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策：支援兰州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一成立，就立即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这便是全国人民在行动上的一盘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改变地区差距，力求平衡发展，是党中央建国后的一项重大决策。为贯彻这一决策，国家把兰州列为重点发展城市，并将其确定为我国重点工业基地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确定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在兰州兴建的就有8项，即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石油机器厂、兰州化工机械厂、西固热力发电厂、兰州自来水公司、五○四厂、兰州钢厂、长风机器厂、万里机器厂、兰州毛纺厂。
1953年1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率领中央专家工作团来到兰州，经实地考察，确定了兰州的城市性质、发展规模和工业布局。应该说，这是兰州发展史上迎来的第一个春天，它为兰州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兰州发展史上一次难得机遇。从此，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兰州，特别是老工业基地东北更是一马当先，先后派出数以万计的技术力量千里迢迢支援兰州，涉及铁路、电力、冶金、炼油、化工、机械制造、建筑安装等各行各业。这些开拓者中不乏高中级工程技术人才、企业管理干部、大中专毕业生、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
一时间，新兴的兰州，到处是工地，建设队伍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全市商业、服务业的现状与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城市建设的要求极不适应，仅仅依靠兰州乃至甘肃的力量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上海这座远东的第一大都市，建国前工商业服务业高度发展，过分集中。建国后，由于外部的封锁和国内消费的变化，经营很不景气，使其工业、商业、服务业一度处于低潮，一些企业的资金需要寻找新的投资环境，一些闲散下来的职员、技师、工人也需要有新的工作，社会上还有很大一批人需要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采取企业内迁和劳动力调配办法，组织动员上海一批企业、资金、人员支援内地建设，同时缓解上海的矛盾。而上海的援助，使得兰州市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城市服务功能的建设，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设大军涌如潮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外地援兰建设大军几十年如一日，胸怀祖国扎根兰州，为大西北和兰州的经济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为兰州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名诗人公刘的《兰州》，写于1957年夏天，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兰州建设的场面，歌颂了全国人民支援兰州的献身精神。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读起来仍散发着昔日的芬芳——兰州的马路尘土飞扬，一堆堆砖瓦一堆堆泥浆，这边的厂房在安装机器，那边的学校散发着漆香。市声喧嚣，人群掀起彩色的波浪，各路口音，各路的梳妆，过往行人偶一驻脚，就能在身边发现故乡……粗线索勾出一个大理想，城市的每瓣肌肉都透露着生活的力量；同志，你是否也觉得它像一个少年，发育异常，却绷着一件窄小的衣裳？
为迎接支援者的到来，兰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接待安置组，专门负责迁兰企业和人员的接待安置工作。兰州人民敞开了热烈欢迎、真诚邀请的怀抱。
1955年夏，全国各地数百名高校毕业生分配兰州当教师；1956年3月底，北京、天津、上海4000教师到达兰州。同年5月6日，中科院西北分院迁兰。
为了解决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国家建工部从1955年到1958年三年间先后从全国各地调迁数路大军，汇集黄河之滨，摆开建设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战场。1954年底曾转战大西北，为解放兰立过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三师（简称建三师）戎装未解的八千余名官兵，在师长张占云、政治委员吴松率领下由西安调进州，同来的还有以申景泰为副经理的西北一公司近二千余名职工，从此拉开了建设兰州的序幕。
1956年初，建工部再次做出决定：将从事工业建设基础较好、并有一定大工业施工经验，以边敬为经理、延景玉为副经理的哈尔滨东北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调迁兰州与西北兰州工程总公司合并，这是一支力量雄厚，且对大型工业建筑施工具有丰富经验，拥有11334人的劲旅。同年8月，兰州总公司从河南招工11701人，从上海招工3064人。12月，国务院决定从兄弟省（区）支援甘肃768名干部和固定工2057人。
1956年上半年，以牟建章经理和张学新书记率领的二千多名职工来到兰州，改称为甘肃省城建局第三工程公司。不久，以迟不思为院长的青岛市勘察测量队的一百余人也到达兰州。
1957年7月，建工部将部直属的张掖建筑工程总公司第二工程处、运输队、加工厂约二千名职工，划归兰州总公司领导。
甘肃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原貌在这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五万余名建筑健儿队伍中，有原西北军区、甘肃省军区所属建筑公司，他们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将军牵头于1950年组建的“共和建筑公司”，其中包括有以通晓我国明代建筑艺术而闻名的总建筑师杨耀为首的“五一”建筑公司。
1963年，以张思良为经理和单国栋为书记的五千七百余名职工，从南国的广东茂名市风雨兼程来到了兰州。
为了建设大西北，为了建设新兰州，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建筑大军，离开舒适优越的生活环境，告别父母妻儿，从四面八方来到了气候干燥、风沙弥漫、生活艰苦的兰州。那种忘我劳动、不计报酬只求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就这样，无数建设大军汇集黄河之滨，摆开了建设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战场。他们以无畏的拼搏精神，克服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在艰苦的岁月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兰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什么是奉献，这就是奉献！
什么是时代精神，这就是时代精神！
60岁的医学博士刘景辉率领华东建筑职工医院职工，从上海一路风尘来到兰州，为创建甘肃省建筑职工总医院而呕心沥血的动人故事，让兰州人永远也不能忘怀。
当年的省建总公司（时称兰州建筑工程总公司）医院是一家设备简陋，仅有职工80余人、病床约50张的诊疗所，除两名大学毕业生外，其余医务人员都是部队集体转业的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由于未经正规培训和系统学习，技术水平较低，不能进行较大的手术，也不能治疗比较疑难复杂的病症，遇有重病人只好转送其他医院治疗。远远不能满足几万人的大企业治病、防病的需要。正当总公司领导为此忧虑之时，国家建工部作出决定：华东建筑职工医院集体迁兰，支援西北建设。
时值1956年2月初，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
