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碎的思想，从信长这里发端，在这以前日本并没有这个异质的思想，即便是在战国时代，玉碎的例子也基本没有。
于是，战国的武士道得到了彻底的再编，武士道成了抽象之物。这有何重大意义呢？有日本学者认为，信长式的武士道，经过赤穗浪士一直到勤王志士。没有信长的武士道革命，就没有明治维新。
3. 杀主君被谴责是后世的理论
还是看看明智光秀的例子。
赖山阳的《日本外史》说：明智光秀召集主要的家臣，商谈大事，能为我献身吗？如果不赞成的话，就砍我的头。
家臣们当然是赞同光秀的谋反计划，因为光秀是誉满天下的诸侯。
但是史学家德富苏峰对此作了这样的评判：光秀是光秀、臣下是臣下。从后世的伦理来看的话，他们是在助纣为孽，他们是在作恶。
这里的“后世伦理”，就是指德川时代依据儒学理论武装的武士道伦理。
从后世的伦理来看，杀死主君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后世伦理认为，光秀与之相谈的光春、利三等五人，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必须全员切腹。所以在德川时代，明智光秀就是典型的谋反人的样本。
但是战国的武士不一样。光春、利三等五人重臣，他们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他们对光秀的计划表示赞同。
五人重臣当然知道谋反的恶，知道相当危险。光秀以下全员皆死的概率很大，如果还讲点是非善恶的话，至少要反对一下。但是他们对斩杀信长，没有一点是与非的议论。这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就是日本人的行动样式？或者就是山本七平“空气支配”的伦理？
4. 不存在永远惩罚的对象
那么，日本将棋里的“持子规则”，是否就是杀死主人可以再重用的思考模式再现呢？是否就是山本七平“空气支配”的伦理呢？如是这样，那么玉碎呢？那么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呢？将棋里为什么不折射不反映？如果说，日本战国时代的伦理遗风使得将棋规则改变，从而迎合了日本人的心情，那么，织田信长以后的武士道精神，二战时期的玉碎精神，为什么没有促使日本将棋再改变规则呢？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心情可以不迎合呢？
这就想起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面的一段话：
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日本战俘的这种转变，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先把每一件事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上，一旦失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纳另一条行动路线。
这也就是说，当为玉碎、为忠诚的对象变得不明确，或者这个对象干脆已经消失的情况下，那么日本人就会很快地放弃旧主选择新主。这也是战中的神风特攻队员，之所以能驾驶着“零式”战机，高喊天皇万岁的口号撞向敌舰，就是因为他们还明白自己为谁玉碎、为谁忠诚。但当占领军占领东京，脱下军装的日本人之所以不干像伊拉克式的炸弹自爆袭击事件，就在于那时的玉碎对象、忠诚对象已经变得模糊、变得不确定，或者干脆已经消失了。还为天皇吗？天皇已经走下了神坛，意味着旧主淡出视野，新主浮现。新主是谁？就是美国人。山姆大叔。那时日本的全体都是美国人的战俘，然后就发生了日本将棋里的“持子”情况——拥抱失败。全体日本人为原本是敌人的美国人效忠与服务。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势利、就是这样的易变。这样言之，日本人当然没有必要修改将棋规则了。因为培育这种风土与心情的文化土壤一点都没有变化。
日本将棋里的“持子规则”既然讲被对方吃掉子，对方可以再启用，那么转换思维的话，战死的敌方是否就是永远的敌人呢？日本人认为不是的，这里，他们引入佛教文化中怨亲平等的思想，认为不存在永远惩罚的对象。
所以，日本人也吊唁战死的敌人，这是从平安中期的朱雀上皇开始的。民族战争也是这样，如元兵战死者的亡灵日本人也吊唁。北条时宗在圆觉寺安置千体地藏尊，悼念敌方战死者的幽魂，日俄战争也是这样。东京都涩谷区神南，有历史上2.26反乱军指挥者被处刑的纪念地，并建立观音像，供花。明治十年的西南战争，如果从“********”的角度看，应该说西乡隆盛的确是革命队伍中的叛徒，新政权的绊脚石了，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才是历史。但20年后在上野公园出现了西乡的高大铜像，昔日对手胜海舟为其立下诗碑：“毁誉皆皮相，熟能察微旨？唯有精天在，千载存知己。”这也表明了日本人没有永远的敌人的心态。
即便是宗教战争也是这样，如岛原之乱后，岛津义久为了祭祀敌方的战死者，纠集了日向、大隅、萨摩，肥后的僧侣1000多人，面向岛原，建造55米高的卒都婆，并举行盛大的****。天草的代官铃木重成，在战乱之后，在所在地创建东向寺，为战死的教徒冥福。在西方文化里，宗教战争中的敌人是绝对不能救助的，更不用说追悼了，但佛教讲万善同归，日本人就把它放入了将棋文化中。
