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技术人才西迁，近代兰州工业起步抗战的开始，使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注意到西北地区的重要性，沿海工业的一些设备、资金与技术人员随之西迁兰州，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建设资金、交通工具及其他条件，相应得到改善，兰近代工业的发展出现新的契机，促使工业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厂数目迅速增加，工业类别初步健全。兰州近代工业在抗战前仅有制革、纺织、冶炼，印刷、火柴、纸烟等几个行业。但在抗战爆发后，不仅原有行业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机械制造，玻璃、化学、造纸、制药、面粉、水泥、电气等工业应运而生。特别是沿海大批技术人员的涌入，为兰州近代工业的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8年1月至1944年6月，兰州的工厂数由27家猛升到246家，增加8倍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毛纺业、面粉业、机器制造业、制药业、制革业、造纸业、学工业、建材业、燃料及动力工业。重要企业包括：甘肃制呢厂（前身是兰州织呢局）、兰州纺织厂（今兰州第一毛纺厂前身）、西北毛纺厂（今兰州第二毛纺厂前身）、兰州面粉厂、西北面粉厂、兰州机器制造局、兰州机器厂、西北制药厂、甘肃省卫生材料厂、兰州制革厂、建国制革厂、甘肃省银行造纸厂、富陇造纸厂、甘肃化工材料厂、兰州实用化学厂、甘肃水泥厂、明华玻璃厂、锦生玻璃厂、阿干镇煤矿、窑街煤矿、兰州电厂等。
当时，兰州近代工业手工操作的基本面貌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比起战前的状况，却有了很大改进。据统计，1938年1月至1944年6月，兰州工业资本总额由1476万余元上升到1亿多元，净增8601万元之多；工人数目，从几百人增加到3380余人。
西迁的大批技术人才中，兰州西北毛纺厂创始人刘鸿生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刘鸿生（1888—1956年），浙江定海人，曾留学加拿大，1906年回到上海，任英商开平矿务局推销员、买办，1918年后创办民族工业。他以火柴工业起家，成为闻名全国的“火柴大王”。在同外国洋行的斗争中，他的企业从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他也由此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杰出代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摧残，他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香港沦陷后，又到了重庆，并在重庆、兰州等地创办火柴、化工、毛纺、水泥等工业。他对甘、宁、青三省得天独厚的羊毛资源早有兴趣，亲自或派人多次进行考察，决心在兰州创办毛纺工业。
1940年，他与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兰州开办“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合资开办了西北洗毛厂，使之成为兰州第一个现代毛纺工业企业。其成就和品德，恰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赋诗称颂的那样，“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涓，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还有王云海，字蓬秋，1891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早年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同盟会保定分会，在保定师范参加了辛亥革命。
1920年赴美勤工俭学，毕业于辛辛哀特大学机械系和福特汽车公司专科学校。1926年回国后，先在上海一私人汽车公司当工程师，1929年至1935年在南京赫金汽车公司任代经理，并负责开办汽车学甘肃水泥公司厂房建筑全景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使他的“实业救国”梦想完全破灭。他于1935年冬毅然携带家眷来到兰州，担任兰州市电灯局局长，1937年春在榆中县任县长。为兰州近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生意人蜂拥而至，兰州商业异军突起从1935年开始，京、津、晋一带的商人和商业团体及流亡人口就陆续迁往兰州，最初经商者一般不带家属子女，而抗战开始后不得不将家眷接来兰州，甚至连晋南蒲剧也搬来兰州上演。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兰州，除原来的商号扩大、从业人口增加外，还出现了遍布于全市的小商业经营者。
大量人口迁入兰州，成为兰州私营商业迅速走向繁荣的催剂。1945年前后，兰州的商店总数已达到2095家，营业总额增加到10亿多元，店员人数也达1.3万人之多。仅兰州的杂货店就有277家；京货店更是分门别类，形成了专门经营布匹、丝绸呢绒、百货、服装的商店。其中布商114家，丝绸呢绒商26家，百货商98家，服装商63家。此外，茶商、烟商、食品商和粮行等均有较大数量的增加。与之相适应，进出口货物也大幅度增长。