华东建工医院的前身是刘景辉先生解放前在上海创办经营的一家私营医院。刘景辉，山东省潍坊市人，1926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曾获加拿大医学博士学位。上海解放后，他多次向政府申请将自己的私营医院无条件交公，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直到1953年6月，才经上海市卫生局同意接收并移交华东建筑工程管理局。从此，刘景辉成为革命队伍的光荣一员。
接到医院集体迁兰的命令之后，身为院长且年已60岁的刘景辉没有丝毫犹豫，他说：“到祖国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我的希望所在！”两个月后，他率领全院年轻职工（除组织上决定部分留沪人员外）共89人毅然来到兰州。他们中有获加拿大医学博士学位的原华建职工医院肺科主任龚理平教授，1934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的原口腔科主任医师袁伯亚教授，还有高级医师高如峰、曹元甲、刘永壮、徐衍熙、宋黎影等人。在医院迁兰过程中，从领导到群众，从共产党员到普通职工都表现出献身祖国、支援大西北建设的高贵品质。
共产党员陈德东、匡学文，侨眷会计张志祥表示：服从党的分配，积极支援大西北建设。工人薛海清当时爱人生孩子还不满月，完全有理由推迟来兰，但他却将爱人送到了娘家，押运装有器械家具的货车按期抵兰。大家以百倍的精力积极投入到艰苦的建院创业之中。
迁兰后，医院很快走上了发展的黄金时期：1967年第一例断指再植成功；1971年左臂中段断裂再植成功；1975年骨髓损断伤肋间神经骨髓植入术获成功；1981年断肩再植成活等等。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院组织的几次重大医疗抢救，在省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华建医院迁兰职工为主要技术力量的医技人员以自己高超的医术和重大的医疗成果，使医院的社会知名度大大提高。华建医院迁职工在甘肃省建筑职工医院的发展历史证明，他们是千百万华东人民支援西北建设的优秀代表，他们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兰州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来自黄浦江的馈赠1955年夏初，中共甘肃省委决定由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杨一木与中共上海市委协商援兰事宜。不久，杨一木去北京开会时，恰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相遇，谈及此事，得到柯庆施的大力支持。会议结束后，杨即从北京直接去上海，与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进一步协商关于发动和组织上海部分工商企业，部分资金、人员支援兰州建设的问题。1955年7月，甘肃省委又派工业厅厅长王耀华等同志去上海，参加由国务院三办谷牧副主任主持召开的“关于工业内迁及劳动力调配座谈会”，制定了内迁的初步方案。
面对党中央的号召和兰州人民的邀请，上海给予了热烈的回应，伸出了无私真诚的援助之手。
1956年4月，兰州市组成访问团奔赴上海。让大上海的人们来州这片荒凉之地工作生活，他们会接受吗？访问团成员的心里，都怀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常言道：“栽得梧桐树，方能引来金凤凰”，而我们靠什么呢？仅靠一颗火热的诚心行吗？
然而，从踏上上海的那一刻起，他们便感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在上海，访问团受到了上海市党政领导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接待。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专门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宴请全团人员，并代表上海人民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无私支援大西北，支援兰州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原则是：你们需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甚至还提醒说：你们可以在这里多走走、多看看，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共同研究，一定全力配合做好工作。
一番肺腑之言，使访问团一扫顾虑，信心倍增。在两个多月的考察中，他们时时刻刻都处在喜悦和激动之中，深切感受到上海人民的巨大热情。
“只要你张嘴，我们就同意；只要你邀请，我们就接受。”成了当时上海人民支援兰州的生动写照。
上海的繁华与兰州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面对上海发达、密集的工厂和服务业，访问团深深感到兰州需要得太多太多了。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尽量多迁去一个工厂，尽量多邀请一个支援者。
尽管心存渴慕，但朴实的兰州人并没有狮子大张口般地伸手，而是设身处地去体谅上海政府和人民的难处。几乎每一个要求，他们都是想了再想，他们不想让上海人民为难。而上海市政府和人民表现出的热情、真诚和无私则大大超出了访问团的预料，他们说到做到，言而有信：要什么就给什么，你不好意思要的，我们主动支援。
当时确定迁兰的企业中，有这样几家企业是兰州人想要却不敢张口的，但慷慨的上海人民却主动“赠予”了。它们是：信大祥呢绒绸布店、悦宾楼京菜馆、意姆登洗染店、佛慈制药厂等享有盛誉、发展前景很好的“老字号”。
这是一次全面的、无私的支援，行业涉及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当年《解放日报》为上海支援兰州社会主义建设出版的专刊、专版迁兰企业兰州热水瓶厂迁兰企业兰州搪瓷厂面。工业企业方面有：制药、小五金、玻璃、搪瓷、墨水、针织、印刷、电镀、仪表、机器等；商业企业有：百货、棉布、绒线、皮鞋、西服、时装、照相材料等；饮食服务企业有：洗染、理发、照相、中西菜馆、糕点等。特别是兰州胶鞋厂、兰州搪瓷厂、兰州热水瓶厂、兰州佛慈制药厂、兰州墨水厂、兰州玻璃厂等一批轻工企业到兰落户，填补了兰州在这些领域的空白，解决了日用工业品要从沿海调进，本地轻工业基础太弱的问题，也为甘肃轻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上海市政府制定的支援搬迁原则是，在确定迁兰企业时，必须是经营要有特色、社会上有影响、质量服务有优势、能起到示范推动作用的企业，并且是资金、人员、企业整体搬迁。在这场无私的大援助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热情的支援者，他们中有普通工人、也有高级技术人员，还有一大批上海有名的独资、合资企业主，如韩铁成、钱念祖、葛行之、濮容百、沈罗坤、周湘、严里涓、韩铁溶、韩铁隆、张源泰、杨云波、吴仁葆、陈树棠等等。
在双方的密切协作下，搬迁工作进展得异常顺利和扎实。从1956年6月开始，到1957年初，仅用半年时间，便基本完成了援兰企业的搬迁工作。
尽管支援者都誓言在胸，信心百倍，但现实中遇到的困难仍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首当其冲的便是环境的极度不适应。从气候宜人的沿海内地来到西北高原兰州，气候的巨大反差，使支援者吃了不少苦头。当时的兰州树木稀少，一刮风，便是一片飞沙走石，打在支援者身上、脸上，是难忍的疼痛、满嘴的泥土和难言的无奈。刚来时，很多人都因氧气不足而头晕、恶心。因气候干燥，他们常常流鼻血，嗓子发炎，反复感冒。南方来的建设者们不会生火炉，为此吃了太多的苦头等，需要克服的困难很多。
令人崇敬的是，面对条件的恶劣和种种困难，众多的支援者们不仅没有灰心丧气、打退堂鼓，而是知难奋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火热的创业中去。
为了建设一个新兰州，为了求得自身进一步的大发展，迁兰的企业以百倍的信心投入到创业之中。无论是名声在外的信大祥、泰昌、佛慈、悦宾楼，还是众多的工商企业，都依据自身实际，锐意开拓，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三家皮革（件）厂迁兰后更名为兰州震旦皮件厂，成为西北皮件行业的鼻祖。
1960年迁兰的兰州开关厂，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努力竞争，先后派生出兰州仪表厂、兰州无线电厂、兰州仪表标准件厂、安宁弹簧厂、兰州电镀厂等地方企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展。
百货、棉布、绒线、皮鞋、照相器材、西服等商业企业，从一开始，营业额就翻着跟着往上长。新亚洲理发店营业额比在上海时增长了50倍；凤凰照相馆在上海每天营业额只有40元左右，迁兰后第一天营业，就顾客盈门，营业额高达387元；大中华菜馆，在上海时每天营业额只有200多元，迁兰后，在货源不充足的情况下，每天营业额均在1000元至1500元左右，有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就关门打烊了。