“无论胜者败者死后一律升天成佛”向来为日本人的生死观。然而对于会津“贼军****”，明治政府的民政局发出布告，一律不许收尸，收尸者同罪，几千尸体喂肥了野狗、硕鼠，城内外成为腐臭熏天的地狱图。有胆大者，收埋尸体，被巡逻队发现，不仅重掘坟墓，还被坐牢，活着的会津人1700余人被流放至寒乡冻壤的青森县下北半岛。
这就表明，在日本人那里，任何的尺度都是相对的，将棋“持子”实际上也是“相对”的，说不定哪一天日本人就杀了这个“持子”。
（七） 为什么日本人喜欢落樱？
1. 赏樱的本土感觉
成书于1300多年前的《日本书纪》里，有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细节：天皇泛舟行乐，忽有一瓣樱花飘落酒杯里。天皇顿生花情，令人作诗。别小看这小小的细节，它实际上就为日后日本人赏樱定下了品位和基调。
实际上，作为外来植物的梅花，着实也让日本奈良时期的贵族们风流了一阵，如《万叶集》中咏梅歌有118首，咏樱歌只有42首。后人在评价《万叶集》总体精神倾向时，干脆用了“忠怨尤霹雳，诚感唯梅花”的句子。
但这样的好景不是很长，或许梅花的傲霜斗雪的理性性格，不太适合郁郁葱葱、湿气颇重的岛国风土，或许梅花“犹有花枝俏”的感性气质不太适合阴郁幽玄、古拙本色的岛国之民。贵族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樱花，身份不太高贵、性格不太倔强的山野樱花，或许更适合在这块风土里自然成长，或许更适合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到了平安时期，樱花终于取代梅花的王位。《古今集》（905年）咏樱的数目远远超过了梅花，其中的名句有：“世间若无樱花艳，春心何处得长闲？”更有甚者，《古今集》编撰者之一的纪贯之，有一天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在采摘樱花，便一见生情，咏了和歌，交给那位女子的家人。
山樱遍野白云卷，雾底霞间闻芳芬。
多情最是依稀见，任是一瞥也动人。
樱花与春心、樱花与生情，这不仅是贵族们审美情绪的变化，更是本土意识的觉醒。日本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感觉，终于发现了表述自己感觉的本土的东西。
多少年后，日本俳句大诗人芭蕉有“京都有九万九千民众去看花”的名句。去看什么花呢？当然是去看樱花。庆长三年（1598年）的3月15日，难得有闲情逸趣的丰臣秀吉，领着秀赖、北政所等1300多名诸侯，在京都醍醐寺举行了盛大的“樱花宴”。这就是历史上以其豪奢华丽而著名的“醍醐花见”。这一“醍醐花见”，可以说开启了日本人每年一度赏樱观花的雅风和习俗。有日本学者称，这是“民众的日本文化的诞生”。
写过《清贫的思想》的日本学者中野孝次在谈到樱花时这样写道：“每当我浮想起樱花，心中便会涌现一股忧郁的醉意，同时耳际似乎响起充满伤感的女声合唱‘春光明媚隅田川’，或听到‘春夜楼台樱花宴’的歌声，此时此刻，我会感到无限悲伤。”
这或许就是本土感觉。
这或许就是日本式的感觉。
2. 樱花 稻谷 惜情 无常
这里留下一个问题。
日本人去看樱花，是看樱花盛开时的团团簇簇、轰轰烈烈、灼灼其华、幽幽其香吗？是。
但好像又不全是。
《古今集》里的60多首咏樱花的歌，只有一二首是赞美樱花盛开的，其他的都是写对落樱的惜情。这是为什么？这也是外国人所看不懂的地方。日本人常说，“花是樱花，人是武士”但为什么不是盛开的樱花而是落樱呢？
原来这里有日本人的文化心情。
樱花日语叫“さくら”，这个“さ”指向什么？原来是指向稻田神，这个“くら”表示什么？原来是表示场所。这样，“さくら”的完整意思就是稻田神在这个地方。所以，樱之花美不美在以前根本不是问题的视野，樱之花只是稻田神的象征，表明稻田神在这个地方。樱花盛开表明稻谷收成好；樱花谢了，表明稻谷收成结束。这样来看当然是不希望樱花谢，当然不希望稻谷收成不好。哪怕樱花的盛开能延长一天也是莫大的喜悦。这是赏樱的日本人心情，也是文学以前的心情。但是抵抗不住的是，樱花还是谢了，而且还谢得那样的快。于是从心愿上想让樱花常开的日本人，生出了惋惜之情，文学也生出了惜樱之情，还是谢了、还是谢了。
这样来看的话，每年的四月，日本人倾巢出动，浩浩荡荡，在成排的樱花树下席地而坐，或浅酌高谈、或怅然凝视。他们并不急于返回，而是耐心十足地等待着什么？等待什么呢？
月亮升起来了，周围灯火摇曳，美色朦胧，一阵晚风吹来，一团团、一簇簇，落樱坠地，无声无息，缤缤纷纷，像漫舞的飞雪。头上、脸上、衣服上，甚至头颈里，酒杯里都是雪白一片。啊，落樱了，美丽的樱花，轰轰烈烈地盛开，又轰轰烈烈地凋谢了。这时，一种忧伤，一种莫名的忧伤，仿佛从樱花树的每个枝杈里渗透出来，在朦胧的月光下，给人一种无常。
落樱，这就是落樱。日本人打着纸灯笼，望着夜空中满天飞舞的花瓣，喃喃自语。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其著名的散文《四季的心》一文中，也用苍凉的笔触描写过落樱：
一鸟居前的独木桥，都被樱花所簇拥，树上的樱花不断地落下树梢。飘落在神社长满绿青的房顶上的樱花分外娇艳，从深檐阴影的黑暗中，连绵不断地穿落而下，叫人难以舍弃，就如同金箔从全景灿熳的描金屏风上剥落下来一般。一种可怕的失落感，这就是春天，这就是樱花。如果这就是日本之诗，那么，我感到我生在了一个可怕的国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