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是湖南溆浦人。父亲为当地富商，只望子女求学深造，“破产弗惜”。四个儿子先后出国留学。她幼年跟父兄识字。大哥向先钺留学日本，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她12岁来到常德大哥家时，就看《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报》等，喜读《木兰辞》。1914年入周南女校时，将自己的名字“俊贤”改为“警予”，取“警钟长鸣”之意，以此督促自己不断进取。在校与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同学，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领导同学反对袁世凯卖国，登台演说，声泪俱下。她在1915年写的文章《湖南地形记》中这样说道：“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咽呜，灵均已渺。今日何日，所不悲耶？然而物极必反，异日者，恶知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也。”在校时就怀有教育救国的抱负。1916年毕业前夕，注意考察社会教育状况，参观城区国民学校时，即发表“天下事之璀璨光明者，当自吾辈创造之”的感想。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创办溆浦女校；反对女子缠足、穿耳等封建恶习，向学生灌输新思想，师生亲如家人。这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后来有许多人参加了革命。五四运动时，她来到长沙，1919年下半年加入新民学会，即同蔡畅等发起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时，她一面做工，一面努力学习，不久便能直接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她与蔡和森等一起，在法国进行革命活动。回国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在党的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她共撰写了40多篇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这个期间，她大力开展上海的女工运动，曾领导1924年上海丝厂、烟厂的女工同盟罢工。1925年冬，被派到莫斯科学习。1927年4月回国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同陈独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后即留在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委工作。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她坚决留在武汉，负责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一个著名的群众领袖转入地下，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她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持党同工人、学生群众的联系。由于叛徒出卖，1928年春，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在法庭上，向警予先是用中文而后用流利的法语严词责问法官：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力来审问中国的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民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的信仰自由呢？法官被问得哑口无言，没有立即把向警予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宣传攻势，在报上大造谣言，说法国领事受了共产党的贿赂，包庇共产党员，并且组织流氓大吵大闹。后来法国政府撤换了汉口的法国领事，于4月12日把向警予引渡给武汉警备司令部。她经受了各种严刑拷打，威武不屈，在狱中组织难友，坚持斗争。敌人选择5月1日杀害向警予。在去刑场的路上，敌人的殴打也不能中断她向群众演说，高呼口号。她的英勇就义，震动了武汉三镇，震动了全中国。
新民学会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是1918年4月14日（一个星期日），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片废墟，现已按原貌恢复，建成纪念馆。在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时，笔者去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和学术讨论会。
关于学会的缘起，我们还是看毛本人的说明（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远在1915年和1916年，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好友，在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尤好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毛作了这样一种概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学会最初拟定的学会名称为“新学会”，萧主张用“新民会”，商定结果，将毛、萧意见合一，正式定名为“新民学会”。“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上“作新民”的意思；谭嗣同、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尤其梁启超《新民说》的深远影响这时并未消失。“新民”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新的意义。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育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学会成立之初共有29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外，都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成立会的这一天，讨论了由毛泽东、邹彝鼎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们绝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一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开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极力反对的。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大家一起聚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展。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6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30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1918年7月26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予蔡，蔡于7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翟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的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中看到，像19世纪40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做会务之后盾，三也。”罗学瓒后来参加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是学的教育，到法国后曾从事华工教育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润兄7月26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特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1.遇；2.访；3.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这种“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泽东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蔡的信中接着说：“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1921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泽东的这种理想，才终于实现。
为了向外发展，当时学会中许多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长沙。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特别是湖南青年不满现状、思想激进的很多，毛泽东认为长沙是学会最重要的基地，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学会中的骨干何叔衡、陈章甫等再到外面去，这样，学会就可能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后来他们都终于留下来，同毛一起在湖南活动。蔡和森是很赞成毛这种深谋远虑的。他在复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话说：“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他也不同意陈章甫再去日本，以为留在长沙的学会同志，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他觉得他们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长期打算的以长沙为基地的组织准备，五四运动时期，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之下，长沙和湖南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且最后获得驱张运动的胜利。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不赞成从外国资产阶级模仿来的那一套学校教育，而主张自由研究、自学为主。关于到外国留学，是否要进学校，他也有很多疑问。为“求得世界的学问”，他当时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有计划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在国内组织一个类似后来实现了的自修大学这样的团体，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蔡对此极表赞同。7月24日的复信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之兄是一致的）：“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之后在8月27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