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于1930年从苏联学习回国，留在上海工作。当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1931年，他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先后在上海和湖南被捕，大女婿在长沙被敌人杀害。同年，党决定让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检察部部长，1932年代理内务部部长和最高法庭主席。由于抵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些错误做法，纠正一些冤假错案，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一直受打击排斥。1934年12月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撤出江西向福建转移时，与瞿秋白、邓子恢等被敌人包围；他已年过60，在路上走不动了，坚决不做俘虏，在闽西长汀县水口附近，跳崖殉难！
陈昌（1894—1930）号章甫，湖南浏阳人。他也是新民学会组织者之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湖南地区最早的建党工作。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喜欢站在窗口，面对满山茶园树林，旁若无人地练习讲演。1911年考入第一师范，读书更加勤奋。他生活朴素，作风严谨，见义勇为，上进心切。常对人说：“赴义恐后，争利莫先”；“义者，世之谊也”；“为人要以事为目的，不要以钱为目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不能天生聪明也，发奋就聪明。人一知之，吾十可知也；人十知之，吾百可知也。”他读书勤思考，勤笔记，有时详加摘抄，尤于讲演练习，持之以恒，经年不辍。人们回忆中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演说天才。他长于说理，声音又特别洪亮，曾任一师学友会的雄辩部长。1915年毕业后，来到长沙县的五美高小任地理教师。他忧虑国家四分五裂、百孔千疮、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局面，在课堂上对学生着重爱国主义教育。他把地图挂出来，指着中国的版图，对学生说：“这就是我们的祖国，雄踞亚洲之东南，土地辽阔膏腴，罕有能比，诚世界大国也。然自清末以来，外交失败，丧权割地，时有所闻。东三省已在日人势力范围，他若旅大割，我国失华东之第一军港；香港让，我国丢欧亚要冲之商场。环顾中原，强邻虎视，非独撤我藩篱，近且蚕食腹地，势必裂而吞之不已。诸生睹此，能不痛心？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慰先烈，雪国耻，愿与诸生共勉之。”他这种充满爱国热情的讲解，遭到学校当局的反对和指责，使他待不下去，于1917年回到长沙，到一师附小任教。他积极参加毛泽东倡导的各项活动，如组织新民学会等。1922年，受毛泽东的派遣，他和夏明翰等到浏阳西乡金江小学，从事一段时期的教学。湖南工人运动开始后，他是领导骨干之一。在罢工运动的各种场合中，他常是主要的宣传鼓动员。他的住所，是工运工作的一个联络站。1926年，党派他到水口山铅锌矿工作，任工会主任。他发动工人，恢复工会，整顿组织，成立工人纠察队，举办工人师训班，带领工人讲演队下乡，推动农民运动，发展农会组织。1927年五一劳动节，在水口山召开有两万多农协会员参加的大会，以革命法庭的名义，宣判了两个恶霸的死刑。接着，还缴了矿警队的枪支，用来武装工人群众。1927年8月，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家乡浏阳隐蔽了一个时期，以教私塾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1929年冬去上海，被派去湘西贺龙部队工作，途经澧县时被捕，押回长沙，经过严刑拷打，没有任何口供。1930年2月在长沙就义，临刑时，他还作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
罗学瓒（1894—1935），湘潭株洲人。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跟毛泽东同班。他身材矮小，语言重浊，性格纯朴，待人宽厚。他的恳切踏实的作风、认真学习的精神，也是为全班同学所敬重的。他也好作诗词。现在留存下来的三首五言古体诗，真是诗如其人，读者似乎还能触到那一颗燃烧着的心。在学校时作的《咏怀》云：“不患不能柔，唯患不能刚；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夫富贵，赤胆为将来。”这种胸襟完全为他后来的革命实践所证实。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后，他将许多见闻写成通讯寄回国内，发表在长沙的报纸上，对湖南青年继续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起了鼓励的作用。他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工厂学做电工，感到劳动的真正愉快，写信给毛泽东说：“近数年来的生活，以在此地为最好。托尔斯泰说，人由劳动所得的生活，为最快乐，不诬也。”还有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专门谈思想方法问题，他非常反对主观、片面地观察问题的形式主义方法，而赞成合乎逻辑学的思维方法。这些观点是完全符合辩证法精神的。信中这样批评“中国人求学的四种迷惑”：“第一宗错误，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军国主义的，就说法国人爱和平、不振作为不正当。又如见中国的小事小物或有一点比外国略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又譬如勤工俭学同志，自己想做的工作不能找得，遂说勤工俭学不行。这可以叫做‘感情迷’。第二宗错误，就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挪一部分推断全体。譬如见一个法国人龌龊，就一口说定法国人不爱清洁；见一个怠惰的法国人，就说法国人都懒惰。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是危险。我看连托尔斯泰之反对工业，无政府党之倡废金钱、废商贾说，都是这种观察之误。这可叫做‘部分迷’。第三宗错误，就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譬如勤工俭学的人，当时法华教育会找不到工做，遂说勤工俭学做不到并不能发展。又如见工人罢工，一时混乱，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效力。这正如康有为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是不能行共和之证一样。像这样的观察，可以叫做‘一时迷’。第四宗错误，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又如主张礼教好的，见法国人活泼、好自由，遂说法国人不如中国人的文明。又如以前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好，中国的道德比欧洲强，也不从各方面去比较是不是真的，于是开口就说西人无道德（其实西人的道德比中国人强多了）。像这类的考察，可以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这四种迷惑，无论何人，总有舍不掉的。连我自己，也免不掉的。这真是思想界混乱的原因。总而言之，中国人大多数还是没有科学的头脑。我从前不信学哲学要从数学入手，到如今才懂得这句话是不错的，才知伦理学为一切科学之科学的道理。”毛泽东非常赞赏他的这种辩证观点，回信说：“四种迷，说得最为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据此谈到自己的亲身体会，而且反省了自己的一些缺点：“四者通是犯了伦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剧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像你所说的那些例子，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现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相信。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时常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在1921年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罗学瓒组织过长沙最初的人力车工人的罢工。一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仍在长沙做工运工作。据说，他是l935年在浙江白区工作时牺牲的。