很短的时间里，上海迁兰的人员就跃升至1837名。他们大多思想稳定，工作认真，积极为兰州建设献计献策、流汗出力，共有513人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受到了各种表扬和奖励。
据负责援兰接待工作的兰州市原副市长王君朗同志回忆：上海人民援兰热情十分高涨，踊跃报名的企业和群众，远远超过预想的数额。记得有两个没有报上名的十七八岁的青年找到我，哭着要求参加援兰建设。我对他们说：“兰州生活条件很差，工作艰苦，马路不平，电灯不明。”他们说，我们支援兰州什么都不怕，他们的父母也来“求情”。仅仅两个多月时间，我们就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搬来了一些历史悠久，享有盛誉，有社会影响，经营有特色，在兰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商店。为了提高兰州市的商业管理水平，上海市还从商业系统抽调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技术人员支援兰州。我们还招收了一大批上海青年来兰州参加商业服务工作。为丰富群众生活，我们还将上海的一家越剧团全班人马搬来了，并为友谊饭店挑选了一批高级中西餐厨师和服务员。
兰州用从上海公私合营企业引进的200万元资金，修建了大众市场、大众浴池、永昌路百货商店、建兰饭店、建兰路百货商店及浴池和市商业学校等，填补了兰州的空白，使兰州的服务能力有了一个大的提高，初步解决了住宿、购物、洗澡、理发的困难。
迁兰企业以各自特有的经营方式、经营作风和规范优质的服务，以及考究精细的做工，多样的花色品种和新颖的布局陈列，给州这座古老而新兴的城市，增加了生机和活力。兰州，借助上海人的力量迅速走向了繁荣。
从上海调来的商业服务业的骨干，大都安排为兰州有关国营单位公司的经理、副经理，甚至担任了商业局的局长。对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按工资不变、职务不变的原则，也都安排在原企业单位任正副经理，这些同志守职尽责，发挥业务特长，在各企业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以后兰州市各个重要企业或部门的厂长、经理、工程师、会计师，有的同志还担任了兰州市的政府、人兰州市访问团成员在上海留影大、政协及省民建的领导。如1956年从上海来“支援大西北”的段均平，原在上海华东粮食局工作，来兰以后，长期担任领导工作，1980年至1990年出任兰州市副市长。他们都是上海迁兰工商界的优秀代表。
原工兴玻璃厂经理，后任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的周怀仁先生，对当年迁兰的盛况记忆犹新，他说：
工兴玻璃厂在上海市属于中小型企业，以生产“四大缸”而名扬四方。当时的所谓四大缸即墨水缸、海绵缸、印泥缸和金鱼缸。前三缸是出口产品，归上海市文教用品公司包销，而金鱼缸则是该厂在上海的独家产品，形似老虎足爪式的三脚鱼缸曾风靡上海市。另外，该厂还生产日用玻璃器皿、电料罩、玻璃仪器等，是当时上海玻璃门类最多、技术力量较强的工厂。
1956年7月2日，上海工兴玻璃厂65名职工，从上海来到兰州，兰州市党政部门和市工商联等单位领导热烈欢迎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仍使人激动不已。工兴玻璃厂迁兰后，合并到地方国营兰州玻璃厂。兰州玻璃厂全体职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大家都为玻璃厂的发展壮大而欢欣鼓舞。
工兴玻璃厂的职工在上海刚刚庆祝了跨入公私合营的喜庆大典后时间不长，到兰州又一跃变为国营工厂的职工，因而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立即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火热的生产中去。
周山宝、孙少1980年5月，兰州玻璃花瓶展销会期间，周怀仁（左二）与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商业部门负责人洽谈业务龙、沈家其、周有才、程志香和黄年喜等同志都是该厂技术上的能手。周山宝师傅是上海市玻璃行业中的四大名匠之一，是近代玻璃钳子工的能手，他制作的金鱼缸、荷叶罩果盘、花瓶等，做工精细，造型优美，在玻璃行业中独树一帜，使人难以望其项背。特别是他试制成功的大红色套料玻璃花瓶为当时玻璃工艺的一绝，成为兰州市的出口创汇产品。
纵观上海迁兰企业，阵容相当庞大，计有商业17户，汽车修理19户，服务业27户，饮食业10户，工业企业41户，共计114户，其中私方人员111人，职工987人，资金333.3万元。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建设者都已步入晚年，有些人则长眠在兰州的黄土地下，他们的子孙后代已在兰州繁衍成长，成为新的一代兰州人。如今他们像父辈一样，继续挥洒着他们的汗水，为新兰州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州早已成为他们真正的家！今天的兰州，已远非昔比，回顾五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每一个兰州人都会从心底里发出对援兰大军由衷的感激之情。上海援兰者们对兰州工商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热血青年，支边来兰献终身“到大西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共同理想，拨动了五湖四海有志青年的心弦，点燃了许多才华横溢、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的激情。于是，从江南水乡、从白山黑水、从八百里秦川、从富庶的川西平原、从京津唐……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投身到兰州这片热土，顶风沙、冒寒暑，在党的号召下，以艰苦为荣，以建设祖国为荣，甘洒汗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
解放前的兰州人，吃水靠人力从黄河挑运，满街是水夫们的叫卖声。夏天，水质呈黄色，沉淀后方能饮用，冬天只有在封冻的河面上凿洞取水，饮水十分不易。为了配合新兴大工业的建设，1955年春，国家确定在西固建设兰州自来水厂。1956年4月5日，从全国各地抽调的342名各类专业人员开始陆续来到兰州。上海自来水公司以徐巧根经理为首的108名配套人马全部抵兰，他们当中有领导干部、行政管理干部和来自上海自来水公司杨浦水厂（英商办）、沪南水厂（法商办）、南市水厂（中美合办）、浦东水厂（德商办）的水质分析工程技术人员、化验员、净化工、运转工、管道工、水表工、营业抄表员和其他辅助工人。
那些年，除了全国各地涌来的志愿者以外，大批外国专家也纷纷来到兰州，在新兰州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接待和安排好苏联和东欧专家，兰州市建立了专家招待所。前楼的“高档”客房有抽水马桶、盥洗设备，一楼设有餐厅（也作舞厅）。为了体现中苏友好，后经国务院专家局同意，定名为“兰州友谊饭店”，于1956年6月18日正式开业，接待外宾。
当时的友谊饭店，仅有管理、服务人员15人，更没有接待外宾的经验和做西餐的厨师。适逢上海支援兰州建设的良机，一批精通西餐的点心大师、面包师，熟悉外语的招待师、理发师、修指甲师和熟悉外宾生活习俗的服务员45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应邀来兰州落户。
这些援兰者，克服西北黄土高原气候、生活带来的种种困难，团结共事，出色地完成了接待来自苏联、捷克、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专家和其他外宾的特殊任务。
宾馆营业后，上海援兰人员中不少人做出了显著成绩，特级宴会设计师胡春鉴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几十年如一日，立足本职，刻苦实践，认真研究总结出了“迎、引、递、问、快、准、勤、稳、礼、送”十字待客服务真言，并以流畅的英、俄、日等国日常用语，娴熟的礼仪礼节，热情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国内外宾客，给外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理发师俞蔚龙，用土法剃头并切鲜姜片剂擦抹头部，使苏联专家马德洛索夫的头上意外地全部长出新发，他回国后曾三次写信感谢并赞誉俞师傅为“理发医生”。还有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做出了贡献的张妙珍、李兆庆、张铭信、沈长波、沈银林、景克元、黄德有、刘福堂乃至全体工作人员，他们均以一流的服务，表达了兰州人民对友好国家宾客的深情厚谊。古巴、苏联等国外宾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国的服务态度真好！招待技能真棒！已经够得上登峰造极水平。”来自上海的大师们的热情服务，像一股股温暖和煦的春风，吹进外宾的心扉，为饭店和兰州人民赢得了荣誉。
