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先哲的足迹
扎根于丰厚的土地
做一名未来的信使
沉思 抑或呼号
觉醒 在古往今来的森林里
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伴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都和其时代的要求紧紧相连。学科的发展史便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历史，而学科文化建设的提出，当然也是当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教育领域上的表现。
一、学科与学科内容的选择
学科顾名思义就是教学的科目。它是教育的产物，是教育由粗放到精细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分工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有时把我们所使用的课本称之为教材，其实教材是科目的某些内容的反映。
科目或者学科相对于教材而言是更广义的概念。我们的教学离不开教材，教材是学科内容有选择的组合。学科的内容是庞杂的、丰富的，教材特别是中小学教材只是取其一瓢。现代社会随着知识量的激增，学科的知识呈现越来越细的倾向，表现在教材内容上，是知识的偏多、偏难，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挤压了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这种现象在新课改中有所抑制，但这种倾向还依然存在，特别是地方课程的设置，不少地方不顾学生的承受能力，盲目增加课程。比如讲环保，就增加环保教材；讲依法治国，就编写法律读本等等，这种现象应该逐步地加以遏制。
学科内容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学科内容的选择受以下因素的制约：
（一）学科内容的选择受制于教育的政治功能，并实现其功能
自从有了专门的教育以后，一直以来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就是教育的政治功能。也就是说专门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成了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工具。这种现象首先表现在学科内容上。我国的教育从一开始就走的是“化民成俗”、“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路子，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我国从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以及以经书为中心的学科考试，从根本上限定了学科的内容，这种强化教育政治功能的做法，到现在还余威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科教材的编写，同样是资产阶级实现其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政治理想的工具。在当今社会，教育的政治功能并没有因为经济功能的凸显而淡化。我们仅从各国政府对教育的关注度来看，就可以看出教育和政治的联系何等重要。确实，教育关系一个国家的未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而学科内容就首先成为实现政治功能的载体。
教育的政治功能通过学科内容实现的途径有这样几条。一是通过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来实现。列宁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通过学科教材这一主渠道的学习，提高国民的素质，是实现政治功能的必由之路。二是通过政治思想的教化来实现政治功能。和其他一般因素对人的影响不一样，学校中通过学科内容传播的政治文化一般是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通过学科教材的政治教化的影响，人们容易形成和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意识，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目前我们提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并在学科教学中坚持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统一，就是为落实政治教育这一任务的。三是通过培养各类政治领导人才来实现其政治的功能。我们知道政治的核心是政权，通过学科教材的学习，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实施教育政治功能的根本性措施。我们的教育若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通过学科教材这一媒介完成教育政治功能的落实。因此学科内容的选择受教育的政治功能的制约。
（二）学科内容的选择受制于教育的经济功能，并实现其功能
教育的经济功能是人所共知的。我国先秦著名的思想家墨翟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只有实施教育才能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墨子·鲁问》）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虽然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也不得不承认工艺和知识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教育和知识的关系更加密切，今天的知识经济充分说明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舒尔茨，在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至50年代的50多年中，促进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劳动生产急骤提高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等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本，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资本。前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C ·T·斯特鲁米林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得出，苏联1960年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额中有30％ 是因为提高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而获得的。教育的经济效益正是教育功能的具体体现。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所谓的知识经济就是依靠教育的发展来实现财富增长的经济类型。与工业时代相比，教育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经济就是由教育发展而决定的经济。
一个人在没有充分掌握知识的前提下使自己获得较强的创新能力，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知识是人生存发展的通行证。教育的经济功能是人所共知、客观存在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已成为发展经济的人力基础。在现代社会，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前提，以提高全社会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前提。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有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而不是仅仅是会操作机械的人工工具。