张昆弟（1894—1932）幼年在家乡益阳龙州小学读书时，就喜好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后因家境困难，升不起学，在家种过田。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在校时，思想、抱负、治学和生活各方面，也都是同毛泽东等志同道合的。他的功课、品德，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因进行革命活动，1921年与蔡和森等同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回国后，即由北京党的组织派为铁路工作特派员，曾参加领导“二七”罢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仍在北方做工人工作。1928年，红军第五军团成立后，他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同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由于夏曦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1932年于洪湖地区被杀害。时任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
张昆弟家中保留一本他的1917年7月31日起至10月2日止的日记，这本薄薄的日记，内容是很丰富的。这年的暑假，他回家住在一所寺庙中读书。日记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段地摘抄所喜的书文。其中有《庄子》、王船山的史论、《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等，有的还夹有评论。例如批判《仁学》提倡宗教、麻醉人民，他认为宗教是世间极不平等、不自由、不自主的障碍物。
二、常到“板仓杨寓”聆教，记杨昌济讲“达化斋读书录”。
三、读书心得，各种感怀。如8月6日记：“凡事之来，须明乎自己之地位，与对面人之地位。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养成辨别是非之真识力，非吾人今日所更宜注意乎。”8月8日记：“勤勉者，天才之代用品也。天才不可靠，勤勉可靠。世人之有所成就者，无不自刻苦中来。”8月12日记：“凡一切沽名钓誉，取世俗之好之学，皆可置之；凡一切有益于己、利于国、利于人类全体之学，尽力求之。”9月12日记：“每读友人日记，令人愧惭交集。何人之日异而月不同，道德学问，蒸蒸有生气向上之势；而吾则不见其进，若或有退焉。振汝筋骨，奋汝雄心，冲决汝一切魔障，向前追进，大呼无畏，大呼猛进，为汝作先锋队焉。”
四、对时局和人民生活的关心。有6天的日记评述了当时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张勋复辟等国内外大事。8月7日写道：“近日水势日涨，各县堤垸溃决者甚多……农民终岁勤劳，所望者在此，今以天灾无情，空劳终岁，母号子哭，情终难堪，吾不知政府诸公亦念及否？无徒今日责民纳税，明日劝民输捐。”9日写道：“遇农人无不面目憔悴，有忧色焉。余对之亦不觉心为之伤。”10日又写道：“晚饭后，熊君来，闲谈甚久，多念农民之言。”
其他所记的，尚有前面已加引述的同蔡和森、毛泽东等一起“游山论道”的生活，以及自己如何锻炼体格，“与大风雨战数十分钟”，“后山露宿”等。
读了这本薄薄的日记，一位忧国忧时、热爱人民、刻苦律己、追求真理的24岁的青年，宛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本日记，不啻一面镜子，可以反映这一群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的民族精英的精神面貌。
第一批参加新民学会的女会员向警予（1895—1928），当时就是中国先进妇女中的佼佼者。她对学会的领袖毛泽东最佩服，毛也很敬重她，以学会中有这样进步的女同志为光荣，还称赞过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创始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载有他们两人通信各一封。向警予的信是1920年6月2日从法国寄出的，这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开展自治运动。她在信中欣喜地写道：“到法后，联接好音，知在国内积极活动，湘事大有可望。”她转达了蔡和森的意见，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留湘两年”，在湖南打好学会的基础。又谈到她自己离开溆浦之后，急求前进的心情：“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餍予之所欲，奈何？计唯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毛泽东11月25日复信中，这样谈到学会的根本主张和自己的打算：“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鉴于妇女解放之不易、妇女人才的缺乏，信中特别提出这样的希望：“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外出，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向警予常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要他们向毛泽东请教。1920年2月，给她的侄女写信说：“现在正是掀天揭地社会大革命的时代，正需要一班有志青年实际从事。世界潮流、社会问题，都可于报章杂志中求之，有志愿改造社会的人，不可以不注意浏览。毛泽东、陶毅（陶也是第一批女会员）这一流先生们，是我的同志，是改造社会的健将。我希望你常在他们跟前请教。”
向警予是和蔡和森一家一起去法国的。1920年1月间，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中，蔡终于说服了她，抛弃原来教育救国的幻想，而倾向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她在法国短短几个月，就读了《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著作。向警予和蔡和森在法国结婚时，曾发表“向蔡同盟”的宣言。这种以革命思想为基础的爱情结合，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工作时，他们两家住在一起。向警予协助毛泽东做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开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两家人，“像一家人那样共同生活，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称她为大嫂。”