旧社会，兰州“马路不平，电灯不明”，但刚一解放，街头就闪烁起变幻七彩的霓虹灯。原来在1952年国庆节前夕，天（水）（州）铁路即将竣工，为举行隆重盛大的通车庆典，甘肃省党政领导指示，会场要布置得光辉灿烂、五彩缤纷、气象万千、隆重庄严。邓宝珊省长指令甘肃省建筑公司派人赴上海，以自己的名义，邀请中国霓虹灯厂派技师支援兰州建设。省建公司派陈旭青同志赴上海办理此事。上海中国霓虹灯厂的领导愉快地接受邀请，安排赶制了一大批霓虹灯运往兰州，同时选派了13位技术高超的师傅，于9月中旬抵达州，当时达成协议：布置、安装好会场的霓虹灯后，13名技师立即返回上海。
经过紧张的工作，9月30日，会场布置完毕，火车东站广场搭起友谊饭店新貌了主席台彩楼，彩楼前上方的横梁上装上了“热烈欢庆天兰铁路通车”的10个霓虹灯大字，并在它的周围安装了许许多多小霓虹灯。
同时，省人民政府、西北大厦、电厂等处的建筑物上，也安装了霓虹灯。“国庆”和欢庆天兰铁路通车庆典之夜，庆祝会场和省政府等建筑物上霓虹灯大放光彩，五颜六色的彩灯闪烁变幻，把丝路古城点缀得美不胜收，使参加庆典的干部群众目不暇接，有力地渲染了庆典的气氛，使兰州市民对上海中国霓虹灯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庆典过后，邓宝珊等省上领导都认为省会兰州非常需要这样一家工厂。于是，即派员前往宾馆说服、动员这批技师留在兰州办厂。
经上海中国霓虹灯厂领导的同意，徐顺度、尹东书、唐桂清3位年轻技师，毅然放弃“鱼米之乡”的大上海，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留在了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兰州。随后他们3位在戚志刚同志带领下，在州办起了霓虹灯分厂。从此，兰州地面上就有了自产的霓虹灯！
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更是浸透着援兰者的汗水，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援与参与，就没有兰州今天的巨变，没有他们的到来，就不会有兰州今天的辉煌。
中国石油兰州炼油化工总厂（简称兰炼）前身为兰州炼油厂，是我国“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6年4月动工兴建，1958年9月建成投产，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炼油厂，被誉为“共和国炼油工业的长子”；从1953年开始，从玉门炼油厂、石油一厂、石油七厂、上海炼油厂等单位抽调的数百名技术工人，来兰支援炼油厂建设。
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总工程师龙显烈，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炼油专家之一。在开发高级石油产品的会战中，他呕心沥血制定总体方案，协助厂长指挥会战，亲自为技术人员讲课，经常深入攻关现场，帮助解决各种技术难题。他说：“我在40年代留学美国时，发现中国人的智商并不比外国人差，旧社会是有力无处使，现在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一定要干出些名堂。”在龙总的言传身教下，不少知识分子打破了对洋人的迷信，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在攻关中有一个很困难的项目，就是特种润滑油的试制。这种油工艺比较复杂，苏联专家曾断言兰炼的条件无法产出这种油。困难面前，副总工程师毛鹏飞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这个项目。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常疼痛不已。但为了确保攻关顺利进行，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与疾病斗争，和大家一起日以继夜地攻关，连续60多天未进家门。在结满冰霜的氨压缩机旁做试验时，拖着几乎提不起来的双腿，一次次谢绝了同志们要他休息的建议。经过10个月的艰辛努力，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特种润滑油，来不及欢呼胜利，他就被抬进了医院，但病还未好，又在大热天穿着棉袄回到了工作岗位。原籍台湾的女知识分子陈以南，被祖国培养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来到兰以后，刻苦攀登石油科研高峰，和同志们一起研制成功“铁钼精制催化剂”新工艺，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原籍福建惠安的黄主平工程师，放弃去香港工作、定居的机会，毅然来到兰州一心一意进行“全白土分子筛催化剂”实验，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
众多的迁兰企业，可敬的援兰人员，他们自从踏上西部兰州这片沃土，就认定这里是第二故乡，并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根植在这里，五十年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上海姑娘，一路歌声到金城1952年4月26日，刚刚中专毕业的208名上海姑娘坐上西去的列车，一路唱着《共青团员之歌》，辗转来到了大西北。她们是第一批支援大西北卫生系统建设的上海姑娘。
208名上海姑娘的西北之行热闹而壮烈，整个上海市都轰动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敲着锣、打着鼓，来欢送这些胸戴大红花的姑娘们，火车站上，姑娘们和她们的亲人个个哭成了泪人，汽笛鸣响的瞬间，有些姑娘的父母哭得昏了过去。但姑娘们仍义无反顾。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青年人就有这么一股子劲。
这208名上海姑娘最大的不过20多岁，最小的仅有17岁，分别来自上海同德、中德、大德、太和、惠旅、生生、人和、惠生高级助产学校和上海市产校。为了参加西部建设，很多助产学校给学生们提供了“方便”，原本7月份才能毕业的学生们在4月份提前毕业了。
在祖国“建设西北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很多姑娘瞒着家人偷偷报了名，为了表示自己参加大西北建设的决心，姑娘们咬破手指，誓血为盟，在血书中写下了：“伟大的时代指出了我们奋斗的方向，我们要插翅飞翔，飞到那遥远的边疆，保卫我们的家乡！党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我们将为伟大的人民而战斗！我们不怕艰难困苦，红军能长征，我们就能吃苦”的豪言壮语。就这样，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们大声唱着激昂的《共青团员之歌》，他们发誓要做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在金融系统，为了生活上的方便，组织上动员当时已有对象的青年在出发之前结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陈穆为47对新人主持集体婚礼的热烈场面。新婚燕尔，新人们没有顾得上享受缠绵的蜜月，就紧张地处理完在上海的事务，换上列宁装、军便装一路风尘地抵达兰州。来到兰州后，新婚夫妇们睡在上海人闻所未闻的火炕上，他们在火坑上架起了床板……年仅17岁的马丽华是家中的独女，为了参加革命，为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她瞒着家人偷偷报了名。然后才去给父母做工作：
“大西北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西安还是一个古文化名城，那里皇帝住过，那里有丝绸之路，还有火焰山、花果山……”在马丽华的劝说下，父母同意了她的选择，但是，父母没有想到的是，马丽华一去就是几十年，一辈子把根扎在了兰州。
“我们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子孙”。现在，当年的青春少女已经变成了满头花发的老太太，但她们从不言悔。一位叫程洁的上海老太太泪光莹莹地说：“为了国家的建设，我们当初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回想当年，那是一件自豪的事情，因为在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当逃兵。现在，当年的同学有的已经不在了，但作为活着的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和强大，看到了州的变化！”
