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到喀什噶尔，当地的人们就立刻络绎不绝地来拜访我。我猜想每个来访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丈夫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中国道台衙门的官员来拜访我，但是我会见的只是杨大人，他是协台，即喀什噶尔旧城驻军的长官。
这位中国客人来访时，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他到秦尼巴克的阵势。一大群人护卫着他，这些人穿着极其古怪的礼服或军服。一大群当地男孩子在协台大人的队伍穿过巴扎时混进了这支队伍。他的轿子在秦尼巴克大院门口停了下来。有人早就向我丈夫通报了这位官员要来拜访的消息，他在大门口迎候这位中国官员。两人一见面，就开始作揖打千，互致问候。我当时心里想，这两个人似乎在弯膝的同时，尽力用右手在地面上拣什么东西！行礼毕，他们俩手牵着手向房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去。手牵手这种礼俗似乎是中国人用来专门向外国人表示友好的一种特殊方式。因为中国官员们互相见面时，并不这样做。我们的一些从英国来的客人感到这样做太令人局促不安了，但是我丈夫却对这些奇怪的礼俗心领神会，做得极为郑重、认真。而且在特殊的场合下，如果必须的话，他甚至向中国官员行礼磕头，这使我常常感到非常可笑。我丈夫把磕头这种礼俗一直保留了下来，主要在葬礼上用。当地的一位主要官员——喀什噶尔道台——去世时他就在葬礼上磕了头。这位道台大人生前是我丈夫的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丈夫在他的葬礼上磕头行大礼，主要是想表达他对这位朋友的怀念和尊敬之情。出殡的那一天，一口大红棺木停放在汉族人的墓地上，棺木上面放着一只硕大无比的纸做的鹳（这里作者把鹤当作了鹳，旧时人死，往往做一大纸鹤置于棺木之上，寓死者驾鹤而归之意。）。棺木停放在那里是等仪式结束后，就被送往中国内地。我丈夫在瑞典传教团的驻地加入了送殡的行列。那一天，他身穿全套礼服，绷得紧紧的，但看上去非常合身，很有气派。出殡队伍一看到他等在那里，就停了下来，死者的儿子作为主要的哭灵者，全身缟白，立刻跪在了棺材旁边，向我丈夫磕头行礼，我丈夫赶紧也跪下，向棺材磕头行礼。尽管路面上尘土很厚，他还是跪了下去，当着围观的一大群人恭恭敬敬地磕了头。由于他的礼服绷得紧紧的，几乎弯不下腰，他磕起头来很费劲，他只好把佩剑拿开，把礼帽拿在手中。他磕完头站起来，全身都沾满了灰尘，但他顾不上这些，立刻又加入到了送殡的队伍中。我和豪格伯格夫妇站在一旁，带着极大的兴趣观看着这一切，那个场面真是让人感到太有意思了。同时，我也有点担心，不知他磕头时那一身礼服能否经受得住这番折腾。
好了，我应该再回过头来讲讲协台大人来访时的情况。加法尔·阿里在前边引路，我丈夫和客人跟在后面，我们的仆人领班身穿大红镶金边的制服，头戴素白的缠头巾，高高地举着协台的大红拜帖。到了会客室门口，他极其庄重地大声宣布了来访者的姓名和官职。
有一天，正当我注视着这一切官场礼仪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可笑的事。在他们向会客室走去的途中，我丈夫和客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停了下来，走在前面的加法尔·阿里，不知道这两个人并没有跟着他，只顾向会客室走去，尔后又站在门口，大声通报了来访客人的姓名和官职，他的表情很严肃，但是发现门口只有他一个人时他的表情立刻变了，那一副惊讶的表情看上去真是滑稽极了，无法用言词来形容。他马上又跑了回去，找到被他丢掉的那两人，这一次，他小心翼翼，两只眼四下瞧着，一直注意着我丈夫和客人，以防他们再耍他一次。
杨大人是位非常令人倾倒的老者，他极有风度，礼数周到，也是我丈夫的老朋友。过去，他的夫人曾经招待过我丈夫，这一次他专程来向我们回访。在其他人眼中，我的礼数“还不到家”，中国人通常为我这样的人打圆场时说，“如此大礼怎么敢当”！
协台问我们，他可否带上夫人和千金来拜访我，于是我就定了一个请他们过来造访的日子，虽然定了日子，但我却不敢想象我怎么才能招待好她们。那一天，她们到来时，坐着轿子，乘着高头骡子拉的车，浩浩荡荡，气势非凡。而来访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我的预计，除了杨大人和他的夫人、小姐外，还有好几个女亲戚以及他们的子女都接受了我的邀请。自然而然的，他们每个人都有数个仆人和侍女陪着，黑压压的一大群。这些仆人和侍女都极力想涌进我们的客厅，看一看这里是个什么样，还想听听我们到底谈些什么。给我的印象是，中国人似乎不在乎他们谈话时周围有一大群人围着听。
这些夫人和小姐们都有一对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她们小心翼翼，艰难地走进了客厅，而且是由侍女们搀扶着走进来的。
当时，我感到局促不安，很是难为情，因为在这种场合，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况且我也不会讲汉语。
我的仆人给她们端上了茶，她们喝完茶后我就带上这些夫人、小姐们参观所有的房子，并打开卧室的橱柜和抽屉，请他们看我的衣服。她们看到我的英国衣服，非常感兴趣，并且高高兴兴地当场议论了起来。
杨协台的女儿是位只有十五岁的小姑娘，但看上去病得很厉害，似乎在受着疼痛的折磨。我丈夫问杨大人，他的姑娘得了什么病，他回答说，由于她的脚缠得太晚了，脚上的骨头都已长结实了，所以就有了病。有位英国医生给这位大人讲，如果不给这位小姐松开缠脚的那些东西，不让她到户外活动活动，姑娘就会染上肺结核。缠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缠脚，就没有人愿意娶他的女儿做妻子，因为脚太大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等于给姑娘判了死刑。这并不是有没有爱情的问题。他本人很愁，而且极想知道在这两者间到底该选择什么，两者都要让女儿受苦。现在在中国，女孩子们缠脚已经不再盛行了，这有多么好啊，但是在那时候，如果我们与汉族人争论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他们就会反过来问我们，他们的这个习俗比起我们英国女人穿束腰紧身衣的习俗来，到底有多少不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