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对清代历史，学界已有过若干“现代”、“后现代”的解释。不过，在钱穆先生看来，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因此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他们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清人当时对自己的行为是怎样考虑的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一月的乾隆皇帝便表述了自己的追求目标——继述祖志，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上谕：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表示，此非“邀誉近名”，以博臣民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
所谓“皇考圣训”，乃指雍正五年六月壬寅，世宗谕内阁：
朕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
这也可以说是皇考皇祖以来三代的理想。如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圣祖谕：
朕嚮意于三代。
但那时还只是虚说，而并没有付诸实施，不像乾隆初年，就打算实做了。而且，不仅是想超迈皇祖、皇父，更是打算直追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策试天下贡士赵青藜等，制曰：
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之盛治。……多士学有所得，则扬对先资，实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隐。朕将亲采择焉。
乾隆二年五月戊子，策试天下贡士何其睿等，制曰：
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为盛。而虞书……言民事莫重于农，敦本计也。……多士其各摅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乾隆三年二月丙午，首举经筵大典。直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讲毕，上曰：
自昔圣帝明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
这些都可以算作意图“回向三代”的例证之一。征诸乾隆初政的许多做法，岂不正是要把“复古”作为一个重大的追求目标？
中国文化传统原本奉前人为榜样，而不以未来为标的。在儒家思想里，一向有一个极大的题目，就是如何“回向三代”，回归古代“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乾隆初年的有关努力，正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一个重大实践。它意义深刻，既“传统”，又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在我看来。也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来得重要；它与其说是为了证实清人统治的“合法性”，不如说是在积极地确立清代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空言”为“实事”，其意义怎样说来都不过分。
但“回向三代”，却并非那么容易。在历史上，至少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尝试，一次是在汉代，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仅就主观原因来说，前一次可谓“貌合神离”，后一次却是“君相分立”。乾隆朝则过于突出皇帝个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职。皇帝的素质暨儒学素养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谓“君孤”的现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书尹继善面奉谕旨，曰：今当“上法”三代；但经一番阅历，才知其难。只有寄望“与诸臣交相儆戒”，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意谓希圣希天，有为者亦若是耳。由今观之，不但尧舜汤武，夐乎难追。即（汉）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见天下事，责人甚易，而自处则难。局外旁观甚易，而以身阅历则又难也。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续晫条奏三折，以为效法汉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谕：
若浮慕虚名，有意规仿，则效法汉唐，尚属虚假，而况于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愿改变初衷。
七月庚寅，复谕：初意于“养民”有所成效之后，即兴“教化”；它不是发展经济与地方建设，办几件事就可以令人满足的，朕之初意，俟养民之政渐次就绪，闾阎略有盈宁之象，则兴行教化，易俗移风，庶几可登上理。岂封疆大臣，能办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满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抚，天下之督抚。亦当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识见短浅，过自匪薄，徒沽名誉，徒邀嘉奖，为言官之所轻也。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谕：本朝政治清明，并无历代之弊（如女宠、宦官、权臣、强藩等），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英主”，设若将来遇到“庸常之主”，国是岂不“必致凌替”？——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回复三代”，建立“万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图”，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回向三代”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备于是矣。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举十八学士登瀛洲事，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曰：
卿等无痌房杜，顾朕弗逮唐太宗耳。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亦思孜孜日赞，少效交修之责。然限于才力，痌出房杜下，有负圣谕。
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他的“谋主”？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与汉代、宋代颇有不同，这次行动并非由臣下（或所谓名臣、名儒）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几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鄂（尔泰）党争一类的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而出于种种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后，就很少谈及“回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们将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事情已有了很大改变。
到乾隆后期，皇上更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不谈回复三代，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的两件大事。这样做也许有着他的原因，或是难言之隐；但当事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充分了解几乎就不可能）。当然，“回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这一件事的复杂性，也使他没什么好夸耀的。相比之下，“西师”和“南巡”却都可以说是成就显著（虽然在当时即招致了不少非议）。这真使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
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却不能否认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认它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否认其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否认其一“进”一“退”，二者都极富意义。
最后我们也许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宗皇帝为什么提起“回复三代”的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的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在其个人的内在性格和高傲气质之外？
显然，他从青年求学，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响，为此可以参阅他早年的文集《乐善堂集》，如《修道之谓教论》（“复三代之治”）、《治天下在得人论》、《唐总论》（“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等篇，皆可证明。
另一方面，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外在刺激的痕迹。吕留良曾说，“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均按诸天下后世之利，而“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别人夺取之心”；后世君相“********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乾隆皇帝也许恰是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动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迈前人，比历代都做得好”？而这一点，也是他的父皇，亲自上马批斗吕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就其统治“特性”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没有着另外的一面。于是乾隆“回向三代”终于也就成为了“昙花一现”。
就在“回复三代”的同时，朝廷从新振兴了儒学。改正了雍正时搀杂佛学的局面。如严饬僧人，甄别僧道，降低僧道待遇，等等。
皇上曾于《御批纲鉴》（卷39）批道：
“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学，……事杂言庞，尚足兴教化乎？”
为使思想能“定于一”，特提倡经学。乾隆元年三月，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著该部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
元年四月，以“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命广布御纂经书，谕：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道隆羲顼，学贯天人……而尤以经学为首重。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又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正学昌明，著作大备，……著直省抚藩诸臣，加意招募坊贾人等，听其刷印，通行鬻卖。
定生员试经解，对诸生中能通一经者，则加意栽培。
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五经乃政教之原，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训士子留心经学，上谕：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具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续纂《律吕正义后编》，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礼。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诏举保荐经学宿儒，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等“潜心经学者”，谕：
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称朕意焉。
《啸亭杂录》曰：上初即位，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纯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苞、任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
其最初目的，仍是“回向原典”，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压迫”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提倡”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嗣后，四库馆臣多为“反理学”之“考据派”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