张慧娟和姚雅仙说：50多年了，我们这些上海“丫丫”子扎根兰州，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我们踏踏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工作，现在我们虽然老了，可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在兰州，他们会把兰州建设得更美丽更繁荣。
徐美丽是家中的长女，家中共有姐弟5人。1956年，刚刚16岁的徐美丽从上海商业干部学校毕业后，分到了上海专卖公司上班。几个月后，她毅然决定响应党的号召要来兰州。家人对此非常吃惊，身体不好的父母坚决反对年幼的女儿出远门，但徐美丽却对兰州充满了憧憬：兰州是一个新兴待建的工业城市，听说还是一个拿牛奶当水喝的地方。扎着羊角辫的“小鬼头”最后还是不顾家人的劝阻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西北，把青春年华，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兰州的建设事业。
当时的兰州，同大都市上海有着天壤之别——火车站竟是席棚，饭店的客房连玻璃都没有，木板床上只有一个塞着麦草的垫子。黄河上漂的是羊皮筏子，冬天河水封冻后能走马车和汽车，城里连像样的公路和房屋都没有，除了六七条碎石马路外，其余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人走上去，鞋里钻满了浮土，一旦遇到汽车经过或刮风，就黄土飞扬，让人睁不开眼睛，下雨天更是泥泞难行。环境尽管很恶劣，徐美丽始终执拗地认为：我们是新中国新生的一代，经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和创造，兰州终有一天会变成美丽的新兴工业城市。
后来，徐美丽成为5个孩子的妈妈，为了方便工作，她把几个孩子分别寄养在上海和杭州，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徐美丽说她不是没有动摇过，母亲无数次地劝她回上海，说“就是喝汤，母女也要一起喝”，但徐美丽怎能舍弃这片她曾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热土呢？她跟母亲说：妈妈，兰州就是我的家，女儿离不开兰州！
激情飞扬的兰州情怀1951年，上海市陕西路的一家私人合股企业落成了，股东是茅曙生、胡士廉、钟惠通，资金1万元，茅曙生任经理。这家私人合股企业就是兰州文化用品厂的前身——上海利华文具工业社。1956年元月，利华文具工业社实行公私合营。8月，即迁入兰州。
胡士廉一家三代9口人随厂迁兰，13岁的儿子胡运江是第一次坐火车，他的感觉是那么新奇，坐在火车上可以听到蟋蟀、知了的叫声，沿途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江南风情。火车一路西行，车上一直播放着《花儿与少年》的民歌。胡运江说，这首歌留给他很深的印象，以后的岁月里生活虽然清苦，耳边却总是萦绕着这首歌。
胡运江他们姊妹6人都是在兰州长大，在兰州上学，又都在文用品厂工作，他们一家人对兰州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见。
胡家几代人都在文化用品厂工作，因此，文化用品厂每天的发展变化都在牵动着全家人的心，他们为工厂的发展付出了青春和汗水。
胡运江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兰州人。现在，每当茶余饭后，他都会和高寿的父亲用浓厚的上海方言，谈论着如今上海和兰在城市方面的种种变化。他们对兰州的未来充满着无限期望和憧憬。
上海佛慈制药厂在国内外名气很大，是当时全国唯一生产浓缩丸片剂型的中成药厂。“佛慈”被确定迁兰后，药厂职工思想波动很大。当时全厂共45名职工，60%是20岁上下的青年，女职工有20多人，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未出过远门。
为此，“佛慈”选派两名代表到兰州进行实地考察，与主管及相关对口部门商讨了资源、市场、价格、运输、协作和职工的住宿、家属就业等生活福利问题，考察代表回到上海不久，药厂的38名职工即拖家带口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
后来成为佛慈制药厂总经济师、副厂长的孔繁荣就是代表药厂到兰州进行考察的工作人员之一。他在亲眼目睹了兰州“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的状况后，为了坚定自己迁的决心，给职工带好头，硬是做通了79岁的奶奶、47岁的母亲的思想工作，和妻子带着分别4岁、2岁和刚出生2个月的3个孩子来到州。
后来，孔繁荣的奶奶、母亲分别在兰州去世，就连他在国外做翻译的父亲去世后，骨灰也被安葬在兰州。
刘龙根一家人也是“佛慈”创业的典型代表，刘龙根回忆，当时迁兰前，他和父亲刘裕生都是药厂的熟练工人，迁兰后在厂里工作了一辈子。自己1947年进入“佛慈”工作，1992年退休。如今他的两个女儿、儿子、儿媳都在佛慈上班。他坚信凭着全家三代人对“佛慈”的深厚感情，他们在佛慈的工作会越干越出色，佛慈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佛慈，已发展成为兰州佛慈中药企业集团，拥有十余家企业，并跻身于甘肃工业六十强。
时过境迁，说起“佛慈”在兰州的50年发展变化，这些老上海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感到虽苦犹荣。他们都固执认为佛慈能够扎根西部，开花结果，扬名国内外，不仅意味着佛慈的成功，也意味着他们的成功。
恰如一位叫张新才的援兰志士所说：“我们到了兰州，兰州也哺育了我们。‘好青年志在四方，到西部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话我死也忘不了！”
三线建设，金城再添生力军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趁机叫嚣反攻大陆。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作出了完善工业布局，将部分企业西迁的重大决策，当时称为“三线”建设。
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后，兰州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特别在“加强三线建设”的方针指导下，国家各部委的几千名职工分别由江西南昌、辽宁鞍山、河北宣化、广东茂名和天津等地调入兰州。
1960年，建设部和天津、东北等地的企业，先后迁兰组建了西北油漆厂、兰州长津电机厂，兰州高压阀门厂、西北铁合金厂等至今声誉卓著的企业。
兰州长津电机厂是由天津迁兰的新安电机厂和发电设备厂与原兰州电动机厂合并而成的，是国家机械委布点西北地区的中小型电动机生产骨干企业。天津迁兰职工与当地职工们并肩作战，经历坎坷，同舟共济，艰苦奋斗，为甘肃的工业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兰州虽然地处祖国陆域版图的中心，可在天津人心目中却是一个飞沙走石，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迁厂决定传达后，立刻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年轻人普遍认为“铁血男儿，志在四方，应到外面去见见世面”，他们为能参加大西北建设，感到非常光荣。
第一批迁兰职工起程时，天津火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不少人洒下了惜别的热泪。
数十年“弹指一挥间”。有人说他们“傻”，从天津来到这落后的兰州图个啥？迁兰职工用铁的事实和扎根兰州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他们以突出的业绩为援兰职工增添了光彩，为兰州市争得了荣誉。该厂的到来，给兰州带来了先进的专业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如财务管理是兰州市多年的老先进并被列为免检单位；计量、化验、仓库管理在兰州也是一流的，许多单位曾到厂里参观学习。厂里机修力量雄厚，迁兰后曾给当时的重工业局系统培养了许多机修人员，同时，该厂在燃油锅炉的操作上也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曾先后为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河南烟草公司、南京电子管厂等培训出国司炉，支援朝鲜、坦桑尼亚、几内亚等国家。
那些年，涂料行业的油漆生产厂基本上都分布在沿海城市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涂料和油漆的需求，必须建立西部的涂料工业。于是，化学工业部作出决定：建立西北油漆原兰州长津电机厂厂。甘肃省将土地面积18公顷，坐落在兰州东郊已经下马的省体育学院校址划拨出来，用于建厂。