在其他大城市遭受日寇蹂躏、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兰州商业却异军突起，独占鳌头。但就整个发展来看，兰州地区的商业与东南沿海和内地城市相比，其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即使是比较有名的京货行、杂货行、茶叶行和烟行等，资本额也大都在几千元之间，最多不过数万元，甚至还有几百元者。在这些商行中，除了极个别的新兴近代商业外，许多都是恪守封建行规、循规蹈矩的的小商小贩，甚至一些京货行、杂货行乃至十分有名的茶销业和水烟业，也不例外。这种状况，使兰州地区没有能够出现十分有名的富商大贾，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兰州商业迅速走向了衰落。
在兰州，抗战时期的经商者始终以外地人为主。如著名的山西绛太帮，在兰州经商者约有一万余人，兰州的海菜行（酱园）、客栈业几乎全为他们经营，其他绸布、百货、五金、铁器、杂货、行商等也大都为其经营；京货、杂货业大都以京、津一带商人专营；水烟中的青丝烟也主要由陕西籍商人经营。所以有人说，兰州“金融之权，操纵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又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这些外地商人的移居兰州和对兰州商业的大规模经营，使各地先进的经营方式传入兰州，为兰州商业的发展及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兰州商业的发展，还使兰州再次扮演了“丝路”重镇的重要角色。当时，俄国商人在兰州专门设立机构，运销各种土特产品。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仍然通过兰州，经嘉峪关、新疆等地，将大量的皮毛、药材、茶叶等，运销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当时，中西交通更加畅通无阻。在国内，兰州的商人将南方大量的工业品运销新疆等地，新疆等地丰富多彩的土特产品如地毯、皮衣、葡萄干又被运回兰州。在甘新公路修通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兰州终于再次成为古丝绸之路上一颗明珠，古老而神奇的“丝绸之路”重新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彩。其时，一方面兰州的商人奔波于全国各个地区，从其他城市购买各种工业品运销兰州市场；另一方面，外地商人也在兰州设点立行，运销西北土特产品。由于州地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使本地工业品的销售量迅速增加，尤其是面粉、火柴、纺织等工业品更是名列前茅，年平均销售值均在数百万元以上，纺织品的销售量甚至在数千万元以上。所以，抗战前后，兰州工业格局迅速发生变化，原来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作坊迅速向以机制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过渡。据1943年统计，这一时期，州地区的机制工业厂数已达106家，除了战前创办的25家外，战后新增加81家。与此同时，由于烟草、食品、面粉、皮毛等销售量的增加，使农业、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兰州市已成立和筹备的同业公会共有102个，计2252户。1940年，贺笑尘当选兰州市商会理事长。早在抗战前，就出现了“甘肃羊毛的产量及绵羊头数均在中国占多数”的局面。农产品中水烟、棉花更是兰州出口货物的大宗，动辄数百万斤。从此，兰州的水烟和皮毛成为名闻遐迩的土特产。近代兰州，客商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各个城市，而且还与欧美人直接交往。这种交流，除了将国内外先进的工业品引进兰外，客商们也将兰州的工业品和土特产远销国内外。尤其是西北地区有名的农副产品，更成为国内外商人及消费者青睐的佳品。这种商品的交流，使兰州地区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外地先进的经营方式进入了兰州的城乡经济之中，许多农牧业产品不再是一般的产品，而直接变为商品，并一开始就进入流通领域。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观念的转变。广大农民开始自觉接受新鲜事物，并走出家门，去了解世界。
抗战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兰州的商业贸易，主要由山西和陕西商人经营，尤以山西商人较多，仅从当时在兰州的山西商人的人数上就可见一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的兰州警察局调查全市人口仅有十余万人，而山西和陕西人就达一万多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0%以上，山西人又占多数。这一年的商业已经极为萧条，但在兰州的山西人还有如此之众，可以想象商业兴盛之时，往来于兰州的山西商人该有多少。
柴仲圭便是晋商中的代表人物。柴仲圭（1892—1966年），山西省新绛县北柴村人。13岁时，随其父来兰上学和经商。1929年其父病逝，他继承父业，在兰州经营“致兰斋”海菜铺。仲圭注重商业道德，讲究经营信誉，且以店为家，勤于事，精于业，重质量，创出远近闻名的优质糕点兰州饽饽点心。他善于经营，精于理财，持之以恒，稳步发展，先后在兰开设“中和当”“均和当”当铺两处，“德顺诚”食品店、“顺德”百货店、中盛永洋广杂货批发店各1处，购置房屋10多处，还在家乡新绛县开设顺城食品店1处。
建国前兰州海菜行有五大名牌产品驰名西北各省，即致兰斋的饽饽点心、三合公的水晶饼、恒丰裕的白酱油、高明远的甜面酱、聚成的蓼花糖。其中饽饽点心，色香味俱佳，名冠榜首。
