处留题时，宝玉独排众议，认为“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众人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命宝玉“再作一副七言对联来”，宝玉“立于亭上，四顾一望，便机上心来，乃念道：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众人先称赞不已。”贾政“点头微笑”，自然是心里高兴，表示认可。但即使在试才题对额过程中，心境特好的贾政对宝玉也并非笑口常开，仍时有“断喝”之声，责骂之语。当贾政与众人为一处题名反复斟酌，均觉不妥时，“宝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贾政的命”，便主动拟题“杏帘在望”四字，并提出用“稻香村”取代“杏花村”作村名。对宝玉的意见，众人都拍手称“妙”，唯独“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此因没有贾政之命，宝玉抢答要挨骂。当对一处景点宝玉看法与贾政相左时，贾政更恼羞成怒，先是骂宝玉“无知的蠢物”，并训斥一通。宝玉仍据理申辩，“未及说完，贾政气的喝命：‘叉出去！’刚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题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到后来宝玉怕得“在旁不敢则声”，贾政又“喝道：‘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横加挑剔，随意怒骂，宝玉动辄得咎，手足无措。这表明，即使贾政心境好时，他内心深处隐伏着的厌恶、憎恨儿子的情结，也会莫名其妙、习惯性地不断触发，对宝玉表现出喜怒无常、粗暴无理的态度。
在“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回，由于一些外因的作用和推动，贾政内心深处对宝玉的厌恶、憎恨更激变为极度仇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一天，贾政见宝玉“惶悚”不安（因金钏儿投井自尽而“感伤”），“应对不似往日”，已“生了三分气”。忠顺亲王府来人向宝玉质询戏子琪官下落，并当场说出宝玉腰间缠有琪官“表赠私物”红汗巾，贾政因此事更“气的目瞪口歪”，待送走王府来人后，便“喝令小厮‘快打，快打！’”此时，贾环又落井下石，诬告宝玉对金钏儿“强奸不遂”致使她“睹气投井死了”，这一下，“把个贾政气的面如金纸”，“满面泪痕，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各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往里头去，立刻打死！’”又“喝令”把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犹嫌打轻了，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来，狠命盖了三四十下。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夺劝。贾政那里肯听”，声称“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王夫人闻讯赶来，“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了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不顾王夫人奋力阻劝，又“要绳索来勒死”宝玉。王夫人表示“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并“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贾政才被迫住手。这时，宝玉已被打得“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解下汗巾看，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
据过去流行说法，这第三十三回情节乃是宝玉与贾政思想冲突的高潮所在，充分显示了宝玉封建叛逆思想与贾政封建卫道思想的不可调和性。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仅有脱离宝玉行为实际、拔高宝玉思想之嫌，也是把贾政基于某种心理变态而演成的一场家庭暴力过分政治化，过分意识形态化。宝玉挨打的直接罪名，一是“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二是他“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所谓“淫辱母婢”云云，固然系诬陷不实之词，但宝玉对戏子琪官（即蒋玉函）“十分留恋”，互赠私物，却是事实。与戏子搞同性恋或有点同性恋倾向，在当时豪门贵族（如那位派人查询琪官下落的忠顺王爷本人便似乎有此倾向）和富家子弟中并不少见，把这说成是宝玉与下层人物的单纯友谊，表现了他的封建叛逆思想，实在是穿凿附会、人为拔高。至于贾政气急败坏中推论宝玉“明日”会“酿到”“弑君杀父”，则更是危言耸听，无限上纲，借给这位脂粉气很重、阳刚气不足的公子哥儿一百个胆子，他也断然不会有这样的“造反”精神！撇开偏见，平实而论，如果是一个望子成材的正常父亲，对宝玉“不肖种种”弄清真相后适当教训教训应属人之常情，气极之下打几板子也无可厚非。但像贾政那样“不暇问”一下事实真相，也不顾任何人的“夺劝”和死劝，一而再、再而三要“下死手”“打死”或“勒死”宝玉，这就不是要教子，而是要杀子，不是一般的教子无方，而是一种失去理智、丧心病狂的家庭暴力。这种变态的暴力行为根源于病态的深层心理，正是由于种种外因的作用和推动，他内心深处隐伏着的非理性的厌子、恨子情结，才浑不自觉地激变为盲目的仇子意识和狂悖的杀子动机——如果不是王夫人拼着老命阻挡，杀子悲剧的演成也并非不可能。
贾政的心理病态，也许可以部分归因于他秉性的人格缺失，他为人过严过苛，对儿子缺少父性和父爱，同时，更与他思想偏执密切相关。醉心于功名利禄，对皇权的顶礼膜拜（由他在元春面前跪启的那段奏辞可见一斑），不仅驱动着他本人于仕途、迷恋官场，也使他对宝玉抱有过高的期望值：期望宝玉将来能委身于“仕途经济”，“为官作宰”，“光宗耀祖”，使“富贵传流”已“历百年”的贾府后继有人。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于是，从宝玉“抓周”结果使贾政大失所望、“大不喜悦”起，他内心便深深埋下了厌子、恨子以至仇子的情结。
贾政对宝玉施暴的行为，受到贾母严厉斥责之后，或许有所悔悟，或许迫于压力，他虽然还在“盘考”宝玉功课，宝玉读书也未见多大长进，但毕竟没再打儿子的板子了。后来，随着“贾政年迈，名利大灰”，他思想偏执大大弱化，对宝玉的认识和态度才为之一变。他开始明白意识到，“宝玉虽不读书”，不长于“举业一道”，“若论杂学”，论“作诗”，则贾环、贾兰“远不能及”，“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自此贾政“遂也不强以举业逼”宝玉了。在第七十七回，贾政还当面夸赞宝玉的“题联和诗这种聪明”，并要他帮助贾环、贾兰二人 ——“自来不曾听见这等考语”的“王夫人等”，也因此感到“意外之喜”。
这是贾政随着思想变化，心境平淡，面对现实的理性支配了头脑，内心深处厌子、恨子情结开始化解，父性也有所复归，因而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明显好转。可见，在《红楼梦》前八十回，贾政、宝玉关系已趋和解，并不存在什么贯穿全书、始终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