为此，化学工业部决定抽调天津油漆厂180人、沈阳油漆厂120人、大连油漆厂50人到兰州新厂工作，缺员从部属其他企业内调迁。抽调的人员中，除部分管理干部外，主要是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了办好西北油漆厂，化工部还调集了当时在全国涂料行业中有影响的几名工程师。如：陈世杰、郑纯然、季沛宏、李东民等，为西北油漆厂集中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各企业党组织对搬迁工作非常重视，确定了搬迁的“三好”原则，即：好设备、好技术、好人员。研究调出人员名单时，挑选的职工，大部分是工作中的骨干，年轻、技术好、能力强。由于搬迁时限非常紧，有的人从接到调迁通知，交接工作，收拾准备，直到出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星夜赶往兰州新工地。
在新厂建设的“元老”中，第一副厂长郎宗颖，原是沈阳油漆厂厂长；副厂长刘宝璋，原为天津油漆厂副厂长，他们两位都是三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第一批带队来兰的领导。
西北油漆厂同年5月，第二批调迁职工到兰州，至1965年底，三个搬迁厂到新厂报到的职工已有268人。另外，从化工部、河北省化工厅、锦西和沈阳的化工厂、吉化公司、吉林肥料厂等单位调进37名干部。又从南京动力学校和锦州财会学校分配来多名毕业生，总计314人。
1966年，三个搬迁厂按照规定人数继续迁兰。在调迁职工中，有的配偶在其他单位工作，经动员后，也随职工一起调迁兰州。
1966年底，职工总数达到452人。
从1966年至1969年，北京化工学校、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大连和南京的化工学院、武汉粮食工业学校等大中专院校，又分配进厂100多名毕业生。
这些献身西北涂料事业的干部群众，胸怀祖国，放眼全局，坚决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分配，他们为能参加“三线”建设，感到无尚的光荣。许多职工，明知兰州的生活、工作条件比较差，但仍然积极主动要求赴兰，誓把青春年华献给祖国大西北的建设事业，从此，兰州第一次生产出了叫得响的涂料和油漆产品。
在西北油漆厂生产的油漆源源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来自东北的沈阳高中压阀门厂的1000余名职工家属，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1965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十三局决定：由沈阳高中压阀门厂搬迁一部分人员、设备，支援三线建设。搬迁的原则是：迁出厂不能伤筋动骨，迁入厂能很快形成生产能力，力争在三年内阀门产量达到1500吨，为了迅速落实搬迁方案，当年6至7月间，一机部13局规划处、阀门处、基建处、沈阳高中压阀门厂各派出一名领导组成考察组，到西安、银川、兰州、西宁等地为搬迁厂选择厂址，最后选定了位于州市西固区的兰州有机化学厂。
该厂当时有职工150人左右，厂内设有翻砂车间、锻造车间、电石车间和机钳车间，厂区面积1万多平方米，还有1万平方米的扩容潜力，很有发展前途。选址的同志们回去向领导汇报后，沈阳高中压阀门厂领导带着有关人员又赴兰州，与甘肃省重工业厅及兰州有机化学厂领导协商搬迁具体方案，最后确定，新建厂年产高中压阀门7590吨，搬迁职工300人，搬迁金属切削机床73台，附属设备27台，还有相关的仪器仪表等。同时要求管理人员配套，工具工装自带，毛胚件自带40吨，以后由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供应；老厂工人留50名，电石、翻砂车间由甘肃重工业厅负责调出，老厂负责建三栋家属宿舍，改修翻砂车间和理化实验室；沈阳高中压阀门厂负责工艺路线、设备等。
1966年春节一过，沈阳高中压阀门厂即成立了搬迁办公室，下设人事、宣传、生活、设备、运输六个组。当时决定：沈阳高中压阀门厂动力车间设备全部迁出，不足部分由其他车间抽调；人员要抽干部10名，技术人员30名，行政人员10名，工人250名。共计300名。
一时，搬迁工作万事具备，只候东风了。
在沈阳高中压阀门厂内，经过层层的搬迁动员会议，在共产党员、干部和共青团员的带动下，职工主动要求搬迁，个个愿为三线建设做贡献。六月末，厂里公布搬迁干部名单，最后正式确定并公布搬迁职工计278人，有六名家属顶替指标，计284人，欠16名。其中单身职工56名，带家属的173户，随迁的在校学生198名。搬迁分三批进行，第一批17名，带家属14户，7月7日出发；第二批7月15日走，258人，159户，连家属在内约600多人；第三批留12人，做收尾工作。7月15日，厂有关领导及医务人员随行护送，送别的亲朋好友，在站台上依依难舍，落泪如雨，其情其景真让人难忘。
在北京丰台车站，部局有关领导上车看望了搬迁的职工，对他们顾全国家大局，支援三线建设的可贵精神给予了鼓励。
四十年过去了，但老职工王升运回忆当时的情况仍不胜感慨，他说，来兰当天，职工、家属，就像一窝蜂似的涌进了厂大门。老厂领导和职工像对待亲人一样迎接我们，老厂职工把新房留给我们住，食堂还想办法做出可口的饭菜，老职工跑前忙后地端饭上菜。那种亲如一家的友谊，始终让人难以忘怀。
后来成为兰州高压阀门厂副总工程师的王治家还回忆说：整个搬迁十分顺利，人员安全到达，老幼皆安；设备、物资均无损坏。第二天开始，大家就投入到紧张的安装工作中去了。半个月后，一切准备就位，八月一日进行试生产，八月十五日正式生产。创造了当年建厂，当年投产的奇迹。短短几年时间，兰州高压阀门厂就发展成为西北地区阀门行业的骨干企业，为兰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2003年，厦门企业家陈清流先生注入巨资，组建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企业再次焕发活力，成为“兰州市十大经济优秀企业”。
云想衣裳花想容，兰州姑娘会打扮兰州姑娘爱打扮、“会收拾”，缘于她们多数来自南国水乡、北国冰城，移居金城后适逢大上海美容美发的一些店铺迁来兰州，于是如鱼得水，年轻女子成了这些店铺的常客，而这些行业的服务高手就刻意为她们美容美发，用服饰展示她们的线条，用化妆品妆点她们的容颜……“红花”原名叫“红花女子服饰店”，由原上海的红花女子服饰店、柏乐时装店、正星时装店、中心服装店、新丰服装店和永新服装店合并组成，其中尤以红花女子服饰店、柏乐时装店两家最负盛名，技术最强。6家商店迁兰后组建了“红花女子时装店”，由骆叁宝任经理。
20世纪50年代的兰州是一个百业待兴的城市。当时，援兰的外国专家的生活用品都由国家重点配给，但女专家和专家夫人的服装却成了一大难题，她们的服装有的要从本国带来，有的要到上海或到北京等地去订做。自“红花”迁兰后，很快便着手接待、加工她们的服装。为满足这些专家夫人的需要，“红花”抽调了12名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工人，由两位会讲外语、技艺高超的技术人员华生泉和王禄园负责，专门为她们做时装。
人民美发厅原名为“人民理发店”，其前身是“上海登记理发店”。1943年由徐登祥创建于上海市，故字号名称有“登记”二字。1956年，登记理发店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同年8月，徐登祥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委托公方代表李金发，率领职工奔赴兰州，并与周广明为老板的上海财通记理发店联合，仍以“登记理发店”为牌号，在兰州重新建店开张。当时有职工19人，设置铁盘椅18个，烘发机3台，锅炉2台。在兰州还没有自来水的情况下，他们挑水为顾客洗头理发。1958年丁少泉任该店主任，1965年方忠才继任主任，随后改名为“人民理发店”。他们选取全国各类男女发型数十种，制成图，在橱窗张贴，任顾客挑选。烫洗梳理，锐意创新，在市内服务行业中独占鳌头。1990年以“愿金城人民更漂亮”为宗旨，由“人民理发店”更名为“人民美发厅”。
“意姆登”洗染店，也为美化兰州姑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兰州，人们只要一提起意姆登洗染店，无不交口称赞。然而，“意姆登”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却鲜为人知。“意姆登”是1936年由一位陈姓浙江人在上海创办的。之所以取这么个洋味十足的字号，是因为“意姆登”（Imagen）本系一艘美国商船的船号，而这船号又是取自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传奇剧《辛白林》中的女主人公Imagen，她是美丽、善良、可爱的象征。20世纪30年代，“意姆登”号商船常泊于上海外滩一带。当时，洗染店的创业者陈氏及其妻弟等人，为了生计，只得经常到“意姆登”号船上招揽生意，美国人格外挑剔，生意十分难做。为了扩大影响和吸引更多的顾客，陈氏苦心经营，对收来的衣物做到洗必净、熨必平、染必鲜。这个洗染店由于收费低，服务好，因此越来越受到船员和水手们的欢迎，生意也日益兴隆，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历经风雨春秋和动荡岁月，陈氏洗染店都得以保存下来，为了纪念那艰难的起步，陈氏干脆把洗染店取名为“意姆登”。建国初期，意姆登洗染店由陈氏的女婿戴瑜芳经营。1956年8月，在支援祖国边疆建设的滚滚浪潮推动下，“意姆登”毅然决然地举店迁移兰州。后来“意姆登”相继与由上海迁·04·的“大兴”、“派拿巴”等洗染店合并，仍称意姆登洗染店。此后，“意姆登”又与本市的“美新”“永新”两个洗染店以及城关洗染厂合并，先后改名为“兰州市洗染一厂”“上海洗染厂”。1985年，“意姆登”的老字号重新恢复。
