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磨刀霍霍
1927年3月22日，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推选钮永建等19人为临时市政府委员。当时尚处国共合作期间，所以国共两党各占9席，工人代表占1席。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军也开进上海，形势变得微妙起来。
能否控制上海，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走好，把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镇压下去，不但能获得西方列强的支持，而且能得到江浙财团为后盾。控制了上海，就比较容易统治东南，然后才能徐图统一。
于是3月26日，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抵达上海，以枫林桥原淞沪交涉使署为总司令部。3月下旬的上海地区，正是江南草长，群鹜乱飞时节。京、沪、杭一带的老百姓沐浴在春风里，欢欣鼓舞。全市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家家户户打开关闭多日的大门，大街上车水马龙，又恢复了太平盛世的热闹风光。然而，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和大资本家的强烈要求下，磨刀霍霍的蒋介石已经面露杀机了，在上海发动政变的各种准备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经蒋介石授意，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等人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又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并召集张静江、吴稚晖等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的具体部署。
当时上海地区的力量对比对蒋介石并不利，这时上海已有80万组织起来的工人，工人纠察队已经发展成为5000人的武装，势力强大。而起初进驻上海市区的军队都有进步倾向。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知道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不好对付，于是蒋介石把同情工人、市民的军队调离，而把仇视工农的周凤岐第二十六军调入市内，并下令严禁工人罢工、集会和游行。可是问题又来了，自己的军队根本就开不进租界，他又想到了人地皆熟的地头蛇——上海帮会力量。这时上海帮会的首领，正是“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蒋介石不得不求助于他的“老头子”黄金荣等“三大亨”，秘密组织训练青、洪帮黑社会力量。动用这些青、洪帮黑社会力量，蒋介石既能篡夺上海工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又不用承担破坏国共合作的骂名。
几天后，黄金荣家来了位客人，这人就是王柏龄。王柏龄，1889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王氏是江苏望族，他的祖父仁寿公、父亲宗彝公均举人出身。少读家塾，十四岁时考入南京陆军小学。三年后毕业，成绩优良，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与蒋介石、张岳军同学，且同被选为保送赴日深造的学生。到日本后，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革命，参与光复南京、上海的战役。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袁世凯曾派人以400万日圆诱他回国供职，遭其拒绝。1916年回国继续革命，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居正）中校参谋，第一混成旅旅长。黄埔军校成立后，担任过教育长和教授部主任，北伐战争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
王柏龄与蒋介石很投契，又和黄金荣的门徒唐嘉鹏是拜把兄弟。黄金荣正是从王柏龄口中得知，当年投拜门下的蒋志清就是当今声威显赫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禁有些怡然自得。不过，黄金荣不敢托大，请虞洽卿帮自己把门生帖子悄悄退还给蒋介石，以示不敢再以“老头子”自居。蒋介石称他为“黄老先生”，送给他一只黄澄澄的金怀表。这块金怀表成为黄金荣的镇宅之宝，平时舍不得戴，只有逢到喜庆大事，黄金荣才拿出来炫耀一番。
昔日的门生已成大器，依然如此看重自己，这不免让黄金荣感动，于是让王柏龄转达他的意思：总司令的事就是他的事，尽管吩咐！
1927年4月的一个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一如既往地热闹非凡，映衬着一个麻将的世界。玩的人很多，包括杜月笙和邻居张啸林。万墨林跑来低声报告，他说钧培里黄公馆来电话，黄老板请杜、张二位立刻过去一趟，有紧急大事相商。杜月笙、张啸林哪敢留恋，起身就走。万墨林早已吩咐司机备好了汽车，春寒料峭，夜凉如水，张啸林从热闹的赌局被拖到冷清清的街上，深更半夜出门，他忍不住又在破口大骂，大发牢骚。
汽车直奔钧培里黄公馆。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身着便装的杨虎和陈群。