因此大力普及基础教育，充分重视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必然要求。二是教育已成为社会的基础产业。知识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形成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大调整，知识型的劳动者将成为劳动的主体，知识型人才的广泛需求，将直接促使作为具有先导意义的教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性产业的形成。加上知识更新的加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终身行为，这些都将有利于教育基础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教育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社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教育不能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也不能以培养了多少经济人才为唯一的目的。教育的终极目标应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并使我们的发展超越了以往单单以经济的量为衡量标准的机械发展观，而形成新的文化氛围和新的文化生态。可以说，是文化真正给发展以不竭的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如果说在一定的阶段，教育是以学校教育作为教育的主体，学校教育的目标九九归一要落到学科教材上，那么，我们所说的教育的经济功能，从微观上来看，它同样体现在学科课程的实施上，或者说学科教材也必然受经济功能的制约。
（三）学科内容的选择受制于教育的文化功能，并实现其功能尤其是文化的创新功能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样法，我们的生活、习性、言行无不受文化的塑造和制约。文化是整个社会有机体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文化是这个大系统中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研究教育就要把教育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样我们才能深刻地发现问题的实质。比如课堂教学中的“一言堂”现象，这就和我们民族大一统观念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关，和我们几千年来的专制文化有关。还有以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其深层的原因正是和我们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当然传统文化中许许多多优质的东西，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比如关心民瘼的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情怀，都对我们的教育产生着深远影响，都制约着我们的学科教材内容的选择。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传承、传播和选择功能上。
在学科内容的组织上，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传递、传播是教材最基础的内容，特别在人文学科上尤为突出，就是一般的科技学科，我们也应尽可能多地体现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而学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决定了它在内容的构成上，必须结合文化要求进行选择。其实在文化的传递、传播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真正的教育。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主要体现在学科教材内容的开放性、定向性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上。开放性要求我们要面向世界，对多元文化能兼收并蓄；选择的定向性，就要对繁冗芜杂的文化提取精华，去其糟粕；而提高受教育者文化的选择能力，则是教育文化选择功能的根本指向。在选择、传播的基础上，体现文化的创新功能则是学科建设体现文化功能的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所说的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实质上是通过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文化主体得以实现的。随着网络的发展，教育的传播功能不断淡化，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会更加突出，我们的学科文化建设必须注意这一动向。
一切教育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所以学科教学受其影响和制约，学科内容反映其要求是一种必然。当然学科课程还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制约因素，比如还受社会需求功能、社会生态功能的制约，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学科发展的历史追溯
我国早在夏商时代就有了学校设置，当时虽然没有完备的学科体系，但已经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设置教学内容。商代的教育内容就有思想政治、军事、礼乐、书数等教育内容。西周便推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孔子为培养有道德、有文化的从政君子，继承了西周六艺的教育传统，并进行调整、充实，作为其私学的主要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课程或者说学科。孔子所编写的教材有六种，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上六种教材，各有教育任务，对人的思想教育都有重要价值。《诗》教使人的态度温和，性情柔顺，为人敦厚朴实，而不至于是非不辨；《书》教使人上知自古以来的历史，通晓先王之理，而不至于乱作评论；《礼》教使人恭敬严肃，知道道德规范，而不至于做事没有节制；《乐》教使人心胸宽敞，品行善良，而不至于奢侈无度；《易》教使人知道人事的正邪吉凶，事物之理的精微，而不至于伤人害物；《春秋》之教使人知道交往用词得体，褒贬事物有原则，而不至于犯上作乱。”了解这些，对我们比较清晰地理解古人设科施教的目的是有帮助的。其后的战国和汉代教育，由于教育目的的不同，其学科的内容有所改变，比如汉代为了强化道德教育增加了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的教育，但其基本的学科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比如王充的“博通百家”的教育内容，其关键点是对各经的精通，并没有涉及其他的学科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主张士大夫教育，强调“德”与“艺”，并把其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德”主要继承儒家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内容的传统，认为树立仁义的信念是德育教育的重要任务，而实践仁义是德育的最终目的。“艺”的教育，他主张以广博的知识为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要的教育途径。“艺”的内容除了经史百家的书本知识外，还包括出身为士大夫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壶等。这些在生活中都有较大的意义。他还提出了士大夫应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的内容，这在当时无疑是较超前的。他从士大夫的经历和体会出发，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材——《颜氏家训》，应该说是很具有开创意义的。到了唐代，学科教育的内容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门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唐朝把儒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大经包括《礼记》和《左传》；中经包括《诗经》《周礼》和《礼仪》；小经包括《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习内容。看起来唐朝的学科教材分工更细了。
后代的学科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宋元蒙学教材的编订。说到这一点，我们要明确的是，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早在周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西汉时，以史游所编写的《急就篇》影响最大。
自东汉至隋代也编写了许多的蒙学教材。如汉代的《劝学》，东晋的《启蒙记》等。宋元时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蒙学教材的编写经验，出现了按照专题分类进行编写的现象，使蒙学教材的编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