20世纪中叶，兰州的晋商中名气最大、贡献最多的当属奇才贾继英了。
据考证，贾继英曾因给八国联军入侵而逃亡的西太后借银元30万元，后任清廷“大清银行”行长；抗战爆发后，他带着四儿媳、六儿媳和最小的子女避难兰州，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在兰州生活工作了七八个年头，期间大力支持甘肃办矿。1943年去世后，埋在五泉山的一黄土之下。
实业学堂在兰州长足发展抗战爆发后，随着工厂内迁，资金转移，兰州地区成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之一，国民党政府开始重视对西北的建设。在此背景下，州近代工商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这种形势，一方面对科学文化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而，抗战时期，大量人口的迁移进入兰州，也使兰州的实业学堂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与扩展。
首先是“工合”学校的出现。这一时期，除了各类实业学堂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外，1942年秋，新西兰国际友人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以“工合”组织的名义，于兰州创办了一所培黎工艺学校。该校与后来创办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互为姊妹。校内开设纺织、缝纫、机械、陶瓷、玻璃、皮革、造纸、煤矿、垦荒、畜牧、测量、地质勘探、地下水利工程、医院等各种实习场所，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培训贫民子弟，为兰州地区培养了大批中等技术人才。
另外，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间，兰农业学校的高级科班增加了8个，初级班增加了3个；省立兰州工业学校高级班增加7个，初级班增加了4个。到抗战结束时，兰州职业技术学校各科学生人数，农业类603人，分属高级农艺、森林、合作与初级农艺、森林5个科别；工业类380人，分属于高级类的土木、机械、纺织、电信、化工和初类的机械、纺织等7个专业；普通高科类68人。可见，随着社会的需求，实业学堂的专业已有较大变化，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在此求学。1939年夏，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创办于兰州，学生达400多人，并在平凉、武威、榆中等地分设农场、林场，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同时，抗战前已创办的甘肃学院，科系也得到重大扩充与调整，1941年，增加法律系、政治经济系及二年制的银行会计专修科；次年又增设了二年制的人事行政专修科，不久又将银行会计专修科改为4年制的银行会计系。从1943年暑假起，该校改为国立甘肃学院，将人事专修科取消，而把政治经济系分为政治和经济两系。这样，连同原路易·艾黎与学员在工合学校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办公大楼有的2个系在内，就共有6个大系了。经过多年的曲折发展，到建国前后，兰州近代实业学堂初步形成了技校、专科、学院这种由中层到高层的配套教育体系，基本具备了培养工、农、商、矿技术人才的能力。所有这些对兰州乃至甘肃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与此同时，各类与实业相关的高等学府相继兴办，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就是在那时候搬来的。
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日本侵华的硝烟中，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发展而来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被迫走上了漫长的举校西迁之路，先后迁往陕西西安、陕南城固。1941年开始迁往兰州，并历经了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等沿革，最终发展壮大，成为西部地区第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学校西迁过程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功不可没，他，就是李蒸先生。
李蒸（1895—1975年），字云亭，河北栾城县人，著名教育家。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西北联大常务委员兼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40年4月，学校迁兰前，李亲自勘察，选定校址，他说：“学院建在十里店，背山面水，既离开闹市，又距城不远，交通方便，从黄河取水，进城购生活用品，都比较便利；而且，这里蔬菜丰富，枣树连片，桃树成林，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就这样，河北籍的李蒸先生就像建设家乡一样，开始在兰州辛苦奔走。
在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建一所高校十分不易。在经济落后、地处偏僻的兰州新建高校，更是难上加难，但李蒸没有被困难吓倒。