他们洗出的衣物，不但深色的洁净如新，浅色的同样清爽鲜亮，即使有污渍的也干干净净。在熨烫工艺上，“意姆登”全部采用蒸汽熨烫，这样既不损伤衣料，又使衣服平整、有型，给人以美的感受。尤其是烫出的裤中线，挺括笔直，不易变形，穿上近一月时间依然笔挺如新；烫出的舞台百折裙合而平整，开而洒脱，穿上飘逸自然，令客户赞不绝口。
云想衣裳花想容。兰州服装厂，给爱美的兰州姑娘帮了大忙。
1956年上海市第十八服装生产合作社的余荣方等39人，第三十六服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蔡大有等3人，第三十八服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陈若富等7人，第三十九服装供销生产合作社的黄树敏等10人，第四十二服装生产合作社的吴盛林等14人，第四十三服装生产合作社的何金丰等3人，第四十六服装生产合作社的谢培坤等3人，第五十七服装生产合作社的严本朝等20人，还有赵美华、徐伟庭、陈长明、张子敏、蒋杏莲等104名服装工人毅然决定举家迁往兰州办新厂。
各种筹备工作就绪后，谢培坤先行半个月到兰州打前站，其余人员由余荣方、龚海根带队，于1956年7月22日到达兰州。途中，火车在榆中县桑园子发生故障，停开了几小时，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急不可耐，怀着初到异乡的激动心情，硬是步行20多公里，走进了兰州城。
此时的兰州，人口剧增，对服装的需求越来越大。加之兰州是省会所在地，又是西北的交通枢纽，服装业不仅要服务于全市广大群众，而且还担负新疆、青海等地以及各地建设单位的加工任务，服装供不应求，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上海迁兰服装厂对加强服装业的生产力量，缓和当时供求关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厂子上马之初，车间是车马店改装的工棚，机器是陈旧落后的脚踏缝纫机，唯一的运输工具是一辆架子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开始了创业的历程。缝纫厂建起后，104名创业者一步跨入了大集体经济的行列。生产关系的改变，使这些过去经常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小生产者，变成了集体经济的主人，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厂子刚开工，就遇上了一个生产高峰。当时，市场活跃，手工业方面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景象。刚刚组织起来的服装工人在新的集体中，不断创造、刷新着日产记录。
老技工姚俊发，过去在上海每天生产中山装最多不过3套，迁兰后每天都生产7套以上。服装厂开业近一年，产值逐月上升，劳动生产率逐日增长，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既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也满足了兰州姑娘爱美的心愿。
谈到服饰，说起着装，特别是女孩子们喜欢的时尚、新潮款式，就不能不提“培琪西服店”。
酒泉路是兰州市最繁华、最热闹的一条街，被人们誉为兰州的“王府井”。在这条大街的中段，“培琪”西服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充满着一派兴旺发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培琪”西服以其款式新颖，做工精细，端庄大方，美观雅致，别具风格，源源不断地销往西北各地，为人民生活增光添彩。
“培琪”西服店由王永康先生于1947年在上海南京西路创办，很快在上海小有名气，“培琪”的西服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好评。当时的上海南京西路，著名的“培罗蒙”西服店与“培琪”西服店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因此，老一辈的上海人就有“南京西路的服装好于南京东路”的赞誉。1956年，王永康先生毫不迟疑地带领全店职工踏上丝绸之路，来到古城兰州，在当时的人民路（现酒泉路）打出了“培琪”西服店的牌子。迁兰后，西服店虽然继续采取“前店后厂”
的传统经营方式，既承担西服的加工制作，也销售成品服装，但在裁缝技术上取各家之长，补自家之短，独辟蹊径，逐步形成了“培琪”
的风格和特色。“培琪”的“海派”西服在兰州深深地扎下了根，名声与日俱增，销路越来越广，美誉很快传遍陇原大地。
每逢夏季，赤日炎炎，气温升高，此时的兰州仕女，特别垂青于衣料的薄、轻、柔，那些年，位于兰州市中心地带的“信大祥绸布店”就成了少女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信大祥是上海著名的三大祥（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之一。1956年6月19日，该店迁到兰州，7月10日，信大祥正式开门营业，当天就接待了近万名顾客和参观群众，营业额高达2.1万元，相当于上海每日营业额的三倍多。每天平均营业额比上海时多了一倍，可谓盛况空前。
兰州街头如花的姑娘，行云流水、婀娜多姿的女士，新婚伉俪的靓影，都渴望用现代化的摄影技术留住这美好的瞬间！迁兰的上海照相馆就担当起了这一重任。
上海照相馆迁兰后，迅速推动了兰州照相事业的发展，给兰的照相事业带来了新的服务项目和良好的服务水平。首先，使兰州照相业上了档次。老人们都还记得，为了采光，那时兰州屈指可数的照相馆的天棚都是玻璃的，如果遇上阴天下雨，可就没办法了。上海照相馆采用电光技术，使之更加先进，造型新颖。在一两年内，兰州所有照相门店都竟相仿照、学习，加以采用和推广。其次是填补了服务项目的空白。“上海照相馆”一来兰就发挥自己的优势，推出了结婚照的服务项目，并配有结婚礼服，在兰州一时成为热门，吸引了不少顾客。第三，上海照相馆技术力量雄厚，不论在摄影、整修和着色等技术方面均属上乘，达到了美不失真，艳而不俗的艺术境界。从此，艺术化了的生活，温馨幸福的新人，靓丽的兰州姑娘，眉发可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兰州姑娘靓丽可人，兰州的小伙子同样长得精神、帅气，这是来到兰州的外地人共同的印象。兰州小伙堂堂的仪表，强健的体魄，无不因为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多民族、多地域交融的血液。兰小伙既有江南人的清秀，也有山东人的高大；既有东北人的豪爽，也有上海人、河南人的聪明。兰州的街巷、酒店里，你尽可以看到他们大杯喝酒、高声划拳的身影……这样动人的场景和富有感染力的性格，在其他城市里是很难寻觅的……而这一切，都是兰州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江南佳肴遍兰从几百年前明肃王带来的数万江南人，到20世纪50年代大批南方援兰者的迁入，兰州饮食文化出现了彼此互相交融的现象。渐渐地兰州人开始喜欢吃大米饭和各种甜食，上海人也接受了兰州人的牛肉面和酿皮。当然，改革开放后兰州老百姓争吃重庆火锅、四川麻辣烫的场面和大啖“手抓”羊肉的情形，同样是兰州街头一道靓丽风景，无不与居民地域来源的庞杂有关。
现在，兰州牛肉面早已跨出省界，打向全国，而徽菜、京菜、川菜、粤菜、湘菜等也纷纷涌入兰州，于是古金城变得更丰富更热闹了。
兰州小吃品类繁多，其中的江南风味小吃——糕团，可谓佼佼者之一。在兰州市和往来客人的心目中，吃糕团是和上海迁兰的糕团店紧紧联在一起的。那些年，该店每天都以其丰富的花色品种、上乘的食品质量吸引着数以百计的食客，有的是从银川、西宁、河西等地慕名而来的。
追根溯源，上海糕团店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于上海的“和兴斋”。1955年又改名为“东方红糕团厂”，是江湾区唯一的综合糕团厂。它的创办人，是在该店担任了26年主任的陈海源，1956年8月，新婚不久的陈海源离开喧嚣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荒凉落后的兰州创业。当时一同来兰的还有三家上海糕团店，除陈海源所在的“和兴斋”之外，还有“老德胜”、“荣发斋”，连同工作人员共27人，年龄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仅17岁。