杨虎，字啸天，1889年出生，安徽宁国人。年少时，生父无力抚养，将其卖与村邻杨允龙为嗣，取名德顺。十七岁投笔从戎，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1913年“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后回国参加“护法战争”。1922年后曾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卫士队长、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杨虎率海军全力护卫，委派得力手下背负孙中山突围登上永丰舰，使之化险为夷。孙中山逝世后，杨虎追随蒋介石与之结为拜把兄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杜月笙还在十六铺混时，三教九流的朋友交往了许多，包括不少革命党人，其中就有杨虎、王柏龄等日后的大人物。杨虎是一位虎臂熊腰、浓眉纲目的大汉。
陈群，字人鹤，福建闽侯人。早年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东洋大学，分获法学士、文学士学位。民国六年(1917年)9月起，历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军政府秘书、大本营宣传委员、大本营国民党党务筹备委员、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受命与杨虎主持上海“清党委员会”。陈群是一位中等身材、小眉小眼、举止端壮、一脸精明相的中年绅士。
黄金荣请大家就坐，两位贵客和黄金荣一字并肩，黄门的几员大将以杜月笙为首，张啸林、金廷荪、顾掌生、马祥生等人，分两排坐定。家丁重新沏了茶，黄金荣使了个眼色，客厅里的用人悄悄退下。于是，大家开始密谈。杨虎、陈群是受蒋介石派遣，专程来租界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秘密联络。他们透露了蒋介石将镇压共产党及工人武装力量的意图，要求“三大亨”协助，并承诺给予5万元的经费。陈群先谈起共产党怎样利用国民党作掩护，随着革命军旌旗北指，阴谋企图窃夺政权。他们所到之处，利用工农暴动为手段，闹得地方上鸡犬不宁秩序紊乱，这是共产党包藏祸心进行叛乱，等等。
张啸林感慨地说：“前几天的工人暴乱，拿人命做儿戏，把上海搅得昏天黑地，乱七八糟。原来这是共产党搞的鬼！”
陈群说道：“岂止上海，各地都是一样。”趁此机会，他把武汉、长沙、广州、九江、南昌、安庆、南京，各地的赤祸泛滥的情形，约略地谈了谈。然后说道：“哪一天，把上海那帮共产党打他一次！”
黄金荣的心情是复杂的。杨虎和陈群领命后首先拜会黄公馆，这不免让黄金荣感动。但即使如此，黄金荣毕竟已经是六十岁的人，年纪大了，自然少了些锐气，况且前不久刚刚受到租界当局申饬，不得已申请退休，正在心灰意冷之际。他知道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深得人心，觉得蒋介石未必能赢，内心便主张观望，当即用眼神示意杜月笙和张啸林，暂且别表态。
张啸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北洋军阀时代已经彻底过去，既然连吴佩孚、张作霖都斗不过蒋介石，天下自然就应该是姓蒋了，于是愤懑不平地说：“真正岂有此理！打共产党算我一个！”
杜月笙认为，与蒋介石建立密切的关系，获得新的政治靠山，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于是慷慨陈词道：“既然是陈先生和啸天哥的事儿，那么没说的，我们干！”
张啸林表态道：“即使是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
杨虎一拍大腿，十分高兴地说：“就像《三国志》上面说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他话音一落，由黄金荣领头一阵欢声大笑。
于是，他们就如何迎接国民革命军，配合国民党中央全面清共，初步确定了几项步骤。首先，他们既已了解共产党的阴谋，从此不但要拒绝汪寿华的种种支援要求，而且，要施展铁腕以组织对付组织，以群众对付群众，把汪寿华所掌握的工会和工人尽量争取过来，叫他们反过来打击共产党。其次，尽速建立起一支武装，一方面协助白崇禧部维持秩序，一方面和工会抗衡，监视工人纠察队，伺机歼灭之。最后，决定建立名为“中华共进会”的组织，作为纠合帮会、流氓的大本营。会址设在法租界格洛克路紫祥里，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坐镇。
杨虎在他的自传《革命缀言》中承认，奉蒋之命在上海布置反共时，“与当地闻人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东路军总指挥兼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承认，国民党中央派到上海协助清共的杨虎、陈群，“由我直接指挥他们，我们秘密筹划，而由他们执行”，“他们两人去接触青、洪帮，利用青、洪帮去破坏共党机关。”
4月5日，上海各报刊登了中华共进会筹备处成立的广告：
本会自民二解散后，十五年来，处于军阀压迫之下，恢复不能。兹值党军旗帜之下，已呈请当局，核准恢复在案。现设筹备处于法租界格洛克路紫祥里７号，凡本会旧日同志，幸希从速到该处报名。再有赞成本会宗旨者，经审查后亦得加入，另订日期开成立大会，特此通告。
4月8日，中华共进会又发表宣言：
风云会合，日月重光，青天白日之旗行将北发幽燕，奠我中原，指顾可期，结社集会，还我自由，本会自当应运恢复，召集旧日同志，维护国徽，巩固民气，一致服从三民主义，投抉奋起，因我子弟之兵，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