1941年4月，他聘请兰州各界知名人员和地方士绅29人，组成西北师院兰州分院建筑设计委员会。5月5日，主持成立了西北师范兰州分院筹备处，并购置地皮275亩，用来建筑第一批校舍。他废寝忘食，多方奔走，购得土平房35间，作为行政办公和师生员工食宿之用。
还聘请原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齐国梁为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今日西北师范大学主任，具体主持筹建工作。
1941年11月1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西北师院兰州分院举行开学典礼。第一届招收新生150人。1942年，西北师院本部由陕西城固迁到兰州，兰州分院正式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从此，古老的兰州有了高等师范院校，有了中学教师的摇篮。
爱才，是李蒸的一大美德。建院初期，他即聘请了李建勋、胡国钰、袁敦礼、董守义、焦菊隐、孔宪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兰遂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人聚集地之一，对兰州以及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李蒸先生和著名学者等的共同努力下，西北师院开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家政、公民训育、博物等10个系和6个专修科，成为当时专业设置最全的高等师范院校之一。
这里不能不提随师院来兰执教的教育家何乐夫。
何乐夫（1893—1984年），名士骥，浙江省诸暨县人。浙江绍兴师范学校毕业，曾在北平孔德学校执教。后考入北平清华研究院，从师于国学大师王国维，攻读中国文字学与考古学，为王氏所器重。
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校的文字学及文史考古诸课讲师。曾对北平附近文物古迹进行了缜密的考证调查，并撰写论文。
1943年秋应聘来兰，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为了宣传抗日，鼓舞士气，撰写了《宋代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史迹考》《宋代西北抗金名将杨从仪史迹之调查》等著述。在兰任教期间，何乐夫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孔家崖、达家庄、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华林山、四墩坪、太平沟、西固城、西果园等地作过多次考古调查。
这次对兰州地区的考古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此之前，兰州的地下文物，从来没有像他这样高级的专家前来问津过。1944年冬，西北师院举行校庆活动期间，他举办了一次历史文物展览活动，展出石器、陶器、铜器、历代货币、玉器、玉简册（部分）等，还有历代物拓片、历代碑帖和汉画像石拓片、秦砖、汉瓦等，这在兰州地区前所未有。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北师院师生将复回北平师范大学。他说西北历史悠久，考古工作方兴未艾，遂坚留兰州，继续在西北师院任教，并从事考古工作。兰州大学成立后，他又兼任兰大中文系的字学与历史系的考古学教授。1947年夏，在西北师院东北角一残堡处，他发现了一件明万历十年的《深沟儿墩墩军碑》，对兰州黄河两岸残存的古长城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他的教学与考古研究对甘肃的考古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期间，随校迁兰的还有曾任北京第一师范学院院长、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教育家李化方先生、李嘉言教授等。
抗战胜利后，西北师院部分师生返回北平恢复北平师范大学，部分师生继续留在兰州，兴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他们把兰州当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又开创出了新的业绩。粗略估计，自1942年西北师范大学迁兰至2005年，累计培养学生8.6万余人，为西北教育战线培养了大量的师资，为推动西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火中兴起的文化事业抗战时期兰州人口的骤增，还使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此期间，一大批文化名人如茅盾、张仲实、萧军、塞克、吴渤、顾颉刚、丛德滋等相继来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在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领导和影响下，兰州的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如甘肃青年抗战团、伊斯兰学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平凉学生联合救国会、小学抗战慰问团等。在“创办刊物，改造舆论”的工作方针下，妇女慰劳会创办的《妇女旬刊》、谢觉哉指导下创办的《西北青年》，青年进步作家吴渤主编的《战号》，顾颉刚创办的通历俗刊物《老百姓》，共产党员丛德滋、于谦创办的《民众通讯》，萧军、塞克分别主编的《甘肃民国日报》副刊“西北文艺”和“剧运”等，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兰州大地上。