1956年11月中旬，兰州首家江南小吃店——上海糕团店经过紧张的筹备之后在南关十字正式开张了，当时的生产条件十分艰苦。在中山路4号，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区区之地，既当作坊，又作店铺，包括经理、会计、工作人员共7人。但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盘炉灶，自带工具，自装设备，以至几十年后，该店的石磨中有几盘还是当年从上海带来的。开张伊始，生意就十分兴隆。当时的品种有赤豆糕、黄松糕、定胜糕、寿桃、猪油糕以及汤圆等十余种。由于品种多，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所以深受顾客青睐，尤其深受上海援同乡的赞赏。他们说：我们能在兰州吃到糕团，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当时，他们的日营业额达到了1000元左右。
同糕团店一起迁兰的还有悦宾楼京菜馆。
悦宾楼京菜馆，始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北京旗人王志壮独资，与出身“烹饪之乡”的烟台名厨于秀廷等人在北京创建，1912年从北京迁往上海湖北路经营。主要经营正宗的北京菜，以脆、香、鲜、嫩为特色，取料山珍海味居多，擅长炸、溜、爆、炒、上海糕团店门前的排队场景扒，口味适中，集北方地区美味佳肴之大成，闻名遐迩。现坐落在州市酒泉路与武都路交汇处繁华的商业地段，业绩依然光彩照人。
1956年10月，上海悦宾楼京菜馆实行公私合营。不久，全馆42名职工放弃上海大城市舒适安逸的生活，自愿来到高原古城兰州，在庆阳路中段一个烟熏火燎、断垣残壁的货栈落了户。在生活习惯迥异、经济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动手，白手起家，凭着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企业的心，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店堂改造装修成了一幢二层土木建筑的营业楼和宽敞明亮的餐厅，并于1957年元旦吉日开业，重新挂起了“悦宾楼京菜馆”的招牌。从此，金城饮食行业有了第一家安装自来水、第一家安装霓虹灯、第一家带有“帮口”特色、一流服务水平、鸿蒙初辟的京菜馆。
京菜馆开业后，由于有出身烹饪世家的名厨周世昌、于懋序、柳洪吉、李洪谋、孙洪源等人掌勺和经验丰富、作风扎实、任职年限长的王鸿福经理的经营管理，顿时名声大震，经常是顾客盈门，应接不暇，生意非常兴隆。他们在继承和发扬京菜名馔佳肴的同时，还大胆挖掘宫廷、民间和富有地方特色的烹饪技艺，并充分利用甘肃丰富的百合、驼掌等土特产品作原料，制作和创新了多种风味菜，不仅兰州人民倍加赞赏，还受到沿丝绸之路旅游观光的中外宾客青睐。如：特级烹调师于懋序的拿手菜，其手法独特，色、香、味俱佳，堪称一绝；特级面点师柳洪吉制作的面点别具一格，被推广到全市的各菜馆、饭店；京菜宗匠周世昌师傅，曾在越南胡志明主席来兰访问时，亲自为他烹制美妙绝伦的拿手馔肴，博得了胡主席的高度赞扬。
悦宾楼当年的各式名菜：贵妃鸡、北京烤鸭、金鱼戏莲和龙眼包子，至今让人们回味悠长。还有那饭后三道清洗（热毛巾、牙签、漱口水）的优质服务，也让兰州人耳目一新。
在支援大西北建设的浪潮中，上海沪西大中华徽菜馆，也于1956年迁到了兰州，变为兰州大中华徽菜馆，为兰州饮食菜谱增加了一道新菜系。徽菜是中国八大帮口菜之一，它发源于安徽徽州府绩溪县。皖南徽州物产丰饶，商业发达，过去有“无徽不成镇”之说，这就为徽菜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沪西大中华徽菜馆是上海一家久负盛名，而且颇具规模的菜馆。
它开业于1932年，地处上海繁华的石门二路，四大开间，四层楼的格局。一楼、二楼、三楼设餐厅，摆50张八仙桌，一次可容纳四五百人用餐，四楼设白案，一楼并设红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徽菜风靡上海，有百余家徽菜馆在十里洋场各显神通，沪西大中华徽菜馆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经营的正宗徽菜，是由徽州人开办的。阔佬请客、婚丧酒席、互相打秋风，都少不了到“大中华”把盏，每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徽菜馆迁兰后，由于生意很红火，职工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平均日营业额千余元，每月在三万元左右，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老兰州人新兰州人都以能一尝大中华徽菜馆的徽菜为乐事。
百年老字号景扬楼是扬州人王御发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当时的瘦西湖畔辕门桥西多子街创办的，曾在当时的扬州名噪今天的兰州悦宾楼一时。1958年，为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全店整体迁兰，在当时最繁华的中央广场黄家园落户后，很快发展成金城餐饮行业的排头兵，跃居餐饮名店之首，成为当时政府宴请各方政要及外国友人的首选去处。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改造，景扬楼也重新翻建，在保持原有扬州菜特色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迎来新的发展春天。
2000年后，景扬楼实行股份制改革，“景扬楼”品牌也正式注册登记，受到法律保护。2006年，因城市建设需要，景扬楼移址新武都路，扬起了新的风帆……改革开放以来，兰州街头又出现了日本的樱花饼、朝鲜的砸糕、美国的热狗及三明治、肯德基快餐等等，这一切，无不展示着州多民族饮食文化的显著特点，也让金城人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个个都成了美食家。
兰州迎来发展最快的黄金时代据《甘肃省志·人口志》显示，1950年至1959年，是本省经济建设顺利发展时期。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炼油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西固热电厂、永登水泥厂等大型厂矿企业相继建成投产，以及一些沿海企业整体迁入，导致迁入兰州的人口剧增。从省际迁移地区范围看，迁入人口大多来自沿海地区，如江苏、上海、天津等省市，另一部分来自东北各省。而迁入人口中以参加工业建设的职工为主。
在迁移人口构成中，20世纪50年代迁入人口中以成年劳动人口为主，而且男多女少。除工业企业职工外，还有许多从事商业与文教育事业的人员迁入，如东部地区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和我国最早培养的研究生被分配到兰州，还有一些专家教授选调来兰州充实教学科研单位。
这一时期迁移人口的年龄构成，以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少年儿童所占比例不大，老年人很少。绝大多数是工人、干部及其随迁家属。
成千上万职工和家属由全国各地的迁入，致使兰州人口迅速增加，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兰州市区人口已达161.78万，属全国22个特大城市之一。
一批又一批“支援大西北”的建设者的到来，使兰州顿显生机，他们像大树一般，在兰州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棵大树枝繁叶茂，永远常青。
援兰建设者的功绩，历史不会忘记。
今天我们回首那段历史，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上海对兰的大力支援和“三线”建设迁移来兰的多家大型企业、科研院所以及几十万全国各地援兰大军的到来，对兰州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这些来自东南沿海、东北工业基地、京津沪等地援20世纪80年代的景扬楼的人们因文化素质高，又有技术专长，在兰州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各个方面真正起到了表率作用。这些因素使兰州闭塞、落后的死水搅活了，基础薄弱正在奋发图强的兰州得到了新鲜而充满活力的血液，兰州从此揭开了历崭新的一页。
漫步兰州街头，你就会发现：在鳞次栉比的店铺当中，无不闪现出三星拱月为标志的清真饭馆；参差错落的建筑群里，会突然出现一座绿色圆顶的“买那瑞”；熙来攘往的人流中间，时有身着不同民族服饰的男女摩肩而过。他们或者头戴白色软帽，身穿黑色马甲；或者手捻佛珠，身披紫色袈裟；或者头戴卷边呢帽，身着镶边花袍；或者头戴绣花硬帽，身穿西服革履……宛如春溪中浮游的花瓣，整个街市五彩缤纷，充分显示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
不同民族的和谐共处，使迥然不同的文化、心态、情感、生活习性、价值取向之间不断磨合和互相吸纳，于是就孕育、产生出全新的事物来，对此，兰州是体味最深而受益良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