中华共进会会长是浦锦荣。浦锦荣是上海本地人，大家尊称他“阿水哥”，本身是洪门大哥，也是青帮“大”字辈王德龄的门生，属于“通”字辈。浦锦荣会武功，有蛮力，混迹法租界几十年，徒子徒孙众多，在黑社会里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中华共进会实际上握有大权的负责人，则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不过，黄金荣说：“我老了，现在在家隐居，况且好歹还挂着法租界的职务，不方便抛头露面。你们放手去干吧，我的门生都交给你们指挥。”其实这个会也就是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天下。
陈群、杨虎又经黄金荣引见，拜上海青帮“大”字辈张镜湖为师，他们成为青帮的“通”字辈，算黄金荣的同门兄弟，辈分犹在杜月笙之上。在帮会中取得了进身之阶，走遍上海，到处都是自家人，杨虎和陈群配合上海“三大亨”，由于黄、杜、张的全力支持，帮会的徒子徒孙与黄金荣在法租界原有的流氓武装队伍连为一体，清党的各项工作得以迅速而顺利地展开。
黄、杜、张“三大亨”对手下人下了一道命令：自即日起，不惜一切代价，要以最快的速度，大量收购长短枪支，炸弹弹药，以及轻重各型的机关枪。至于价款，杜月笙说“不必担心，有货色我就照付钱。”
杜月笙在法租界内秘密会见了工总局总董费信悼和法租界总监，保证在24小时之内解决上海的共产党，结果，租界当局给了他5000支枪和大量弹药，另外，又借给他20门小钢炮。
“三大亨”也委托了其他几位做军火买卖的洋行买办，不惜一切代价，购买枪支弹药，武装共进会成员并加紧训练。结果短短时间，他们一共搞来了12000多支枪和大量的子弹。这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着。
“三大亨”在拼命了，张啸林说：“只怕军火买得不多，收得不快，到时反而误了大事，因此越多越好！”
杜月笙慷慨激昂，喜形于色：“既然我们知道顶要紧的是军火，那么，除了我投下全部家当，哪怕叫我去借、去偷、去抢，我也愿意。”
黄金荣也很大方：“货物买来以后，你们那边要是地方不够放，不妨叫他们送到钧培里来。我想，捕房里的朋友，总不好意思跑来抄我的家吧。如果你们钱不够，随时到我这边来拿。”
杜月笙与张啸林商量，决定立即停止设在两家的赌博活动，杜绝一切闲人进出。从此，华格臬路216号的两个公馆，成为了戒备森严的指挥部。杜月笙招来了心腹弟兄“小八股党”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叶焯山等八人，由他们为小头目，组织训练徒子徒孙，并进一步招兵买马。很快拉起了16000多人的阵容，其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徒子徒孙就占了一半以上。
王柏龄正在这时来到黄公馆，他是由蒋介石专门派来做“三大亨”的军事顾问的。于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柏龄、杨虎、陈群六人，当即在大厅正当中高高悬起一幅“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绣图，一对巨烛粗如儿臂，三支线香轻烟缭绕，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一个野心勃勃的小集团由此诞生。观礼者鼓掌欢呼，情绪极为热烈。
黄金荣满脸堆笑，以大哥的身份代表六兄弟称谢，可他虽说是法租界的华捕头子，但是平时在大场合下讲话却很少，就向张啸林招手：“啸林，来来来！你替我说几句！”
张啸林微微笑着，有人把他推向客厅中央，他就站在黄金荣的旁边，未曾开言，先咳两声，于是整个大厅鸦雀无声。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六位弟兄结拜，承蒙各位光临捧场，先向大家说声道谢，打气的话呢，我看各位劲头足得很，哪里还要我再来说呢！夜里来不及办酒席，我们备了一些粗点心，请各位赏光，算是宵夜。如果哪位有兴趣喝几杯老酒，挡挡寒气，那更是欢迎之至，尽请自便。”
他这几句话一说完，大厅四面八方的门，闪出来一批批男听差、俏娘姨，手上捧只托盘，大肉面、蟹壳黄……各色各样的中西美点一应俱全。夜已深沉，这份丰盛的酒食来得恰到好处，令人陡然精神一震。于是，大家大吃大喝起来。
（第二节）英雄之死
蒋介石于1927年4月9日发布了上海市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后，便亲自率领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的兵力，赶往南京。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立即开始行动。9日当天，杜月笙即已派大管家万墨林给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送去一份请帖。高悬着“上海总工会”牌匾的湖州会馆内，正埋头处理公文的汪寿华突然接到了杜月笙家人送来的请帖，上面写着：明晚8点，在杜公馆备酒席，并有要事相告。
汪寿华，共产党员，原名何松林，浙江诸暨人。汪寿华从小就大胆机智，不怕死，他十三四岁的时候曾经手执双枪闯进了杜公馆，索要了一大笔钱。从此以后汪寿华便名满沪上，成了敢捋虎须的少年英雄。他曾和刘少奇一同去过苏联，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五卅惨案时他是学生会的领袖人物，之后从事工人运动，具有天才般的组织能力。这时的汪寿华发动工人，夺取直鲁溃军枪械，成立了武装工人纠察队，依托总工会下的80万工人，汪寿华的力量举足轻重。成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后，李立三、陈独秀对他另眼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