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说：“此即日人所译为‘过激派’者，而日本研究社会主义之学者，则以此种新造名词为杜撰，且指为‘故意的曲解’。偶见我国某报之评论，竟又将‘过激’两字，如八股破题，加以咬嚼，谓‘激而曰过’，又曰‘激已不可，而况过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何等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这两本书，想来当年毛泽东是极可能读到过的。
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做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以及邵飘萍的教导，有直接的关系。这表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以下一系列活动：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周刊，自己撰稿，当编辑，做校对，跑印刷厂；《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主编《新湖南》周刊；又被封后，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大公报》接连投稿。驱张运动时，无法利用长沙的报纸，直接向京、沪报纸投寄文稿，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湖南自治运动时，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同湖南《大公报》的负责人结成同盟军，在该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约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做记录，记录稿随即在报纸发表。从事工人运动时，湖南《大公报》仍一直是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要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而且终生不忘其人。这里须要一说毛泽东同蔡元培的关系。毛认识蔡，当年渊源于教师杨昌济。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蔡元培在德国留学，他们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当时就有交往。杨在第一师范学校讲授伦理学，用的课本即蔡自日文翻译的德国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
大家知道，这本书曾对毛泽东发生过很大影响。1918年春，杨受蔡之聘到北大教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是发起人之一。毛泽东到北京后，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个小职员，就直接认识蔡元培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毛同新民学会的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名流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除开新闻学研究会外，毛还参加过北大哲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哲学研究会为杨昌济、胡适等发起，蔡元培是该会领导人，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毛泽东在会中曾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由李大钊的介绍，毛泽东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曾热衷过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对该会倡办的工读互助团，很是赞赏，具名领衔发起。毛当年也曾热衷于工读生活，有过这方面的理想。杨昌济于192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后，毛泽东为杨家操办丧事，蔡元培给予杨的遗孤极大关注，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具名的讣告启事，为“其遗属谋集资以裨生活”，毛泽东列名其中。蔡还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联名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资助遗孤，以便家属扶枢返乡安葬。毛泽东在长沙举办文化书社等事业和革命活动时，杨昌济的夫人曾慨然献出这笔赙金，供她的女婿做活动的经费。”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来湘讲演。毛泽东曾为湖南《大公报》担任讲演的记录。蔡元培一共讲了12次之多，其中有两篇是毛泽东记录的，都在报上刊登，署名“蔡孑民讲，毛泽东记”。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美术的价值》。蔡认为得到美术的陶融，或养成一种高尚活泼的人生观。其价值在复杂而统一，如人体之美；可改造自然；感情的具体表现，如伯牙抚琴，可以通志；能提高科学研究的兴味，如光线之美之于光学；可以代替宗教。《对于学生的希望》，是鼓励学生继承五四精神，走向社会，并结合群众运动的。最后说：“吾在教育界当差二十多年了，吾从没有反对过学生，吾只希望学生能有各方面的了解和觉悟，事事为有意识有计划的进行，就好极了。”
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极力支持，并应聘为名誉校董。收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之后，“欢喜得了不得”！立即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长文，发表于《新教育》第5卷第1期。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蔡元培曾迅即进行营救，联合几位知名人士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要求保释。何得电后，即将杨枪杀，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1936年下半年，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发展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书。毛泽东于9月22日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信的开头即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信尾这样动情地说道：“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蔡元培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民主人士，“九一八”后，坚决主张抗日。为反对屠杀和营救革命志士，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9年居香港时，曾仔细阅读《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撰写札记。
1940年2月间，由毛泽东等发起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上，蔡元培都被推为名誉主席团。同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特向其家属致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1962年春，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中央举行的招待会，陈毅特领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洞庭湖的闸门开了”
1919年2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20天，经常到南市斜桥湖南会馆去看望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种种情况。亲自到码头送第一批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们之后，便回到湖南来了。那时，湖南是北洋军阀张敬尧的屠场，湖南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湖南还是一个极为闭塞的内地。湖南有许多事情要办，首先是需要去打好新民学会的基础；去团结革命青年和社会上的有志人士，向压榨湖南人民的张敬尧作斗争。
1919年4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他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还特别谈到所知悉的十月革命的情形和北京进步青年的种种活动。他要大家注意时局的发展，关心俄国和各国的革命情况，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为了工作方便和维持生活，他住到地点适中的修业小学，学会会员周世钊在这里主持校务。他在高小部每周教六小时的历史课，所得工资只够吃饭。他仍继续组织湖南有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同时进一步与社会上各方面不满现实的人往来，交换对时局的意见。除开各学校的进步青年外，他接触了更多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因为这时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已离开学校到教育界工作，新闻界的人对时局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同教育界一样，对张敬尧的压迫也是历来极为不满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期间，全世界经历着大分化、大动荡，中国也经历着大分化和大动荡。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和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从1917年末到1919年间，欧洲的芬兰、德国、奥地利、捷克等国无产阶级，都曾先后举行总罢工、武装起义，一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以及美国、拉丁美洲和日本、印度等国，罢工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之下，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给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世界各地革命运动的消息，当时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反映。中华民族则正面临着极可怕的命运和空前的新生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扩大对华侵略，在中国的经济势力一跃而与当时在经济势力上居首位的英国不相上下，北京政府则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中；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空前觉醒起来，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日本开设的工厂猛增，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成长起来，这就使得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有了前所未有的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回到湖南的时候，正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夜。他曾这样概括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心情：“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开会期间，全中国的爱国人民注视着和会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争执，要求取消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帝国主义在欧战中趁火打劫夺去的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坚决反对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北京、上海和各地报刊舆论，迅速地广泛地传播着人民的这种呼声。
巴黎和会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到1919年4月间，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基本上分赃完毕；中国不但没有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任何权益，日本以武力夺得的山东权利反而被和会肯定了。中国是所谓“战胜国”之一，而所得结果同战败国无异。全国人民陷入极大失望和极端痛苦之中。
昏庸腐败的北京军阀政府对于巴黎和会束手无策，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同时，却加意防范人民的不满，首先是防范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的不满。
湖南人心同样极为愤慨，特别是青年学生最受震动，他们的课堂原来就是极不平静的。张敬尧挪移教育经费，用作军饷，兼饱私囊，各公立学校无不借债度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驻有军队的一些学校，退缩一隅之地，教员、学生出入都要受盘查，时常受到“北兵”的侮辱。他们就再也不能平静地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