著名的文化人萧克流亡寓居兰州，《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也来到兰州，用他们的笔触描写报道了祖国的西北角。
兰州的话剧一度兴盛，著名的有联合剧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新安旅行团、王氏兄妹剧团等十多个剧团。当时上演的都是与抗战有关的剧目，如《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等。
音乐家任光地（1913—1975年），原籍山东聊城，他也是援兰的文化人之一。他自幼酷爱美术音乐，1937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
对钢琴、小提琴有独特爱好，造诣颇深。1938年，他来兰州，除任兰州高、中等学校音乐课外，还兼任机关、工厂音乐辅导教员，他组织的“七七口琴队”及抗敌后援会合唱团，经常深入邮局、石油公司等单位表演，他创作的《光地歌集》《新青年歌集》多次在音乐演奏会上演唱，博得观众掌声雷动，鼓舞了热血沸腾的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激情。他演唱《嘉陵江上》时声泪俱下，感动得台下听众泣不成声。
同样，聂青田的事迹也是感人至深的。聂青田字晓村，化名石作明、聂贵典，中共党员，1935年赴南京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南大”，他才华横溢，威信极高。在南京他目睹了日寇野蛮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旧址行径，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两年后愤然弃学，到遥远的兰州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来兰后，他即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甘肃工委取得了联系。1937年8月，他首先联络在外地上学的50多名学生成立了省外留学生抗战团，通过编印《热血》周刊、上街演讲、演剧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讴歌抗日英雄，同时发动募捐，号召青年不当亡国奴，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因之成为甘肃最早的抗日救亡组织之一。同年11月，他充分发挥话剧的宣传威力，联合青年抗战团、妇女慰劳会等组织的话剧爱好者组成联合剧团并担任团长，女共产党员邢华任副团长，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樊大畏、尚馅延、马兆男、朱芳兰等为骨干，他们在“八办”和甘肃工委谢觉哉、刘日修（刘南生）等领导同志思想上、业务上、斗争方针策略上的帮助指导下，以文艺形式做了大量抗日宣传工作。
流亡来兰的文艺家们用壮怀激烈的诗篇、立场鲜明的剧作表演启发大后方人民的觉悟，来鼓舞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斗志，极大地增强抗战时期的文艺期刊了民众必胜的信心，大批青年走上了抗战的前线。兰州的人民也永远怀念着鼓舞他们抗战的文化战士们。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等，以及军管会工作人员随军进入市区，并宣布从即日起对兰市实行军事管制。由解放区派来的3869名地方干部和部分军队干部陆续分配到省、市党政领导机关工作。
老区来的干部成为新生兰州的第一批移民。他们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新兰州的建设之中。
1949年底，兰州市城市人口总数仅为19.97万人，是全中国最落后的城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兰州与北京、杭州、柳州一并被列入国家进行重点建设的四座城市之一。到1952年底，兰州市城市（非农业）人口就上升到23.56万人，至1955年底，城市人口已经猛增至40.1万人；1956年为57.78万人；1958年已经跃为70.8万人。在1950年至1959年10年期间，兰州市区人口增加了66.09万人，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的数量已经激增到85.76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2.44万人，迁移增长53.65万人，在增长的人口中迁移增长占了64.89%，其中80%以上都是50年代移民来的。1960年，兰州市区面积也急速扩张至9688平方公里。
从此，在兰州随处都可以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方言，可以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大家虽然过着极为俭朴，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生活，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渴望，他们立志要在兰州这片热土上建功立业。
自古以来，兰州就是一个移民城市。20世纪50年代因“支援大西北”而来到兰州的人最多，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一次移民活动。它奠定了兰州移民城市的地位，提升了移民文化，打造了城市精神。兰州也由此进入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